秦晖:与黑暗擦肩而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71 次 更新时间:2018-12-09 23: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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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进入专栏)  

  

   应该说,有些事情对我一生的影响非常大。如果这些个门槛迈不过去,或者迈错了,就不会是现在的我了。

   比方说,我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先天性青光眼,当时在全国来说这种病都是很难治好的。我的右眼在出生之后就是失明的,左眼也非常危险,我出生十几天,母亲抱着我到处求医,在广西看不好,后来又到湖南去,当时中国有很有名的眼科医学中心就是湖南湘雅医院,那里的医生说,这么小的孩子动手术很危险,建议维持一段时间,长大了再动手术。

   回到广西之后发现维持不了,我眼睛的情况一直在恶化。母亲带着襁褓中的我又跑了很多地方,包括同仁医院、中苏友好医院等等。后来在上海的汾阳路医院,那里当时也是中国最好的眼科医院之一,我小小年纪便做了眼科手术。

   我到现在还保留着当时的病例,病例记载就如同一篇学术论文,有分析、有建议、有参考文献以及援引的案例。一个甲子过去了,我每次做眼科检查,医生都说这个手术即便放在现在也不容易做。当时如果不做,或者动坏了,也许我就永远生活在黑暗当中了,可以说我是一出生就和黑暗擦肩而过。

   虽然动了手术,但我还是留有先天性青光眼造成的视神经萎缩,直到现在我的视力还是很差,右眼失明,左眼只有0.2的视力。包括我在农村插队一待就是九年,也跟我的视力有关,因为招工的机会对于我来说可以说没有,体检总是不合格。

   后来我考研究生,我的导师赵俪生先生因为我的视力做了很多的工作,学校有人看了我的体检报告,就觉得凭这一项就应该把我刷下去,从事文字工作怎能离得了眼睛,没有人确定我这种视力能够维持多久,这么宝贵的名额不能白瞎了。

   赵俪生先生说:“如果不招秦晖,我就一个都不招了。”后来我的师兄都说:“幸亏招了你,否则我们都没戏了。”是赵先生把我领进学术殿堂,这是对我后来影响很大的一个关键之坎。

   考研之前我没有受到过多少课堂教育,1969年初中毕业就下乡插队,一直到1978年。不过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当时在广西教育厅工作,家中的藏书也很多,父母亲工作中的各种教科书我都拿来当课外书阅读。南宁新华书店里我是常客,可以几个小时站着看书,没带钱都可以先把书拿回去。

   另外在农村那几年,我也学到了不少人生经验。我经常开玩笑说我在农村读的是“早稻田大学”。插队的时候,陆续有人被招工招干离开,我从当年插队时最小知青之一变成了最老的。

   当地一些关心我的人就劝我办病退算了。但是那时候不但我下乡了,父母也被下放到农村去了,我退都没有地方退,如果家在城里,也许真就办病退了,那样我的人生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又如果我小学、中学、大学一直读下来,也不可能形成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这种感悟。

   在农村一下子待九年绝对不是我的愿望,不是为了当什么知青标兵,个人在那个年月是没有选择的。我在农村的时候跟当地的农民关系都不错,老乡们都认为“老秦”是个好人。我干活卖力,生活上唯恐不“农民化”,但是他们认为我不太适合在农村干活。道理挺简单,因为我只有一只眼睛0.2的视力,看东西没有立体感,四肢不太协调。在山里走路总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容易摔跤。他们后来也很照顾我,一有招工的指标就给我,但因为体检的原因一直没有成功。

   其实我虽然待的时间那么长,也能够讲壮语,但是与老乡们还是有些隔膜,并不是我有什么身份感或者清高之类的,可能是我们这种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太中规中矩。那时知青中颇有些玩世不恭的人,私下里对村民极为不屑,一口一个“波佬”、“寡佬”,——两广俗语中的乡巴佬、蠢货之意,很是嫌弃,但他们与村民却可以称兄道弟,厮混得烂熟。

   老乡们田间地头免不了开开“下流玩笑”解解乏,我就不会融入其中插科打诨。老乡们平时闲聊免不了张家长李家短,我则往往兴味索然接不住话。好像我是在“表面”没有进入“本质”。我想老乡倒不认为我假,但是会感觉我不亲,当然他们会认为我是个好人。

   有一次我都被招走了,但是又因为体检不合格被退了回去。知青们都为我愤愤不平,还跑到县委书记那里去请愿,质问他们怎么能这样干呢?后来还是我息事宁人,说:“既然他们不愿要我,我也懒得去。”我虽然也很想当工人,但人都是有自尊的嘛,我也不愿求着他们要我。

   在生产队里,差不多所有的技术活我都干过。我曾经干过三年的生产队卫生员,也就是今天人们讲的所谓的“赤脚医生”。曾经有一种关于合作医疗的神话,我对这个事情是很有发言权的,我知道当时的合作医疗是怎么回事——无论是招工还是招生,乃至任何一种有实际利益的情况,实际上既不是按照业绩标准,也不是按照政治标准,而是按照权力标准。

