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正位:对外开放与历史担当

——纪念对外开放40周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2 次 更新时间:2018-11-19 02: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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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正位  
更容易一叶障目,自以为是,夜郎自大,总认为自己的东西最好,别人的、外国的就不行。在“文革”极端年代,即使我们自己吃不饱饭,也认为“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人”,所以想解放全世界。由于死守教条,从本本出发,就难以接受新事物,把正常的谈判交往,正常的国家利益交换,正常的以小账换大帐,甚至双赢的举措,都加以排斥,被一些人视为卖国之举。破解自大的策略是“敞开国门”,开阔人们的眼见,认清差异与差距,保持战略定力与学习动力。

   三是脱离实际。在极端年代,重立场、重概念而不重事实,一旦说中外差距,一顶“外国月亮比中国圆”的帽子,能压死很多人。近期对我国国际地位的判断,对“中超美”等看法不一,往往离实际、离一线较远的同志,乐观者比例较高;而在开放改革第一线、与国际接触多、从事经济及实际工作的同志,特别是企业家们,往往审慎平和者居多,故而更能认清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希望以更开放的心胸,加强学习,奋起直追。脱离实际,就易滑向教条主义,二者互为因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破解此条的策略是“实事求是”,坚持习总书记强调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四是既得利益。开放可能是整体受益、局部受损,受损者会反对开放。开放中受损的利益,可分为合理利益与既得利益,前者如农业农民,他们的合理利益受损,确实需要建立开放补偿机制。然而现实中的开放反对者,往往是既得利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行业利益,如海合会谈判时,某垄断行业的一家企业坚决反对,就让中国—海合会自贸区谈不成;另一类是部门利益,开放后会失去很多权力,比如“放管服”改革为什么深化难?负面清单为什么“瘦身”难?恐怕是某些人、某些部门舍不得手中的权力与利益。从国际对比看,开放阻力大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全球共通现象。奥尔森在《国家兴衰》中反复说明:任何国家,一旦稳定久了,就会产生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成为发展阻力;既得利益“固化则国衰、打破则国兴”。破解此条的策略是“不忘初心”,更多从国家大局出发,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

   总之,历史上反复出现反对开放,既有观念上的原因,也有利益上的原因,改革开放初期主要体现为前者,封闭保守且死搬教条,现在则更多体现为后者,不愿放弃既得利益,旧的自卑与新的自大奇异结合,构成复兴路上的“拦路虎”。

  

逆向思维看开放:不存在“卖国”的必然与可能


   换个角度从行为与动机看,如果开放工作者真想“卖国”,理由何在?

   一是“卖”的动机?在战争年代、实力过于悬殊之时,会出现无气节的卖主求荣、强大压力下的被迫卖国;但在和平年代、压力不大的情况下,作为国家公职人员,主动卖国的理由并不充分,难道有人天生喜欢卖国?如清末的不少开放是战败后列强逼迫、不平等、单方面的开放,存在被迫卖国的可能。新中国成立后受西方封锁,只能向经互会国家开放,加之思想上总体封闭,受意识形态限制,容易把与西方国家合作误解为“卖国”。1978年后的对外开放是主权国家的对等、双向、互利、共赢的开放,可以说从根上不存在卖国的问题。

   二是“卖”的好处?如果开放工作者想主动卖国,总会希望有什么私利、好处吧?如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当大卖国贼,是为了当“儿皇帝”。但是公职人员对外谈判时,往往是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反复拉锯战,直到最后签约,主要是履职尽责,并非是个人利益驱动。不为私利则为公利,反复权衡之后,所谓的小退小让,可能是为了国之大利。

   三是“卖”的能力?战争时期,如清末战败后,李鸿章签了《辛丑条约》《马关条约》。虽然他不主战,也有替上受过、为国背锅之嫌,自己也未必愿意去签,但有签约卖国之实。陆征祥签订《二十一条》,是受袁世凯政府之使,到晚年则很忏悔,大力呼吁抗日。但和平时期的政府运作中,科层制内的工作人员,其职责、权限都得按规矩来,都有层层的授权,都有严格的权力边界,都有体制机制的硬约束,绝不是个人说了算,很难说谁有主动卖国的能力和条件。

   四是“卖”的结果?如果签了国际条约后,国家利益明显受损,比如危害领土与主权、经济实力下降、人民生活降低等,便可视为卖国。但是对外开放40年的经贸条约特别是入世条款,是中国国力大增、人民受益的关键因素,中国的开放及发展成就举世钦羡,即可断定这种开放是真正爱国而绝非卖国。

