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海林:中国崛起与次要战略方向挑战的应对

——以洞朗事件后的中印关系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38 次 更新时间:2018-11-30 00:5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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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海林  

   内容提要:近年来特别是洞朗事件后印度对华认知变化和策略调整有助于我们讨论国际体系转变过程中崛起国如何应对次要战略方向上主要竞争对手的挑战。南亚地区属于中国崛起的次要战略方向,印度是中国在这一方向的主要挑战。大国在崛起进程中不但会在主要战略方向上受到国际体系主导国家的压制,也会在次要战略方向上遭遇其他崛起国以及地区强国的挑战。崛起国在应对次要战略方向挑战时需要避免陷入两线作战,但过度担忧这种风险将导致两种思维误区:一是战略决心不足,过度夸大风险,导致在次要战略方向上心态消极、行为被动;二是战略期待过高,过度估计可能收益,采取不必要的妥协策略,导致对手获得不应有的博弈优势,反复以讹诈手段侵蚀崛起国的威信和利益。崛起国要避免这两种思维误区,首先需要正确判断次要方向对主要方向牵制作用的程度;其次需要正确判断次要方向上主要挑战者的真实意图和双方矛盾的性质;最后需要正确判断崛起国在次要方向上与主要挑战之间的力量投入变动趋势,对挑战者构成有效制衡,打消挑战者利用有利国际形势弥补实力差距、寻求超越其实力与能力范围之外的收益的企图。

   关 键 词:中印关系  崛起国  次要战略方向  地区强国  “一带一路”

  

  

一 引言

  

   2017年5月,中国施工人员开始在中国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亚东县靠近中国、印度、不丹三国交界的洞朗地区进行边境公路建设,并通过中印边境会晤机制向印度通报。6月18日,印度300多名边防人员携带两台工程机械、数十支枪械越境进入中国领土,阻挠中国施工人员作业,酿成了洞朗事件。直到2017年8月28日金砖国家厦门峰会召开前,双方对峙人员才脱离接触。洞朗事件是30年来中印两国最严重的边界对峙,也是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上台以来中印关系走势的分水岭。

   经过中印两国的外交努力,洞朗事件最终得到了妥善处理,双方前线态势恢复原状。但是洞朗事件后,印度对中国的心态和策略出现了明显变化,这迫使中国重新思考中印双边关系的性质、状态以及发展趋势。洞朗事件对中印关系的影响也成为中国南亚学界关注的重点和热点问题。然而就理论和政策价值而言,对这一事件后续影响的分析研究不应该局限在中印双边关系和南亚地区研究的范畴内,而应当置于大国崛起的宏观研究范式中。洞朗事件后的中印互动及双边关系走势向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战略研究界提出了一个此前一直被忽视的问题,即在国际体系进行深刻调整、国际秩序面临重大变化的当今,中国作为崛起国应当如何应对来自次要战略方向的挑战。对于崛起国而言,次要方向尽管并不主导战略全局,却绝非可以忽视,否则也将影响崛起进程。本文将尝试回答这一核心问题,并以洞朗事件后的印度对华挑战作为案例。

   文章的第二部分在提出问题的基础上简要回顾了历史经验与教训,以说明次要战略方向及其应对策略对于一国崛起的影响不容小觑,并提出笔者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思路。第三部分分析了国际体系转型对中国周边态势的影响,强调了中美矛盾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周边战略对中国崛起的关键意义。这说明了后续战略分析的前提和环境约束,同时也是在次要战略方向做出策略选择的基础。第四部分明确了西南方向是中国崛起的次要战略方向。第五部分在判定印度是中国在次要战略方向的主要和唯一挑战者的基础上,讨论了印度在洞朗事件后的对华心态与策略的调整以及驱动印度对华策略调整的国际体系因素。第六部分分析了崛起国在应对次要方向挑战时可能陷入的思维误区以及应对策略。

  

