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怀东:《本事诗》“诗史”说与中晚唐学术脉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9 次 更新时间:2018-11-18 10: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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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怀东  

   摘要:《本事诗》是唐末出现的一部普通笔记小说集,是诗人轶事资料的汇编,因其中最早出现杜甫“诗史”说而引人注目。孟启所谓“诗史”,是指杜诗对个人日常生活的书写及叙事性、纪实性,此观念之产生实与中唐政治革新运动背景下《春秋》学的勃兴、史学大盛以及文、史互动等思想与学术活动存在密切关联。中唐元、白尽管没有使用“史”这一概念,但是,他们挖掘并肯定的杜诗之呈现安史之乱背景下社会政治现实,无疑也属于“史”的范畴。元、白的政治立场虽与孟启不同,指向现实叙事却是一致,显然元、白与孟启实基于共同之政治与文化背景。宋人《新唐书·杜甫传》以“时事”诠释《本事诗》“诗史”概念,嫁接了元稹、白居易的诗学思想,从此,“诗史”除了保留叙事性、纪实性这一基本内涵外,还具有伦理思想甚至政治之内涵,由叙个人之事转为叙时代之史,与特定的诗歌运动和诗歌类型“新题乐府”发生关联,并指向“三吏”“三别”这类诗歌,恢复了古老的思想与诗学传统,这也就奠定了此后乃至今天有关“诗史”的基本认识。

   关键词:杜甫  诗史  《春秋》  文史互动  时事

  

   “诗史”与“集大成”、“诗圣”几乎被视作杜甫所专享的誉称,也是杜诗被视作经典的主要条件或标志,其中“诗史”说出现最早,影响最大。关于“诗史”的基本内涵,今天的理解很明确,指杜甫诗歌的叙事性、纪实性,主要是其反映、记录唐朝的军国大事、特别是安史之乱对唐王朝的影响这一内容、性质和特点,其代表作就是“三吏”“三别”,冯至的解读具有代表性:“杜甫的诗一向称为诗史。我们现在也常沿用这个名称标志杜诗的特点,它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的现实生活和时代面貌”[1],这也就是今人所称道不已的现实主义精神。近年来,学术界对“诗史”的内涵及其演变进行了深入、系统地讨论,但对“诗史”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晚唐孟启《本事诗》中的内涵、指向及产生背景却没有加以更多的关注和深究,同时,虽然目前学术界对《本事诗》的研究已广泛、深入,却也同样几乎没有关注其中这一重要诗学概念。本文试图进一步还原其“当代语境”,包括中晚唐时期的学术思想与诗歌创作背景,讨论“诗史”的初始含义及后续转变的关键环节,清理其中思想立场和诗学观念,从而呈现杜诗经典化过程的复杂面相。

  

  

  

   在现存传世文献中,“诗史”最早出现于南朝沈约《宋书·谢灵运传》,但是,作为具有特定诗学含义的概念并被用来评价诗歌,则最早出现于晚唐孟启《本事诗·高逸第三》所叙李白故事中。原文如下: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贺又见其《乌栖曲》,叹赏苦吟曰:“此诗可以泣鬼神矣。”故杜子美赠诗及焉。曲曰:“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西山犹衔半边日。金壶丁丁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何!”或言是《乌夜啼》,二篇未知孰是,故两录之。《乌夜啼》曰:“黄云城边乌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机中织锦秦川女,碧纱如烟隔窗语。停梭向人问故夫,欲说辽西泪如雨。”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故陈、李二集,律诗殊少。尝言:“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故戏杜曰:“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何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盖讥其拘束也。玄宗闻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绝人,器识兼茂,便以上位处之,故未命以官。尝因宫人行乐,谓高力士曰:“对此良辰美景,岂可独以声伎为娱?倘时得逸才词人吟咏之,可以夸耀于后。”遂命召白。时宁王邀白饮酒,已醉。既至,拜舞颓然。上知其薄声律,谓非所长,命为《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白顿首曰:“宁王赐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赐臣无畏,始可尽臣薄技。”上曰:“可。”即遣二内臣腋扶之,命研墨濡笔以授之,又令二人张朱丝栏于其前。白取笔抒思,略不停缀,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遒利,凤𧿡龙拿,律度对属,无不精绝。其首篇曰:“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楼巢翡翠,珠殿宿鸳鸯。选妓随雕辇,征歌出洞房。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文不尽录。常出入宫中,恩礼殊厚,竟以疏纵乞归。上亦以非廊庙器,优诏罢遣之。后以不羁,流落江外,又以永王招礼,累谪于夜郎。及放还,卒于宣城。杜所赠二十韵,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2]

