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作为思想对象的二十世纪中国(下)——空间革命、横向时间与置换的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77 次 更新时间:2018-11-15 01:2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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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对绝望的抗拒,对“尚未成为”,甚至“尚未意识”的意识。

   中国革命的“胜利的哲学”最初诞生在艰辛和血泊之中,产生于对十分不利于革命势力的失败处境的分析。乡村,而不是城市,边区,而不是中心,成为革命战略得以展开的地方,但这一新空间的界定正来源于失败的局势和敌我力量的悬殊。胜利的逻辑存在于持续的行动、探索和斗争中,从而不同于盲目的乐观或玄想的希望。“胜利的哲学”的蜕变,即从“胜利的哲学”转化为各式各样的“乐观的文学”,恰恰就在放弃了对于这种十分不利的失败处境的分析,从而也放弃了真正战略性和具体策略性的思考。一旦放弃了这样的思考,行动便可能失去方向,转而将希望寄托在胜利的必然性或抽象的未来之上,其结果是通过用“虚妄”埋葬“希望”来确证“绝望”的真理性,从而阻断了“反抗绝望”所包含的未来的维度。这不是胜利的逻辑,而是盲动的逻辑,也极易变成“转向”的逻辑,后者是用绝望替代反抗绝望的后果。“希望的文学”“乐观的文学”是幻想的,而“反抗绝望的文学”“胜利的哲学”是行动的。无论是鲁迅的“反抗绝望”,还是毛泽东的“从胜利走向胜利”,都包含着对失败的承认、对“尚未成为”和“尚未意识”的意识和探索。

   因此,在判断中国革命的成败问题上,首先需要挖掘中国革命的内在视野及其对失败与胜利的界定,才能完整地理解其社会斗争的意义。在这一时代,政治的能动性不仅重新定义了政治领域,而且即便在权力政治的范畴内,政治能动性也并没有臣服于权力的逻辑,而总是寻找着内部革命和自我否定的契机。这是一个政治化的进程:政治化既体现为激进的革命与策略性妥协的过程,也表现为将青年问题、妇女解放、劳动与劳工、语言与文学、城市与乡村等问题纳入“文化”的范畴,让政治成为一个创造性的领域;既体现为将军事斗争、土地改革、政权建设、群众路线、统一战线融为一体的“人民战争”,也呈现为人民战争对19世纪以降的各种政治范畴的转化。通过群众路线,政党与大众运动之间的边界模糊但并未消失,从而保持了通过大众运动改造政党,又通过政党政治重塑大众运动的张力。

   在上述条件下,政权不再等同于传统的国家机器,而成为一种植根于政党和大众运动的政治结构,但无论是政党对于国家机器的控制,还是大众运动对于国家和政权的持续冲击和渗透,都并不意味着对国家及其权力机器的放弃,而是对这一机器的持续的政治化。在一个95%以上人口为农民的国度里,通过农民运动促成乡村下层社会成为革命运动的政治力量,阶级范畴实际上体现的是一个阶级化的政治过程。这一政治过程在高度重视阶级构成的客观基础的同时,将阶级分析转化为阶级化的政治动力。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即便在主权概念笼罩之下的国际政治领域,抗美援朝战争、万隆会议和中苏两党论战,也提供了军事和国际关系领域的政治化案例。上述政治过程的所有方面均包含了国际的面向,或者说,20世纪中国的国际政治的政治逻辑与上述国内政治的逻辑是相互支持、相互渗透的,即发生在横向的时空关系之中。

   对于20世纪中国的政治化与去政治化的分析同时伴随着对于重新政治化的契机的探索。这一方法是通过与中国革命的内在视野对话而形成的。我从四个方面,即政治整合、文化政治、人民战争、政党与阶级展开分析,试图从历史进程内部摸索“尚未成为”和“尚未意识”的政治潜能。这四个主题诞生于革命与战争的时代,它们相互纠缠又各有侧重,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于其他历史时期。政治整合将国家形式的探索展开为一个政治竞争的过程,持续的文化运动刷新了对于政治的理解,重新界定了政治的议题和领域,创造出一代新人;人民战争不但是从根本上改变现代中国城乡关系和民族认同的政治动员过程,而且也对我们熟悉的政治范畴如阶级、政党、国家、人民等进行了改造与重构。

   因此,我要追问的问题是:如何解释在辛亥革命后国家失败和议会政党破产条件下的“文化”范畴的独特性及其与政治能动性的关系?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够在一个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均未成熟的社会里推进一场指向社会主义的阶级运动,将政治性和能动性展开为阶级概念的重要内容?这是如何发生的?20世纪中国的政治进程与不同性质和不同类型的战争有着内在的联系,其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逐渐形成、抗日战争时期日臻成熟而又灵活多变的人民战争,不仅通过推进土地改革、政权建设及政党与大众之间的循环运动,形成了一种不同于早期政党——包括布尔什维克党——形态的、具有超政党要素的超级政治组织,而且也为20世纪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和能量。如何解释人民战争的政治?在后人民战争的时代,如何从这一独特的经验中探索重构新政治的源泉?阶级、政党、民族、国家、群众和群众路线、人民和人民战争等概念、范畴和命题,在什么时候是政治化的,又在何种条件下趋向于去政治化?

