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国 董天美:泛伊斯兰主义的逻辑演化与现实悖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1 次 更新时间:2018-11-19 01:5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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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友国   董天美  

  

   摘要:泛伊斯兰主义是19世纪中后期在伊斯兰教国家兴起的一种宗教政治思潮。它要求穆斯林生活的社区恪守根源于《古兰经》的“沙里亚法”以伊斯兰传统的日常生活模式为守则。泛伊斯兰主义的逻辑起点是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认同政治”,它经过历史和现实的内外交互作用,逐渐演化为工具逻辑,进而将宗教作为集体行动的基础。泛伊斯兰主义在多元文化的历史场境中,逻辑与现实之间产生严重的矛盾,对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构成挑战。

  

   在世界各大宗教中,伊斯兰教是具有一定政治特色的宗教。泛伊斯兰主义是比较典型的具有政治特性的宗教政治思潮,其期待的实践结果是“乌玛”(Ummah)。有必要深入讨论什么是泛伊斯兰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的逻辑起点是什么?其逻辑演化情形如何?它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一种期待逻辑,和现实是否存在悖论?本文针对这些问题展开探讨。

  

一、问题的引出


   恩格斯曾说:“一切能影响群众的精神手段中第一个和最重要的手段依然是宗教。”宗教之所以成为重要手段,是因为“宗教可以动员许多最有力量的、且与人的存在基本问题密切相关的情绪。宗教也藉由声称某些政治安排是整个世界体系的一部分,而赋予某些政治安排正当性与稳定性”。当宗教与信徒的利益合而为一时,深受宗教影响的群众非常容易成为宗教动员的工具。瑞士宗教学家汉斯·昆说:“宗教可以制造恐惧、狭隘、不宽恕、非正义、失意以及社会性的禁欲;宗教还可以使不道德的事、社会上不良现象以及一个民族中的或民族之间的战争合法化,并使对之加以鼓励;各宗教也可以产生解放性的、指向未来的以及对人有益的作用,并曾经常这样做过:宗教可以传播对生活的信念、慷慨、宽恕、团结、独创性以及社会义务。宗教还可以促进精神焕发、社会改革以及世界和平。”由此可知,宗教发挥作用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路径:一条是通向宗教极端主义的路径;一条是寻求良心、宽恕与和平之路。

   中国领导人强调,做好党的宗教工作,把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好,关键是要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而“导”的前置条件在于深刻理解某一宗教的起点与演进过程。

   泛伊斯兰主义属于“泛”政治思潮。所谓“泛”政治思潮旨在超越民族与地域的界限,转向超越民族与地域的“乌玛”社群。“乌玛”超越国家、民族及地域,将所有伊斯兰教信徒糅入宏大的泛民族共同体。它在本质上希望从政治与文化思想两个层面促进各自分散的伊斯兰社区的统一和聚合,因而在强调超越与统一特质时,其负面的产物就是排他意识。大多数政治性的“泛”主义最初都出自文化“泛”主义,传播这一层次“泛”主义的主体一般是具有民族沙文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是“泛”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当文化性的“泛”主义被各种政治力量和派别加以符合各自期待目标的解读后,就逐渐演化成为具有政治指向的跨国政治运动。当这种跨国政治运动在现实政治实践中遭遇政治挫败,就会重新隐退至最初的文化原义,继续以文化思潮的模式在伊斯兰社群中传播,等待重新转化成为跨国伊斯兰运动的情境。

