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作为思想对象的二十世纪中国(下)——空间革命、横向时间与置换的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6 次 更新时间:2018-11-15 01:2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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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超越客观条件的创造性能量既不是纯粹的主观性,也不是脱离具体的社会目标的乌托邦主义,而是一种持续地投入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政治策略和现实行动。因此,20世纪是一个激烈地反对旧世界也激烈地反对自身的世纪。

   我将这一自反的或自我否定的逻辑理解为20世纪政治的未来性。如果未来表现为“尚未”(not yet)出现的事物或世界,那么,如同布洛赫所做的区分,即存在着“尚未”的两种形态,一种是其物质形态,即尚未成为(not yet become),另一种是主观形态或意识形态,即尚未意识(not yet concious)。“尚未”是潜伏于我们脚下的、被压抑在我们的计划、意识和意志之下的存在。6120世纪的政治同时包含了“尚未”的两重意义,未来既以一种尚未完成但方向明确的形式呈现在革命和变革的方略和进程之中,又以一种强烈的方式向未知或“尚未意识”敞开,即运动的领导者或参与者都无法对运动本身作出清晰的规划,但他们同时承认现实进程蕴含着尚未意识到的内容,从而只有在实践中向尚未意识的“未来”敞开。但不同于布洛赫的乌托邦主义,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未来的维度不只是在时间的逻辑中展开,更是在行动的逻辑中、在政治的逻辑中、在战略的逻辑中呈现——行动、政治、战略等概念必须在时势的范畴内展开,它们总是指向特定局势内的矛盾运动或敌我关系,从而包含着一种克服重重困难的具体规划、持续壮大自身力量的强力意志和夺取最终胜利的顽强逻辑。这是一种将自身投入矛盾运动中才得以呈现的未来性。

   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自反的政治以最为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不同于此前的革命,“文化大革命”包含着更多的不确定性。这一不确定性甚至不同于早期革命的实验性,毋宁是以一种激进的形态探寻“尚未意识”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运动不仅是为了达成既定目标,而且也是对无法预知的未来性的探寻,运动的自我矛盾就是不可避免的。20世纪70年代以自我否定或自我改革的形式开始,但迅速地转向一个自我肯定的新时代。自反逻辑伴随着“短二十世纪”的式微或转型而悬置了。在这一新时代的语境中,自反逻辑是否还会以新的形式激活文化与政治,我们拭目以待。

  

三、失败与胜利:反抗绝望与胜利的哲学


   20世纪从欧洲资本主义革命和殖民主义历史中脱胎而来,在人类历史上发生了规模罕见、残酷程度远超古代的战争和暴行。不同内容和形式的斗争相互交织。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家形态的变化,政治控制和政治动员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对这一时代发生的所有悲剧的追踪和发掘都是必要的,但需要置于不同力量和具体历史条件之下加以追究。需要避免在追踪问题的同时混淆斗争的不同方面,以一种抽象的道德主义对这一时代进行总体审判。由于苏联和东欧体系的内部与外部危机和最终溃败,不但在体系之外创造挑战资本主义的尝试失败了,而且经典的挑战者(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也趋于解体、转型或消逝。这就是“历史终结论”的历史基础。正由于此,许多有关20世纪的历史著作以失败作为思考的起点。霍布斯邦的《极端的年代》的主要线索和叙述基调就将这一东方革命的世纪描述为一系列的失败:在共产主义方面,苏联陷于官僚主义国家的失败,62中国陷于持续革命的失败,63国际共运陷于国际主义的失败,最终的结果是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念的失败;64在资本主义方面,帝国主义体系由于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对于秘密外交的揭露而受到打击,但民主制度及其公民权却因受制于种族-民族和宗教身份而深陷危机;65自由资本主义并未取得胜利,其最大的讽刺就是冷战之后最为强劲的经济恰恰是在政治与经济体制上与西方十分不同的共产主义中国;66法西斯的崛起和大屠杀为1935年至1945年间的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奠定了前提,但这也恰恰证明了作者为“短二十世纪”设定的基调,即20世纪的基本冲突不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而在启蒙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从而这一时代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只是一种任意的、人为的建构。67

   这一以系列失败为线索构筑起来的“短二十世纪”与作者对于以“双元革命”为先导的、尽管充满了战争与灾难但仍然富于生产性的“漫长的十九世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他忘记了进一步追问:苏联的解体就代表俄国革命是全然的失败吗?强大而坚韧的反法西斯的苏联是失败的吗?社会主义阵营对于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斗争的支持全都失败了吗?如果中国经济的发展证明自由资本主义并未取得胜利,中国倡导的全球化路径有可能终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一统天下,那么,中国的现实、未来与20世纪的持续革命到底是什么关系?1902年霍布森就曾预言:“中国可能借采用西方工业国的资本及其组织者,并更可能借代之以自己的资本和组织者,变为对西方国家居于上风;还可能把它的更廉价的制造品泛滥于它们的市场;并且可能拒绝它们作为交换的进口货,留作清偿它们投下的资本,而把初期的投资过程倒转过来,直到中国逐渐对它的以前的恩人和培植者取得金融上的支配。”68霍布森的分析缺乏对于主体改造的解释,即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如何通过反复斗争才能逆转失败的局势而“居于上风”,而在20世纪的政治视野中,这种“居于上风”的处境到底是胜利还是失败,更不在其视野之内。但在当代的语境中,他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所做的断言已经算得上天才性预见,其见识远在众多只会喟叹的历史学者之上。