   事实上,任何国际谈判的成功,不可能只按一方意愿行事,必然靠双方妥协互让,都会为国家利益而反复权衡,适度忍痛割爱、舍小求大亦是常事,这不存在谁想“卖国”的问题,无论是当年的板门店谈判、中美建交谈判,还是今天的中美经贸谈判,还是下一步世贸规则、自贸协定、投资协定等谈判,概莫能外。

  

开放的历史担当:勇握接力棒,开启新一轮


   一位长期从事开放工作的老同志谈到,“对外开放今天的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社会自然进程中固有的,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一步一步地拼搏奋斗来的”“在对外开放初期,许多现在看来十分具体的小事,如接受一笔捐款、发放4分钱奖金、连通一条道路、开办一家商店等,都要反映到中央高层才能得到解决。每向前迈出一步,都要突破僵化思想和传统体制的束缚,都要突破重重阻力、打破许多条条框框,都要顶住各种压力、承受各种风险,甚至不惜个人安危”。

   综观历史与现实,搞对外开放的人,往往得冒很大风险,不怕戴两顶大帽子:一顶是道德上的,“卖国贼”;另一顶是政治上的,“走资本主义”,两顶帽子都能压死人。没有大智大勇,没有远见与胆略,没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没有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厚感情,没有对我党初心的忠贞不移,是不可能推动开放的。正如老同志回忆的,“改革开放初期遇到的困难和艰辛,是难以想象的。担当重任、在第一线直接领导对外开放工作的谷牧同志,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比如,刚开始改革高度集中的外贸体制时,一些“天下大乱”的信息,被人摘编成“言论集”,向中央告状[]。1982年初对特区非议很大,叶帅就很担心谷牧的处境。喊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袁庚,常用“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来表达自己的心境,并说 “大不了我回秦城监狱”。吴南生向习仲勋请缨时说,“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李灏从国务院副秘书长调任深圳当书记,感觉“就像上前线”。还有的开放工作者黯然离职,后人怀念。其实,每一任贸易谈判代表的内心,都有深深的隐忧。可以说,每一代推动对外开放的领导同志和工作人员,其大胆开拓和为国奉献的精神,都值得后人深刻铭记。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才清楚今后往该哪里去。

   尽管开放反对者的比例未必很高,但由于其自居道德制高点,时常“大义凛然”,自视“政治正确”,自视很爱国,动辄抛“汉奸”帽子、舞“卖国”大棒,其影响往往不容小觑,甚至形成“黑云压城”的严峻形势。在开放的犹疑与进退间,特别需要明白人、担当者,小平同志为此特别强调“搞好改革开放关键是要用明白人,要下功夫训练干部”,“越是明白人越爱学习,越爱用明白人,还善于把不明白和不太明白的人培训为明白人”。

   当然,对于那些质疑反对之声,我们也应有包容之心,“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变压力为动力,化消极为积极。比如入世时装好防火墙,更加注重风险防范,最后“狼没有来”,反被人称为“狼”,某种意义上讲,也得感谢质疑反对之“功”。同时,我们的开放也得把握好“度”,不是开放越大越好,不是开放越快越好,而是要立足国情,以国内改革发展之需为依归,切实把握好开放的力度、程度和速度,汲取拉美开放中丧失自主性、政策走极端等教训,切实关好纱窗、预防风险,确保开放让国家国民受益,彻底洗清“卖国”的嫌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放的重要论述十分丰富:在战略定位上,强调“中国越发展,就越开放”“对外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关键一招”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开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在战略路径上,强调树立开放发展理念,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对内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对外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和国际竞争的主动,倡导各种文明多彩平等包容和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战略举措上,实施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博鳌的开放“4条”和上海的开放“5+3条”等。这些重要论述足以证明,对外开放是富民强国的必由之路,是文明复兴的必由之路,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不会动摇。当前,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精神指引下,全面开放新格局正在加紧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正待相向而行,以“一带一路”为引领,以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中国进博会、多边区域开放和其他开放措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高水平开放大幕正在拉开。

   以高水平开放促高难度改革、推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新的担当;迫切需要牢记初心。我们应大胆为对外开放正名,增强“开放为爱国”的底气,弘扬“开放为爱国”的正气。辨明开放与“卖国”的关系,有利于我们放下思想包袱,激发爱国真情,大胆传承前辈们的开放担当精神,勇于啃下难啃的硬骨头,更好地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

   2018年6月初稿,摘发于《中国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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