   泛伊斯兰主义是一种宗教政治思潮,也可以理解为以宗教形式出现的泛民族主义。它提倡在穆斯林地区统一实施根源于《古兰经》的“沙里亚法”,要求穆斯林生活的社区民众恪守沙里亚法,以伊斯兰传统的日常生活模式为守则,试图在世界穆斯林中建立统一的伊斯兰社区。泛伊斯兰主义具有一定的官方政治背景,实质上是一种超越领土范围的政治思潮和运动。泛伊斯兰主义的首倡者是阿富汗尼(1838—1897)。阿富汗尼最初的本意是主张以《古兰经》和阿拉伯语作为非殖民化的工具,动员他所处社会的穆斯林团结一致进行政治抗争,反对欧洲对阿拉伯社会的殖民化。但随着运动的拓展,运动的范围迅速超越北非和中东的界限,延伸到欧洲与亚洲的穆斯林社群。泛伊斯兰主义在北非、中东以及欧亚的传播,在穆斯林社群形成政治社会化效应,具有广泛的社群基础。尽管由于历史与国际格局的变迁,泛伊斯兰主义一度进入潜伏期,但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伊斯兰国家的非殖民化运动与阿拉伯世界在中东战争中的数度失利,泛伊斯兰主义在穆斯林社群重新成为显学,在新的现实情境中不断演化与变形。

  

二、“泛伊斯兰主义”的逻辑起点


   笛卡尔曾言:“在科学真理的链条中,最初的环节始终居于支配地位。”因此,探索泛伊斯兰主义的逻辑起点,就是遵循笛卡尔这一“最初环节”的断语。泛伊斯兰主义的逻辑起点又可谓“认同政治”。泛伊斯兰主义是某些穆斯林精英在西方世界入侵与伊斯兰世界内部分裂动荡导致的焦虑与不确定性中,寻求泛伊斯兰的确定性,以“整一”之目的,寻求理性一神思想。即是说,泛伊斯兰主义的逻辑起点源于对不确定性世界的焦虑,试图通过对确定性的追寻,回应这种本质性的焦虑。这一逻辑起点具有哲学基础上的一定合理性。伊斯兰教本身属于一神教。“一神教承认并确信只存在一个神,他是世间万物的创造者,是独一的和全能的。他反对一切偶像崇拜和通灵巫术。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一神教的这两个信念意味着对绝对性的意识,也即对绝对的一神与绝对的原则的觉悟和遵从。”对绝对一神的寻求与遵从过程就是一种认同政治。关于“认同”这一概念的内涵,依据政治哲学的视角,我们认为可以有三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认同意味着“同一,等同”。这种理解关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包括个体与个体、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指认,指认的终点是上述关系之间的等同性或类似性。

   第二种理解:认同意味着“确认与归属”。在确认与归属的层面,认同意味着通过自我与他者界定,发现自己的异质性,同时通过自我与他者的联系,发现自我与他者的同质性,从而进一步确认自我的属类群体,从个体认同演化到集体认同。

   第三种理解:认同意味着“赞同和同意”。这种理解强调不同主体之间在观念和实践方面在不同主体意志的能动介入下,出现重叠共识。重叠共识构成认同的重要基础。

   依据上述三种理解,泛伊斯兰主义的认同内涵可以基本对应于上述三种解释,并进一步把认同政治建立于“宗教”这一文化原生情感基础上。按照霍布斯鲍姆的观点,所谓文化原生情感是一种发明的传统,这些原初的情感联系构成了身份与认同的基础。而源于宗教的强烈认同感和一致性,即原生的认同,通常会与国家认同构成矛盾性的冲突。国家认同是近代理性主义工具建构的产物。国家认同意味着主体面对“国家”这一抽象概念时,进行一种确认心灵归属的理性思考。国家认同涉及国家的延续性与同一性问题。

   就道德的话语体系而言,国家认同在集体认同体系中处于最高层级。国家认同的基础既包含血缘和历史记忆,又包含国家界限内因共享同一公共空间而形成的一体感。厄内斯特·勒南认为:“国家预先设定一段历史,这段历史发展成为现代话语,就演绎成为显化的国家认同。”这种国家认同在泛伊斯兰主义的绝对性原则的场境中,其逻辑起点是:伊斯兰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是共享伊斯兰历史记忆的穆斯林,以《古兰经》为根据的“沙里亚法”必须是基本法。政府治理的合法性来自于《古兰经》和《圣训》。国家必须宣称安拉是国家治理原则的第一因,国家的一切人为法和权力都来自于第一因:安拉。除却这第一因,其他权力来源都不具有法理的正当性,对人民都没有约束力。