   拿当卫生员的例子来说,在没有任何待遇的情况下是我当的,后来生产队的卫生员有了一些补贴之后,人家很快就不要我了,而是换了一个跟生产队长有亲戚关系的人。

   在插队的最后三年我已经随和多了。那时我几次被借调到县文化局去搞乡土文艺创作,与文化馆的专业创作人员合作为本县专业、业余文艺团体编写壮剧、彩调、民歌等演出脚本。由此我对乡土文化、主要是当地壮族土著文艺形式如壮剧、师公戏、腰脚韵壮诗与山歌发生浓厚兴趣。真正的乡土文化总是具有浓厚的感官色彩,所谓“郑声淫”是也。过去我对这些“黄色山歌”什么的向来敬而远之,但有了“采风”的经历这无疑明显拉近了我与乡村世俗生活的距离。

   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我有了一个类似于人类学调查的机会。这几年我学会了不少“酸曲黄调”,对壮族民俗与乡土文化的知识大有进步,用当时的套话讲,也“密切了群众关系”。但是正如再执着于“参与式观察”的文化人类学家也不能成为“真正的土著”一样,我的“采风”兴趣实际上还是一种认知兴趣而非真正的文化认同。后来县文化局打算把留下我来,也是因为招干指标的问题没成。

   1977年恢复高考。我当时在我们县里是文科第一名,但是仍然没有录取。这一年研究生和本科生是同时招的。我报考了兰大的研究生。考研究生当时在县里说起来是个稀奇事,总共才有十几个人报考,都是“文革”以前上过大学的或者是“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大概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读过大学,但是后来考上的也只有我一个。

   在这之前,我跟赵俪生先生通过信,给他寄过一些文章。赵先生很热心,为我做了很多工作。到了兰大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在走考据的路子。记得我在兰大最初写的几篇文章在历史系就被传言不是我写的,而是我爸妈代写的。因为那几篇文章在他们看来不像是同龄人写的文章,引证特别多,而我爸妈又都是学历史的,都在大学里工作。

   那时候我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以发现希见史料为快事。当时图书馆的管理还不像现在这么严格,什么善本书、珍本、奇本都可以借到。图书馆里的老馆员都是学问很大的老先生,跟学界联系也很多,他们在“文革”期间很少碰到去看书的人,现在看到有人去借书,都非常热情,非常愿意给借书的人提供各种各样的方便,不像现在的图书管理员,你去借书的时候总是冷冰冰的样子,希望你不来最好。

   当时的研究生比较少,我们可以跑到外地去查资料,路费、复印费都可以报销。找一个比较便宜的小旅馆,就可以在当地的图书馆泡上一两个月。有一次我到上海图书馆去查资料,拿了导师给当时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的介绍信,顾先生当时正在生病,没有见到他,我便把导师的信请馆里的工作人员转交。

   可能是因为导师的面子,顾先生打过招呼,善本部主任也是一位老先生,非常热情,他给我办了食堂的饭票,甚至在八小时之外,他们把我锁在善本部里面让我任意看书。

   那时的善本目录也不像现在,都是开放的,整理得非常好。由于经常泡各大图书馆的善本部,我跟老先生们关系都很不错。但是也出过事情,有一次我在北京图书馆的善本部做笔记的时候,不小心把一滴墨水滴到了书上,结果引得一位老先生大发雷霆。

   对我这种在一个地方钻得比较深的方式,赵先生点拨说我:“你用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怕你的格局不够大。”先生是担心我走“乾嘉学派”重考据的治学路数,让我眼界不要太狭窄,不要钻牛角尖,要有大格局大视角。

   赵先生觉得我们插队的这一代人不管搞什么专业,对于社会还是比较敏感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接地气”。因为我们的经历跟社会变迁一直是紧密联系的,当时我跟赵先生所学的专业———农民战争史、土地制度史———本身也是跟社会紧密关联的。

   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到了陕西师大去教书,利用寒暑假的函授教育跑了陕西很多地方,查阅了大量的地方档案,我虽然没有直接谈现实问题,然而在历史研究中我是有时代关怀的。1995年我到了清华,一边在人文学院教课,同时也负责清华学生的社会实践工作。从1995年到1997年,通过学生搞社会实践,我也做了一些调查。

   我们曾经通过清华团委,把学生家长的通信地址都调出来,然后跟两千多名学生家长建立了联系,到了暑假的时候,我们就设计一些问题让学生带回去,让家长填。当然,没有经过社会学的专门训练,有效问卷并不是很多,不过还是可以反映出一些真实情况的。

   清华历来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是很重视非学术的名誉,所以清华的特长生历来都招很多。当时在搞学生社会实践比赛,清华领导很在乎拿名次。既然是比赛,当然就有项目,我负责组织了几次,也都拿了名次,有一次是第一,有一次和别的学校并列第二。这些调查就不只是发问卷那么简单了,而是让学生在培训后入村入户实地调查。这一段时间里,我也收集了很多关于农村的实证材料。

   从此便形成了打通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治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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