   阶级概念在20世纪滋生了两种性质不同的政治动员:第一种动员促成在身份、财产权甚至生产资料的掌握上并不隶属于无产阶级的成员成为该阶级的马前卒或战士,如农民或出身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成为“无产阶级”的主体甚至领袖;第二种动员将阶级出身设定为僵固不变的制度标记和衡量敌我的基准。那么,阶级概念的政治化与去政治化是如何发生的?人民战争条件下的政党与群众路线有着密切的联系,所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由此产生了巨大的政治能量和活力;但在另一条件下,这些活力又为政党国家化或政党的去政治化提供了历史前提。如何思考政党的政治化与去政治化?总之,我所探索的是政治形式与政治化、文化与政治化、军事与政治化,以及经济与政治化的关系。离开了植根于这一时代具体历史情境的政治化的复杂过程,我们几乎不能历史地把握这些政治范畴在20世纪语境中的独特意义。

   这是一个试图重构这一时代的内在视野的尝试。历史研究不可避免地与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及方法相关,但相比于对更早时期的文献收集和研究,有关20世纪的研究几乎命定地包含着对现实的介入。对历史提出怎样的问题,就意味着如何界定自己在当代的位置。我的位置就是在20世纪的绵延中思考。20世纪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期——政治在这个时期渗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要求人们在生活的不同层面持有政治的态度。人们可以像研究以往时代一样,按照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对20世纪中国进行历史描述,但无论在哪一个领域进行这一研究,都无法回避对于这一中心问题的回应和判断。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一张力在20世纪如此强烈,最终趋于饱和,而在这之前,更是之后,它却成为一种稀缺的或耗损的东西?

   20世纪落幕了,但以“尚未成为”和“尚未意识”的双重形态存在于今天的世界,这是人们重新转向乌托邦主义以探寻未来的起点。我再重申一次:重新政治化需要价值与理念,但并不是一个乌托邦计划,而是一个主体持续形成的现实过程。在20世纪,这一过程是与革命力量通过对世界的重新认知,将自身投入矛盾运动内部以寻求致胜的战略、策略——在具体局势中行动的方式——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将20世纪中国作为思考对象既是对于20世纪中国的内在视野的探索,又必然包含通过对当下性的质询以叩问未来的意义。在这里,未来不是时间目的论的设定,而是内在于我们的生活和斗争的、尚未呈现或发现的现实性。正如历史不可能终结一样,世纪只能以多重演化、持续断裂、变异转型、失败胜利等形式绵延。世纪的诞生是一个事件,一个基于具体时势的判断,一个渗入思想、文学、艺术、历史思维和我们日常生活的时空形态,从而不可能被单纯地计量为一个抽象的、可直接被计算的时间单位。75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种分期的范畴,“长世纪”或“短世纪”从属于对于作为事件的世纪之诞生或终结的描述,因而也总是蕴含着通过审视与这一事件的关系对当下状态进行判断的含义。

  

   【注释】

   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9—689页。

   ②关于封建概念的讨论篇目众多,其中冯天瑜的《“封建”考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用详细的考证,论述“封建”概念的误植。对于历史分期问题而言,这一讨论或有意义;但就理解20世纪封建概念及其相关的思想斗争和社会运动而言,所谓“误植”或“制名以指实”的名实观,无法提供对于这一概念的现代生成的历史理解。

   ③Dipesh Chakrabarty, “Belatedness as Possibility: Subaltern Histories, Once More,” in Elleke Boehmer & Rosinka Chaudhuri (eds.), The Indian Postcolonial: A Critical Reader, Routledge, 2011, pp. 167, 171-172, 174.

   ④这里沿用了卡尔·施米特的“空间革命”概念。他对这一概念的界定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的资本主义时代的降临是有所重叠的。他说:“这种拓展是如此的深刻和迅猛,以至于它不仅改变了某些尺度和标准以及人的眼界,而且也改变了空间概念本身。人们这才能够谈论空间革命。然而,通常的情形是,某种空间图景的改变与那种历史的变革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才是那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变革的真正核心。” 卡尔·施米特:《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林国基、周敏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3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页。

   ⑥同上,第255—256页。

   ⑦“占取”(landnahme)不是民法学意义上的“占有”(occupatio),即不是权利主体对无主物的占有取得,而是一种空间秩序的整理。它需要对土地空间(topos)进行丈量、划分和分配(几何学的来源),进而在该土地空间上建立起一整套层级秩序,施米特称为“场域化 ”,“没有场域化(ortung),也就没有具体的秩序(ordnung)”。参见施米特:《大地的法》,刘毅、张陈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5、105页。

   ⑧卡尔·施米特:《国家主权与自由海洋——现代国际法中陆地与海洋的冲突》,载卡尔·施米特:《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第68页。

   ⑨同上。

   ⑩同上,第67页。

   11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葡萄牙帝国在亚洲(1500-1700:政治和经济史》,何吉贤译,纪念葡萄牙发现事业澳门地区委员会1997年版,第25页。

   12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译,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页。

   13同注⑧,第69页。

   14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05页。

   15同上。

   16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睿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17卡尔·施米特:《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第19页。

18参见《张诚日记》(张诚著,陈霞飞、陈泽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约瑟夫·塞此斯著,王立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以及《耶稣会士张诚——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五位数学家之一》(伊夫斯·德·托马斯·德·博西耶尔夫人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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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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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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