   关于这一点,法律学者挪亚·费尔德曼认为,21世纪早期的阿拉伯世界,既不满意当代威权政府的无法无天,又在怀念行政权力曾经尊崇法律的旧时代。泛伊斯兰主义的重新兴起,对伊斯兰绝对一神的重新审视与诉求,与其说是一种对中世纪式伊斯兰教的回归,倒不如说是在祈求政治权力遵守规则的平衡社会。反复诉求“正义”,不是在追求社会平等,而是在追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因此,在很多方面,泛伊斯兰主义在当代世界的兴起,可以被视为一种认同政治,亦即意识形态价值层面的政治,而不是宗教本身的复兴。

   确认一种意识形态存在的主要“标记”是它宣称对社会的总体解释,为未来提供更好的“乌托邦”蓝图,也对人类行动者及其实践给予“好”与“坏”的评价。这种结合既能够激发奉献,又能够产生暴力。作为对伊斯兰社会现代化困境的回应,泛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理性超越了工具理性。

  

三、“泛伊斯兰主义”的逻辑演化


   共享的心智模型,尤其是宗教,在促进大规模集体行动方面是至关重要的。泛伊斯兰主义的逻辑演化结果就是工具逻辑,它将宗教作为集体行动的基础,最终演化为工具主义者。工具主义者也是理性建构主义者,认为理性可以伴随情境变迁,构建在地化的认同。人们根据自身所处的环境选择并建构自己的集体认同。集体认同可以看作能够加以利用的有边界的资源。对于他们来说,认同是工具性的。“文化特征不是绝对和简单的理性范畴,而是援引来作为合法地声称拥有权力的认同,它们是竞争稀有社会资源的策略和武器。”认同的内涵在社会边界既定的前提下,根据文化与政治情境的变迁,伴随着认同主体的理解与态度变迁,不断演化与变迁。政治被绝对地“宗教化”。

   泛伊斯兰主义的工具逻辑是一种“乌玛”策略,通过强化“宗教认同”,寻求对国家政治权力的控制。这样,《古兰经》与《圣训》成为国家治理的标准,在某种意义上,宗教成为实施国家治理的政治媒介。

   泛伊斯兰主义最终之所以演化为工具逻辑,就其内因而言,伊斯兰教最初产生之时,就是对整个“利益”体系的一种精心谋划。在某种意义上,它代表着控制与操纵的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与权力不断进行交换,试图重构文化和政治的现实。而就其外因而言,西方普遍存在的对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的偏见、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的对抗中的集体挫败感、文化定位的缺乏迫使泛伊斯兰主义试图在世俗的框架中重新建构与配置自我。泛伊斯兰主义的工具逻辑主要体现在伊斯兰政治化和政治伊斯兰化两个方面。宗教只是取得表达政治诉求的一种可资利用的工具。泛伊斯兰主义工具化最典型的是对“圣战”的理解。赞同圣战者强调真正的穆斯林只应该顺从安拉,不应顺从世俗的政权。赞同圣战者才是《古兰经》和《圣训》的纯粹遵从者。背离逊奈祖训的穆斯林,都不是真正的穆斯林,都是“卡非尔(Kuffar)”。由此可知,泛伊斯兰主义的工具逻辑带有明确的神学政治性质,亦即政教合一性。

泛伊斯兰主义的工具逻辑可以化约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它是冷战的衍生产品——伊斯兰政治化。西方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期望利用伊斯兰政治组织抑制政治活跃的“左倾”马克思主义倾向。第二层次主要是伊斯兰与非伊斯兰国家之间的竞争。而且,这种类型的竞争与民族因素结合,产生一个统一的宗教民族主义理念。第三层次侧重于国家内部的权力竞争,政治伊斯兰成为反对现政权并推翻执政当局的思想政治教育手段和工具。第四层次主要是指次国家和跨国水平,政治伊斯兰被分解成不同教派和派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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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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