   帝国主义战争及冷战对于中国的形塑极其深远,但由战争和社会危机所激发的革命对于此后中国乃至世界的变迁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不仅民族独立、工业化进程在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完成,而且社会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地缘政治关系等全部发生了空前的转型。从语言文字到国家、政体,从社会组织到劳工、性别,从文化风尚到日常生活,从城乡关系到区域关系,从宗教信仰到社会伦理,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没有发生深刻变迁的领域。中国革命无法像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那样用一两个事件作为标志,对于革命的抵抗和反动也不是由一两个事件所界定的。“短二十世纪”是漫长的革命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存在着长时段地占据舞台的演员,例如国共两党及其领袖,但斗争和博弈并不只是在固定的两造之间,所谓革命与反革命是一个充满了聚合、裂变、转化和新主体(革命的和反革命的)诞生的过程。这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一个众多政治主体生成裂变的时代、一个同一性与矛盾相互生成转化的时代、一个敌我分明而敌我关系持续变迁的时代。因此,无论追问成功还是失败,不可避免地涉及谁的成功或失败、何谓成功和失败等并不简单自明的问题。“短二十世纪”正是被这样一个广阔、复杂、深刻、激烈的进程所覆盖,其密度、深度和广度均史无前例。今天,人们已经难以想象一种未经20世纪改造的生活,离开革命、创新和失败的探索也就不能把握这一时代的意义。

   当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感伤的观察者以失败作为起点回望世纪时,我们是否也应该思考那些与世纪的意识同时诞生、发展和转化的关于失败与胜利的全新理解?中国革命发展了对于失败与胜利的丰富思考,这些思考也从革命进程内部重新界定了革命本身。因此,离开中国革命的内在视野也就难以把握失败与胜利之间的辩证关系。鲁迅的“反抗绝望的文学”与毛泽东“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胜利的哲学”是两个内在于中国革命进程的有关希望与绝望、失败与胜利的文学/哲学解释。69在我看来,“胜利的哲学”是一种将自身全盘地融入集体斗争而产生的历史思考,亦即革命主体的战略思考,牺牲和悲剧被置于制胜的行动纲领中加以处理,从而彻底排除了“五四”以降文学和思想领域中的那种寂寞、无聊、颓唐或无可措手的困顿之感等要素。“胜利的哲学”植根于集团斗争的残酷而悲壮的历史,也体现为在失败境遇中寻找转向胜利的战略考量。失败不但是成功之母,而且是“胜利的哲学”的逻辑起点。从失败开始,意味着在困境中重新识别“薄弱环节”、寻求克敌制胜的战略和策略,进而在创造新形势的过程中重建敌我关系的进程。这一进程实际上正是重建自我或主体的过程。

   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等文本标志着“胜利的哲学”的诞生,它为后来文学家们描述革命过程的曲折和困境提供了一种“从胜利走向胜利”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的乐观主义脉络。1949年8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回顾了1840年以来的历史,以一种不容辩驳的方式论述道:“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70从再造主体的角度说,这一斗争、失败直至胜利的进程不仅是人民的逻辑,而且也是创造作为革命主体的人民的进程。毛泽东说:“所有这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71很明显,鸦片战争以降的抵抗斗争并非由同一群人完成,在历次反抗的主体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异,但斗争-失败-斗争的逻辑将他们建构为日益成熟和强大的、从斗争和失败中走向胜利的“人民”。只要斗争的逻辑存在,失败就不是最终的失败;反过来说,失败的真正意义在于斗争的逻辑失效了。因此,衡量失败的真正尺度不是失败自身,而是斗争的逻辑是否继续存在。

   鲁迅将孙文界定为“永远的革命者”——所谓“永远的革命者”,也就是用持续的失败来界定的革命者,“胜利”不是作为一个最终的结果,而是作为不被失败击垮、持续奋斗的进程呈现自身的。72“胜利的哲学”之所以是乐观的,是因为它始终与对困境的辩证理解联系在一起,始终与基于这种理解的战略性行动联系在一起。胜利不在抽象的未来,不在抽象的乌托邦主义,而恰恰在对敌我力量对比的辩证分析及具体实践之中。“胜利的哲学”是行动的哲学,但不是唯意志主义。恰恰相反,它将求胜的意志与对形势——尤其是敌我力量对比——的分析置于矛盾的对抗和转化之中,并积极地介入这种对抗和转化。

鲁迅的“反抗绝望的文学”拒绝乐观主义的世界观,却并不反对集体性的斗争;它从不将希望置于主观的范畴内,而试图在宽广世界中探索通向未来的道路。“反抗绝望的文学”与“乐观的文学”有着鲜明的区别,却与“胜利的哲学”有某些相通之处,例如,它们都是反抗与动作的哲学,或者说斗争的哲学。鲁迅多次以怀念的语调悲悼《新青年》团体的散落,又努力地用创办刊物和文学社团的方式营造集体斗争的阵地,“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73这些思考不但产生于对力量对比的战略分析,而且也产生于他对失败的承认和思考。他的著名的“壕堑战”的说法,正来源于文学与战争的比喻。74这是为取得文化斗争的胜利而展开的战略和策略分析。如果将这样的文字与20世纪中国的“胜利的哲学”的典范作品《论持久战》做个对比,不是可以看作一种文化游击战的战法吗?正如《论持久战》对人民战争及其形式的分析来源于对正面战场的困境和失败的分析,这种文化游击战的思考诞生于对新文化运动阵地战失败的总结。“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故乡》的这句名言将布洛赫的“尚未意识”转化为实践或行动所蕴含的对可能性的探索,从而为无路可走的境地预设了未来的维度。《野草》所一再表述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不是对希望的否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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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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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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