   《本事诗·高逸第三》一共有三则记载,另外两则比较简单,记载的是晚唐著名诗人杜牧其人其诗轶事,而上述这段记载的中心人物是李白。孟启围绕李白高雅放旷的个性以及李白尚古、“薄声律”、追求自由飘逸的诗学思想,叙述几首诗歌的创作过程,其中所记事情之真伪其实还有待于讨论,比如李白嘲笑杜甫的那首诗,学界一般不以为真。孟启叙述李白的诗“本事”过程中,捎带插叙杜甫其人其诗,一共提及四处:第一处,由贺知章对李白的评价,提到杜甫诗句“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对此事的反映。第二处,提到李白嘲笑杜甫“饭颗山前逢杜甫”那首诗,意在说明李白的诗歌理念,并批评杜甫“拘束”。第三处,提到杜甫诗《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意在说明此诗比较完整、准确概述了李白前半生的曲折经历。第四处,是对前述内容的总结和引申,孟启认为杜诗不仅能记录李白一生经历,而且也准确呈现杜甫自己的经历,最后引用“当时”人“诗史”之评以揭示杜诗性质和特点。

   在孟启的叙述中,李白是主角,杜甫只是陪衬,而且,孟启刻意记录李白嘲讽杜甫的那首诗[3],批评杜甫“拘束”,显示孟启抑杜的思想倾向。姑且不论孟启对杜甫的态度如何,孟启插叙杜甫其人其诗,显然意在揭示杜诗某种性质和特点:杜甫的诗歌记载了“事”——李白之“事”和杜甫自己生平之“事”。孟启此书记载的是他人诗歌“触事兴咏”之“本事”,而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及“流离陇蜀,毕陈于诗”之“诗”则直接记录“事”。在孟启的叙述中,其实隐含着对“诗史”指称范围的谨慎限定和具体内涵的简略说明:从内涵看,“诗史”揭示了杜甫诗歌对个人日常生活的书写及叙事性、写实性特点;从范围看,“诗史”并不包括杜甫的全部作品,只是杜甫“流离陇蜀”阶段的创作。

   《本事诗》是孟启利用已有资料加工编纂而成,并非独创,如同王梦鸥所考证,此节文字所述李白之事在孟启之前的笔记小说中已有记载[4],而据张晖考察,其中有关杜甫其人其诗的内容则是由孟启所刻意增补[5]。考察孟启的经历和著述,并没有发现他与此概念有关的其他论述,但是,考虑到杜甫地位在中晚唐逐渐提升的背景,如果我们不将孟启的引用视作一种无意行为,那么,“诗史”的内涵及其产生背景便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诗史”之出现被孟启明确表述为“当时”——指杜甫生前或身后不久,由此可以断定,“诗史”并非由孟启发明[6]。虽然只此“孤证”,但是,以“史”论“诗”作为重要的文学评价显然不是偶然行为,而反映出中唐以来的学术思潮和文学思潮。