二 问题的提出


   中国崛起是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的热点问题,因此就大国崛起的理论和案例研究而言,国内外学界成果甚丰。国际关系语境下的大国崛起研究大多集中于崛起国和霸主国在主要战略方向上的互动。①美国既是当今国际体系中的最主要行为体,也是影响中国崛起的最关键外部因素,因此被视为主要战略方向。对美国战略意图和行为的分析以及中美两个全球性大国的互动,在大国关系研究中处于主导位置。由于崛起国与霸主国的互动被视为构成国际体系变动的核心因素和动力来源,这导致“次一级”地区大国的战略行为在宏观全球体系和大国关系的研究中容易遭到忽视。近年来中国在周边地区不断遭遇的挑战表明,周边国家在中国的对外关系和国际战略中同样占据至关重要的位置,像印度这样具有很大外交自主性的地区大国对中国崛起的影响更是不可低估。然而,目前对周边和地区大国对华战略及其与中国战略互动的研究远远落后于对国际体系变动下中美战略互动的研究。与此同时,地区研究的视角、方法也无法为宏观战略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南亚研究的主流范式总体上缺乏宏观战略视角,主要在双边关系内讨论竞争与合作,或者在双边关系框架下侧重某一维度的展开,很难从中国崛起的整体战略架构下认识和把握各双边关系及其战略关联。

   任何大国的崛起都是全方位的,涉及各个对外方向,因而要求崛起国的对外战略必须全面统筹布局。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已经认识到了战略的实质是如何分配力量。汉朝著名经学家桓谭将战略类比成围棋:“世有围棋之戏,或言是兵法之类也。及为之上者,远棋疏张,置以会围,因而成多,得道之胜;中者,则务相绝遮要,以争便求利,故胜负狐疑,须计数而定;下者,则守边隅,趋坐罫,以自生于小地,然亦必不如。”②按照桓谭的理论,优先的战略要着眼全局,“远棋疏张,置以会围”;中等水平的战略着眼于兵形险要之处,以“争便求利”,胜负如何取决于战术对抗;水平低劣的战略则只知道“守边隅”,只能“自生于小地”。由此可见,国家在空间范围内对配置自身力量、确定正确的战略方向对于国家前途和民族运势具有近乎决定性的影响。正确的战略布局和策略应用在德国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看来意味着“集中兵力”,在英国战略学家利德尔·哈特(Basil Liddle Hart)看来则要求“迫使敌人分散其实力”。③历代战略学家都非常重视如何在主要方向上集中主要力量,将之作为战略研究的主要内容,但是同时也十分关注次要方向的战略制定与运用。法国军事统帅和战略家斐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认为,战略是“把所有资源倾注于某一时机、某一地点的艺术”,不能“让其中某个部分只起某些死板的不变的作用”。④将军事上的指导原则应用在国家的对外战略上,意味着国家在高度关注主要战略方向上的策略及其实施的同时,也要关注次要战略方向上的态势和对策,争取形成主要方向与次要方向的良性互动。以次要战略方向的成果服务于主要战略方向上的目标,避免因为策略失误导致在次要战略方向上陷入不必要的困境,影响主要战略方向的形势。

   就历史经验看,崛起国因为在次要战略方向上应对策略有误导致崛起遇挫甚至中断的案例并不罕见,由于在次要战略方向上采取富有远见的策略从而显著促进崛起的案例也屡见不鲜。

   德国的遭遇警示了国家在次要方向上策略选择不当的后果。1890年起,德国的外交决策者笃信“由于英国同大陆两翼国家之间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德国在对外政策上可以自由行动,待机行事”。⑤这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德国的主要对外战略。尽管德国的对外战略始终将西线的法国作为自己的主要对手,正如德国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Alfred von Schlieffen)所言:“整个德国必须扑在一个敌人身上,扑在最强大、最有力、最危险的那个敌人身上,而这个敌人只能是法国。”⑥但是在实践中德国却四面出击,不但混淆了主要战略方向和次要战略方向,而且即使在意识到错误后也没有在次要战略方向上采取有效的弥补手段。德国以抑制法国为主要战略目标,以西线为主要作战方向,为此就必须在西线集中最大规模的兵力。因此德国在战略上应该努力在东线争取沙皇的同情和支持,尽量避免在东线留置过多兵力、影响西线的攻击力。

