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权力作为利益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87 次 更新时间:2018-11-30 13:5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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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社会发展有赖于基本人性而非其他》(2018-10-27)一文中说,人性中追求和占有利益的欲望(自私心)与行为(劳动),是构成所有社会形态的最基本、最直接的社会推力。这句话里其实是隐含着一种价值判断的,即:劳动而非其他什么东西是人的利益来源。“找工作”、“就业”之类的事情之所以常常成为舆论焦点,甚至成为衡量国家政治经济生态的重要指标,就是因为对于个体来说,工作即劳动是其获取物质利益的唯一合法手段;对于国家来说,就业即让人民享受能够以劳动换取利益的权利是解决人民生存问题的头等大事。

  

   然而这只是正常社会的正常情形,或者说只是我们所期望的情形,社会生活的实际运行要比这复杂得多也幽暗得多。譬如,你就没有办法保证人的欲望(自私心)和行为(劳动)都是正当的——偷盗、抢劫、敲诈勒索也可以获得利益,然而这种获取是正当的吗?显然是不正当的。同理,一个农民工工作八小时换取几十元报酬和一个贪官一夜之间将1000万元社会财富弄到自己名下,两者都付出了劳动,你能说后者是正当的么?你当然不能这样认为。不幸的是,利用权力或者其他什么不正当手段攫取利益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竟然比比皆是,这可又怎么说呢?我想,至少在相对意义上,这意味着正常劳动丧失了价值,某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社会人群或者社会力量成为了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有效来源。

  

   一个社会整体的政治文化状态,是由一定的社会运行机制和与之相应的人的道德意识所决定的。如果偷盗的人得不到惩罚,那个社会必定盗窃成风,所有人都会变成盗贼;如果抢劫成为无人干预的“正经营生”,你就没有办法不让善良的人产生也去抢劫的意识;如果没有人阻止敲诈勒索,流氓混混就会成批地生产出来。当人们使用“权力社会”这个概念时,无论强调还是不强调,都意味着权力成为了人们生存的主宰。这是一种社会变异。这种变异与社会运行机制的深刻改变相辅相成,而社会运行机制的改变又会反过来重塑人们的道德意识,这种相互作用的社会动能一矣形成,社会与人必定会发生全方位的变异和扭曲,呈现出一种极具特色的社会风貌。比如,在权力者利用权力攫取社会财富的同时,你将无法阻止无权者出于改变命运的愿望而畸形地渴望权力,当所有这些事情都顺理成章发生的时候,那个社会的整体风貌也就不可逆转地被改变了。

  

   无论经由形而上审视还是经由形而下直觉,我们都无法否认,生活的确发生了无可奈何的改变,甚至可以说,在我们的生存中,你再也剔除不掉权力因素了,这正是当下正派的人拥有的财产尽管在增加,却有一种“被剥夺感”、日子过得并不轻松的主要原因——你看得到也听得到,在你辛辛苦苦用劳动换取报酬的时候,有人却在用权力轻而易举地攫取巨大利益,不幸的是,你偏偏又知道他们攫取的利益正是对所有社会成员包括你的利益的剥夺,在这种情况下,你将很难保持心理平衡,甚至可以说,在此情此景中,你任何不平乃至于愤懑的产生都合情合理,没有人有任何理由责备你心胸不够宽广。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你攀爬脚手架进行劳作之前,在工地附近用一张褶皱的纸币换取一张煎饼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人说从某位“人民公仆”家里搜出了一吨人民币,你会做何感想?!你还唱得起来“今儿我真高兴呀,真他妈真高兴呀”吗?你唱不起来了。

  

   唉,“不如意事常八九,能与人言无二三”,在权力重负之下,人们——几乎所有人——为换取平安已经惯于不说什么了,总是假装活得很糊涂,活得很不政治,然而这不是真实的情形,即使是那个在寒风中吃煎饼的农民工也知道我们这个社会究竟出了什么毛病。在一定意义上,在未被显露的精神领域,每个人都是政治哲学家,他们对社会的洞悉要远比人们感觉到的深刻。

  

   我们就来说一说人们感觉到却未必说出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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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所述,古往今来最可能也最有条件作为强力取代劳动而成为获取非法利益手段的,是权力,这是同样是由普遍人性——不同点在于这里所谓的人性强调的是它的黑暗面——所决定的。

  

   不要说不正常社会(或者说变异社会),即使在所谓的正常社会,权力也拥有极为便利的条件通过形形色色的潜规则成为某些人和某个政治集团的利益源,即使是在信奉自由民主原则的美国亦是如此。为了防止权力横行无忌对人民利益造成侵蚀,美国的开国先贤们遵循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1632-1704)基于自由平等的宪政民主思想原则,呕心沥血设计出了叠梁架栋一般纷繁复杂的法律体系,制定了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的国家政治结构,美国也正是由此才变得生机勃勃异常强大的,然而就是这样你也不能说全部切断了米帝各级官员的权力向利益延伸的通道,美国政客利用权力索贿受贿、与社会黑帮勾结拿肮脏的钱、各色利益集团向官员输送利益的事情,绝不仅仅是好莱坞电影里的虚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也屡见不鲜。正是所谓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人类目前似乎还没有什么办法完全跳出这个圈子。

  