   文、史之辨是一个历史悠久且内涵复杂的话题[7]。孔子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8]其中“文”、“史”对举,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不过,还不是两种学术或文章类型的意义。从普遍共识和常识角度看,传统史学关注社会,而文学则本能地关注个体经验;史书强调客观,而文学更关注主观感受,从表面看,诗、史分属形式与性质相差很大的两种不同类型之文体。汉代以来,随着社会文化活动的日益丰富和著述的增多,文体间的界限区分显得十分必要和明显[9],这既反映在图书编纂的分类和学术的分野(沈约《宋书·雷次宗传》记载元嘉十五年分立儒学、玄学、史学和“文学”四科),更直接表现为文论家对文体内在规范越来越清晰的辨析(如《诗品》、《文心雕龙》、《文选》等),“文之与史,皎然异辙”(《史通·核才》)。章学诚说:“自东京以还,讫于魏晋,传记皆分史部,论撰沿袭子流,各有成编,未尝散著。惟是骚赋变体,碑诔杂流,铭颂连珠之伦,七林答问之属,凡在辞流,皆标文号,于是始以属辞称文,而《文苑》《文选》所由撰辑。彼时所谓文者,大抵别于经传子史,通于诗赋韵言。”(《文史通义·杂说下》)初唐史学家刘知几正是在严文、史之防的基础上讨论史书诸文体的写作规范[10],虽然他认可“文之将史”,但反对南朝以来史书对文学的过度学习,批评说“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史通·载文》),还批评说:“大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史通·论赞》);他赞美《左传》之文对文学手法矜持的学习:“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史通•杂说上》)。应该说,对文、史分野的刻意强调,是当时对两类文体特点认识的深化,也有力地促进两种文类的发展。文学研究界历来注意到唐代诗、赋以及骈文创作的繁荣,却忽略了唐代史学也相当繁荣这一重要历史事实。据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研究,按照传统目录学的分类,史部“杂史”、“杂传”以及“小说”数量极大,其中叙事类的笔记小说所占分量最大[11]。

杜甫是否强调诗、史之辨?众所周知,杜甫诗歌也和其他诗人的咏诗史一样咏叹前代、前朝历史事实,显然,这不构成杜甫诗歌的独特性。杜甫具有很强的历史感,其核心是历史的无限性与个人生命有限性的矛盾,如其诗曰:“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旅夜书怀》)、“百年歌自苦”(《南征》)等,不过,这种历史感与史学书写意识是两回事。作为生活在刘知幾之后的诗人,杜甫对文、史边界的理解十分明确、清晰,如其云“文包旧史善”(《八哀诗·故秘书少监武功苏公源明》)、“十五富文史”(《送李校书二十六韵》),他反复赞美秉笔直书、实录的史臣书写,“直笔在史臣”(《八哀诗·故司徒李公光弼》)、“波涛良史笔” (《八哀诗·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不愧史臣词”(《哭李常侍峄二首》之二)等。从杜诗有限的用例中还可以观察到,杜甫史学意识的核心就是“直书”,并没有涉及史学、史书其他问题。虽然杜甫感叹过“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贻华阳柳少府》),但是,生当盛唐诗歌大盛之际,杜甫一生甘作官员诗人而不是史学家的选择是自觉而强烈的,他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吾人诗家秀”(《同元使君舂陵行》),他对自己的诗歌才华颇为自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通过“鼓吹六经,先鸣诸子”(《进雕赋表》)以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人生理想。杜甫早年有诗谓“独立苍茫自咏诗”(《乐游园歌》),后来在《发秦州》诗中的“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两句一语双关,都包含着在历史的长河和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坚持自己信念和诗歌道路之意。这也是盛唐时代诗人普遍的人生道路选择和人格心态。杜甫诗歌毕竟是对自己世代生活的呈现,在杜甫生前、身后直到孟启之前,是否有人从诗、史会通的角度评价杜诗?对其他诗人是否有类似阐发?从现有文献看,杜甫生前就有人赞美其诗,并在身后逐步获得与李白比肩的崇高地位,如“大名诗独步”(韦迢《潭州留别杜员外院长》)、“新诗海内流传遍”(郭受《杜员外兄垂示诗因作此寄上》)、“黄绢词”(任华《杂言寄杜拾遗》)、“李杜文章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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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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