   但1893年秋天,德国总理列奥·冯·卡普里维(Leo von Caprivi)置此前德国为争取俄国倾注的大量努力于不顾,在国内企业界的压力下对沙皇俄国发动了力度空前的关税战。这一举动引发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和外交后果,促使沙皇俄国下决心寻求和法国结盟。在德俄关税战爆发之后仅仅数月,法俄两国便于1893年12月27日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历史学家卡尔·博恩(Karl Born)认为是“德国政策推动了俄法条约的订立”。⑦当战争不可避免且德国无法寄望沙皇俄国保持中立时,德国政府还在东普鲁士容克地主集团的压力下于东线留驻了相当规模的兵力,并在战争爆发后增加到了15万人。虽然德军在坦能堡会战中击败了俄军,但东线的军事行动原本是可以通过外交手段加以避免的,其对德国主要战略方向的干扰是在次要方向取得的战术胜利所无法弥补的。会战不但“并未改变整个战争的结局”,⑧而且正如利德尔·哈特所评价的那样:“由于俄军入侵到东普鲁士,迫使德国人从西线抽走了两个军,这至少是帮助法军在马恩河畔获得了复苏的机会。”⑨德军没有在战争初期迅速击败法国的后果则是之后漫长的阵地战以及最终的失败。

   次要战略方向上的行动对主要战略方向产生积极效果的案例同样不少,中国战国时期秦国对巴蜀的经略可以被看作其中的代表。战国时期,秦国在崛起过程中首先遭遇的是邻近的强魏。在秦国争霸战争的前期,主要作战对手是中原的魏国。公元前340年(周显王二十九年),秦国在魏国遭遇马陵之败后大举攻魏。此后的110年中,秦国先后攻灭赵、韩、魏、楚、燕和齐六国完成统一。崤山函谷关通道在秦国崛起之前是秦国的主要威胁来源方向,在争霸过程中则是秦国建立霸业的主要出击方向,秦的崛起和争霸也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完成统一的“关中模式”。⑩然而考察历史却会发现,在秦国崛起的早期阶段,其扩展并没有始终沿着崤函通道这一主要战略方向不断投入力量与主要对手展开直接对抗。公元前338年至公元前328年(即周显王二十九年到四十一年),秦军连续四次对魏取得胜利,原来的头号强国魏国遭受重大损失。山东诸国均感受到来自秦国的巨大威胁,采取“合纵”战略,试图沿崤函通道遏制秦国对中原的征伐,多次组织联军试图叩函谷关入秦。在这一时期,秦国在正确选择战略主次方向及应对策略的基础上成功破解了“合纵”战略,缓解了自身的崛起困境。面对山东诸国以连横遏制强秦的态势,秦国暂缓向中原进攻,按照司马错的建议向蜀地扩展,开辟了崛起道路的第二个战略方向。

司马错在比较是继续沿主要战略方向攻击韩国还是开拓新的作战方向夺取巴蜀这两条策略的优劣时指出:“今攻韩劫天子,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张仪则认为:“今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敝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业远矣。”(11)反对司马错意见的张仪和司马错在秦国崛起的战略方向上的分歧实质是直接路线战略和间接路线战略的论争。秦国最终选择向巴蜀地区进行扩展,暂时避开主要战略方向上的中原诸强。公元前316年(周慎靓王五年),秦惠文王以司马错、张仪等为将,率兵攻取巴蜀两地。(12)在具体的策略上,秦军以威慑和安抚为主、征伐为辅。在阵斩蜀王俘获巴王后,秦国以蜀王子弟为蜀侯,巴王为新设巴郡之君长。这种策略与秦军在中原征伐中嗜杀伐重威吓的作风形成了对照,表明秦在开辟次要战略方向时的主要意图在于收取民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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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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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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