   可见人性是相通的,特权与反特权、剥夺与反剥夺、腐败与反腐败之所以成为人类生活的永久话题,正是源于不可改变的人性,具体说,源于人性中难以避免的幽暗部分。在这件事上,甚至没有种族、地域、文明之分,甚至可以说,这是与人类历史相伴相生的社会政治特征,你没有办法完全消除它。极而言之,权力对人类造成的戮害既持久又严重,正是这种痛之又痛的戮害,刺激人类生发出了对自由、民主的公正社会的向往,从而在哲学层面衍生出正义的观念、在文学层面衍生出人民性的观念、在审美层面衍生出真假美丑的观念、在精神层面衍生出善恶是非的观念。为了将这些观念变为可见可感并且可以享受的现实,人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付出了难以计数的生命代价,才终于找到一种尽管不能说万能、在制约权力问题上却能够发挥空前作用的制度,这就是自工业革命以来逐渐成型的基于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宪政民主制度。

  

   宪政民主思想及其制度固然起源于西方,但是它绝不仅属于西方,很简单:它来源于想方设法活得体面一些、尊严一些的共同人性,具体说,来源于我前面提到的共同人性中的正义观念、人民性观念、真假美丑挂念、善恶是非观念,因此它是普世的,它是没有种族、地域、文明之分的。你当然可以认为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特色”,但这绝不是由此就可以把中国人从普遍人类中区割出来的理由,你更没有道理认为中国人的人性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人性是相异的,是既不需要自由也不需要民主的,中国人属于对自由无感的妖精之类,你不能这样说。你更不能指责说,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相较于威权体制是虚假骗人的,因为人们早已经看到,在宪政体制下生存着的人与在威权体制下生存着的人的完全不同的生存形态,早已经看清楚究竟是什么体制才有可能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这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理论作为支撑,只需要简单人性就可以了——世界上大概没有一个人渴望被束缚住手铐和脚镣过生活,大概不会有一个人愿意在每一件事上都被人驱使而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中国古语所谓不吃“嗟来之食”,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即使你给我的是幸福,由于它是被“给予”甚至是被“恩赐”的,那么它也就丧失了价值,反之,它带给我的是屈辱,我不能接受它。这就是说,人不是通过豢养成之为人的,人是过自由意志的施行和民主的呵护才成之为人的。前几年曾经发生中央电视台记者满大街追着活得辛辛苦苦的人问“你幸福吗”的事情(我曾经将其概括为“对幸福的诱供”),难道不是对普通人的尊严的搓弄和蹂躏吗?那些无知且混账的记者之所以敢于如此冒犯活得辛辛苦苦的普通人,不就是因为他们身后站着巨大的权力而非人民吗?

  

   这样说来,丘吉尔那句关于民主的无奈之语——民主制度可能不是好制度,但在所有制度中它却又是最好的——是不是有几分道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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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指出,“厉害了,我的国”有许许多多厉害之处,唯独在制衡权力这件事上,我们还不能向全世界宣布说中国领世界之先,用最有效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海量揭露和没有揭露出来的腐败案件(这些案件的案值在世界腐败史上往往具有史诗般的规模)为证,别的不说,最近披露出来的赖小民案,就是诸多此类案件中颇为亮眼的一件。在我们这里,官员腐败案件还不是可以随便谈论的东西,所以网络流传的更加骇人听闻的消息,权力者像腐败大师一样云里雾里的奔忙,我们不辨其貌不知真假,就不作为例子来谈论了吧。这是今天的情形。

  

   以往,譬如不太久远的明清两代,更是端的了得!附着在庞大国家机器各个部位、各个机件上的所谓“父母官”,哪一个不是像饿鬼一样依据权力运作的明规则和潜规则对老百姓食肉寝皮、敲骨吸髓的?这些遍布全国各地的大小官员就像一架架抽水机,日夜不停从民间抽取民脂民膏,在国家肌体上切割和穿刺出无数出血点,国家逐渐陷于严重的失血状态,到最后落得积贫积弱任人宰割,实在不是偶然的事情。明代之所以崩解于全国性财政危机,导致异族入侵,亡党亡国,除了连续几任皇帝既没文化又没教养、傻缺无能、完全没有战略眼光、在皇权专制体制的轮回中得过且过之外,实在与国家肌体的这种连续不断的内部失血有关。

  

   数百年以来,造成这个民族羸弱不堪的,往往是自认为是社稷江山合法正统代表的国家统治集团,而国家统治集团是由遍布在全国大地上难以尽述的权力执掌者构成的,这就是说,毁坏这个朝廷的是朝廷中人,他们在利用权力攫取利益的同时也在由着性儿毁坏这个国家。我们看一看大清王朝的最后图景:即使是在大厦将倾之时,这帮以慈禧老太婆为首的操蛋玩意儿还在思谋“保大清”(朝廷)还是“保国家”的问题,悲催的是,他们最后选择的竟然是“保大清”,即保那个早已与它治下的人民没有什么利害关系的国家统治集团!这些人也忒痴傻了一些——既然你高高在上与人民没有了关系,当国家和朝廷都面临生死绝境的时候,人民又有多少理由为你流血牺牲抵抗蛮夷入侵呢?单靠那些阿谀奉承成天在皇上面前装孙子的官员,你保得了朝廷吗?!你保得了国家吗?!

  

   看看明朝帝国崩解的那个瞬间,更可以让我们多想一些什么。

  

1644年(崇祯十七年)2月16日,造起反来的乡邮员李自成(其身份比当下的农民工强不了多少)正式对朝廷宣战,率领起义大军所向披靡向北京进发,沿途州、县官员纷纷背叛自己的权力来源,非但不阻抗贼寇,反而望风送款,和老百姓一道迎接贼寇,接管政权,甚至到了起义军“传檄而定”的程度。经过两个多月的征讨,4月下旬,农民起义军终于占领卢沟桥,开始攻打平则、彰义等城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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