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作为思想对象的二十世纪中国(下)——空间革命、横向时间与置换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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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何说明由海洋时代所催生的空间革命与作为现代国家降临之标志的法国、英国、西西里的中央集权体制,亦即马克思所称的由资本主义生产的集中所导致的“政治的集中”?鸦片战争以降,欧洲列强试图有效地将其统治一切的秩序观念强加于中国及其周边地区,并以国际法的逻辑处理和命名各种类型不同的政治共同体。“那种纯粹与时代相联系的、由历史限定的、具体的政治单元的组织形式,在此情形下就丧失了其历史位置及其典型内容;在这种具有迷惑性的抽象性中,这种国家形式被移植到各个背景全然迥异的时代和民族,投射到另外一种全然不同的产物和组织中。”13在新的共时空间中,我们如何解释这些历史脉络不同但形式与功能相似的、如今被称之为主权国家的现象?

   首先,由于这一特定类型的国家体系的形成是帝国主义扩张的后果,仅仅指出国家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形式是不够的,还需要指出这一体系的各种过渡形式。金融资本及其相应的国际政策“造成了许多过渡的国家的附属形式。这个时代的典型的国家形式不仅有两大类国家,即殖民地占有国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它们在政治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财政和外交方面附属关系的罗网包围着。”14其中,中国、土耳其等半殖民地是一种类型,而阿根廷、葡萄牙等是“政治上独立而财政上和外交上不独立的另一种形式”。15其次,在经历一系列“文化革命”之后,人们开始以一种普遍主义的方式将历史中的不同共同体称之为古代国家、中世纪国家或近代国家,并将中国或其他非西方历史中的政治共同体贬低为帝国、王朝、部落、酋邦。“主权国家”的确立是通过省略历史脉络的差异或压抑多重历史时间而产生的,因此它不仅需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同质的、空洞的时间”,16而且需要能够将多重时间关系纳入其中的共时性概念。

   让我们在陆地与海洋的变动关系中观察“内部的历史演变”与“外部的历史演变”的交错关系。从17世纪起,清朝就与施米特所称的极大扩展了空间的“两种不同的猎人” 17(即追逐皮毛的俄国人和西北欧的海盗)打交道。1636年,皇太极设立“蒙古衙门”,署理蒙古事务,三年之后改为理藩院,成为管理蒙古、回部、西藏、西南土司并兼理俄罗斯事务的机构。1689年清俄《尼布楚条约》显示出主权国家间的全部内涵:以科学方法划定边界、确认边界内的行政管辖权、控制两方居民的跨边界流动、侨民安排、文票(护照)及贸易准入,以及条约文本的语言及对译等。康熙挑选了两名耶稣会士——法国传教士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和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Thomas Pereira)参与清朝代表团的谈判,他们不但充当翻译,还兼有顾问之职。18他们熟悉格劳秀斯(Hugo Grotius)的学说和欧洲国际法的知识。这一条约是两大政治体之间的主权条约。1918世纪初,康熙曾派遣侍郎赫寿前往拉萨办理西藏事务,但其时尚无驻藏大臣的定制。1727年,在平定蒙古准噶尔部侵藏之后,雍正设立钦差驻藏办事大臣,并与************、班禅额尔德尼共同监理西藏事务。这一制度直至1912年最后一位驻藏大臣离开西藏始告结束,其后续为中华民国西藏办事长官及蒙藏事务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治区政府。20

   与西藏事务形成平行关系的,是新疆回部的制度演变。在维吾尔、柯尔克孜、塔吉克等族群聚居地区,清朝实行伯克制。伯克原为回鹘官职,唐宋史籍均有记载。1759年,在平定大小和卓木叛乱之后,清朝对伯克制加以改造,将其纳入清朝官制。1884年新疆建省,朝廷废除各级伯克官职,实行与内地一致的官僚制度。这一“政治的集中”趋势是从内部危机延伸而来,早在1864—1877年间的所谓“同治新疆回变”和阿古柏入侵时期,伯克制已经趋于废弛。21与西域的变迁相互对照的,是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其中雍正四年(1726年)鄂尔泰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远在新疆建省之前,很少涉及外患。

   上述国家形态的变迁与马克思所描述的19世纪的全球状况不同,并不是因应“生产的集中”而产生的“政治的集中”,而是在内陆族群间和王朝间的复杂地缘关系中发生的权力集中趋势。17世纪以降,在清代的舆地学、经学和策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一个幅员辽阔、层次复杂、无分内外却又文化多样的中华王朝的政治蓝图。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理学的夷夏之辨、不同于郡县制国家的内外差异,当然也是不同于内部同质化的欧洲民族-国家的政治视野。在这个视野中,“中国”只有组织在一种由近及远的礼序关系中才能构成内外呼应的政治秩序,它是历史渐变的产物,也是不断变迁的历史本身。因此,所谓地理学视野可不只是地理问题,背后是如何在空间上和内涵上界定“中国”的问题。22

   从19世纪初期开始,这一内陆权力集中的趋势与第二种猎人即“西北欧的海盗”的到来存在密切的呼应关系。清代的制度沿革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清朝起初并无专门处理对外事务的机构,对外事务由礼部四司之一的主客清吏司负责。礼部始设于南北朝北周,自隋朝起为六部之一,列代相沿。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按照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第一条“公使常住北京”的要求,清朝才在英法等欧洲列强的逼迫之下,于1861年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管了礼部和理藩院的对外事务。从1861年至1901年按《辛丑条约》第12款规定改为外务部,这一位列六部之上的机构存在了40年。23

   同治十三年(1874年)2月,英国派遣柏朗(Horace Browne)上校带领由193名英国官员、商人、军官、士兵组成的勘探队,经缅甸自陆路进入云南。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Sir Thomas Francis Wade)征得总理衙门准许,派翻译官马嘉理(Augustus Raymond Margary)前往缅甸新街与柏朗会合。1875年2月14日,马嘉理与柏朗探路队擅自侵入云南腾越(今腾冲)地区,开枪打死当地居民,遭至当地人反抗,马嘉理及四名随员被杀。清政府为了平息事态,处死了23名参与其事的当地民众,革职查办军政官员,并于光绪二年(1876年)7月26日,由李鸿章和威妥玛签订《烟台条约》。除各项不平等条款之外,条约规定中国派遣公使前往英国表示“惋惜”。“马嘉理案”成为中国对外派驻使节的开始,也意味着以朝贡/册封为主要形式的对外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24也就在这一年,英国保守党鹰派人物罗伯特·李顿(Robert B. Lytton)出任印度总督,先是大力支持盘踞在南疆的阿古柏政权,继而又在阿古柏政权覆亡后,挑起了第二次对阿富汗的战争。同年3月2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命令,正式兼并浩罕汗国,改其名为费尔干纳区,斯科别列夫将军成为该区的首任行政长官。英俄在亚洲的竞争进入了新的阶段。25

   中国与欧洲国家的事务并非始于英、法,西班牙、葡萄牙早于荷兰、英、法、德等西北欧国家介入亚洲事务,但为什么直到19世纪中后期清朝才不得不设立专门的对外事务机构并改变朝贡关系管理,开始派驻对外使节呢?除了上述案件及由此产生的条约内容之外,西北欧国家与南欧国家之间的区别,或者说,在新教与天主教的斗争中衍生而来的主权国家及其关系规范对于理解中国及东亚地区的主权关系有什么特殊意义吗?英、法及早于他们抵达东北亚的荷兰“处于当时的新教势力反抗当时的天主教势力的最前线”,并在与西班牙天主教霸权的斗争中开启了一个以海洋秩序为特征的世界秩序时代。英国与荷兰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但英国的国际法思想及其主权概念是从荷兰的国际法和主权概念衍生而来的,它们共同的敌人是西班牙和天主教势力。“这里存在着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其独特性和不可比性在于,英国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时刻、且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了一场根本的变革,即将自己的存在真正地从陆地转向了海洋这一元素。由此,它不仅赢得了许多海战和陆战的胜利,而且也赢得了其他完全不同的东西,甚至远不止这些,也就是说,还赢得了一场革命,一场大的革命,即一场行星的空间革命。”26

   对于“西北欧的海盗”而言,海洋时代是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同时内海化的时代。这一时代的制度安排完全是为了对大陆的权力分布和结构及其利益关系形成支配权。271517年,葡萄牙通过军事占领建立屯门政权,但在多次武力入侵和占领失败后,不得不于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转至今澳门地区,并于1572年以缴纳500两白银作为地租(实际上是贿赂)获取在澳权益,在明朝法律框架和行政海防双重管理下实行被默许的自治。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澳门议事会成立,并从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开始任命总督。葡萄牙对澳门的租借也是大航海时代波及中国及其周边的标记,但一般认为,澳门从租借地向殖民地的转变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其标志是1849年因澳门第79任总督、有“独臂将军”之称的亚马留(Comandante 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遇刺而引发的清葡军事冲突,此后澳门正式成为葡萄牙帝国殖民地。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签订,从法理上确认了澳门的殖民地地位。在澳门问题上,明朝与葡萄牙的关系不涉及形式主权问题(尽管其具体内容与19世纪的主权问题相关),而更多地与天主教会的保教权问题相关联。所谓保教权,是指由罗马教廷授予国家政权保护天主教在非天主教地区的传教权。28“葡萄牙国王的‘保教权’(Patronatus missionum ) 是在1493年从教皇亚力山大六世(Alexander, VI, 1492-1503)手里获得的。当时,葡萄牙、西班牙向海外探险,开辟了通往美洲、亚洲和亚洲的航线。很多传教士通过这些航线到当地传教。从里斯本到好望角,到印度洋的航线,是葡萄牙人达·伽马在1498年发现的。因此,列奥十世(LEO, X, 1513-1521)在1514年将亚洲的保教权也授予了葡萄牙。‘保教权’有几项内容,到东亚的传教士应向葡萄牙政府登记,应搭乘葡萄牙的商船前往亚洲,东亚的主教应由葡萄牙国王向教皇推荐,当地为传教发生的交涉事务应由葡萄牙政府代理,在当地进行宗教仪式时,葡萄牙国王的代表应在各国代表之前,葡萄牙政府负责提供传教津贴。”29保教权问题直接关涉贸易问题和领土内的管辖权问题,但它所引发的矛盾和冲突主要以中西礼仪之争的形式出现。关于这一礼仪之争及其演变,已经有众多研究。30

   与此不同,1600年成立的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和1602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是海权时代到来的重要标志。这两个西北欧的公司在不同阶段具有若干“国家”特征,如课税、征兵、筑城等等,它们的诞生、发展、转折和终止全部与近代主权的形态有关。31荷属东印度公司在巩固了商业网络之后,“为垄断中国丝货出口贸易,试图派遣舰队将葡萄牙人驱出澳门,以争夺根据地。该计划受挫后,公司仍然企图获得于中国发展自由贸易的地点,遂决定在澎湖岛上设防筑城。然而中国当局认定澎湖属中国领土,视公司此举为侵犯主权行为,因而对荷人愈加排斥。”32早在晚明时期,由于荷兰与西班牙、葡萄牙势力的竞争,在澳门、澎湖以及台湾等地已经出现了主权性争执。

   1820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是鸦片贸易迅速上升并引发世界秩序变化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的欧亚内陆边疆与沿海边疆同时遭受两大亚洲帝国夹击的时代。龚自珍早就意识到大陆正在失去作为无法逾越的天然屏障的四海,不得不从新的海洋视野观察西域的地缘政治意义。在他分别于1820年和1829年写下《西域置行省议》和《御试安边绥远疏》之时,正值南疆张格尔叛乱引发清廷内部有关放弃对南疆的直接控制、改为册封制度的激烈争论的时期。他建议设置行省,稳定边界,寻找安置人口的新空间,探寻通往西海(印度洋和阿拉伯海)的内陆通道。33

这一政治集中主张正是对于回归册封制度的反驳。19世纪20年代,英属印度已经通过训练张格尔叛军、提供火器等大力支持新疆叛乱,这是1840年鸦片战争的前奏;由于这场危机发生在亚洲大陆中心地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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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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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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