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探寻扎根于(中国)实际的社会科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6 次 更新时间:2018-11-15 01: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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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者正是理论理性与实际行为间的关键媒介。韦伯偏重理论理性,没有考虑到连接理论与实践的问题。这是他归根到底是一位偏向主观主义的思想家的重要原因。

   康德的“绝对命令”“实用理性”思路其实和儒家的基本倾向带有一定的亲和性。中国古代至当代的法律历史所展示的是,中国文明中最坚韧持续的特征之一是儒家的道德化思维,其核心长期以来可见于儒家“仁”理念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 “黄金规则”,以及据此而来的“仁治”理念。它实际上是汉代“(法家)法律的儒家化”的核心内容,至今仍然在中国的非正式民间调解以及半正式调解(包括法庭和行政调解)制度中被广泛援用。它其实完全可以被“现代化”为相当于康德的绝对命令的道德标准。它显然可以成为一个被一般公民接受和拥护的标准。它也和康德的“实用理性”一样附带有自内而外的道德抉择观点,与西方此前的“自然法”把道德视为客观存在于自然的思路很不一样。而过去的儒家思想虽然把如此的道德抉择局限于“君子”,但这是个完全可以大众化、全公民化的理念(儒家自身便有“有教无类”的理念),也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适用于今天的立法抉择。

   固然,康德的出发点和儒家的很不一样。前者在于个人的绝对价值和对理性的追求,后者则在于人际关系与和谐。虽然如此,康德的绝对命令显然也关注到人际的关系(己之所欲,亦施于人)。也就是说,它是一条和儒家的“仁”带有一定亲和性的“黄金规则”。对中国来说,更重要的是,如此的前瞻性道德理念正是中国长期以来的关键性“实用道德主义”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可以贯通古代、现当代和未来的“中华法系”的特色(黄宗智,2016a)。

   这样,我们可以辨析出一条超越韦伯的形式理性和布迪厄的不具备前瞻性的实践逻辑的道路,从而得出一条凭借实用理性和道德理性的标准来决定道德准则的取舍,借此来指导实践的道路。根据这样的标准所作出的抉择显然可以一定程度地适用于他人,甚或所有人。

   (三)“实践理性”和“毛泽东思想”

   我们也可以从实践与理论的关联的问题角度来回顾中国的革命传统。其实过去的“毛泽东思想”便是一套聚焦于如何连接实践与理论问题的思想。我们可以想象,大革命失败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高度依赖共产国际的物质援助和政治领导的早期阶段,要脱离共产国际所设定的依赖工人阶级夺取大城市的“总路线”,从实际情况出发而得出实用可行的建立(农村)根据地、游击(运动)战略以及农村包围城市的实践方针是多么地不容易,多么地需要突破现有理论的条条框框,多么地需要从实践出发而概括出符合实际情况的方针,由此来连接基于中国实际情况的实践和马列主义理论(包括被共产国际提升到理论层面的苏联革命经验)。我们甚至可以把那段经验和革命传统视作这里提倡的学术对真实世界的认知进路的佐证,而当年的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等人,则使我们联想到今天主张简单模仿美国经济和法律的全盘西化学者和决策者。

   当然,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胜利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得民心”,在其把劳动人民从阶级剥削中解放出来的马列主义意图之上,更加上了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崇高道德理念。后者的最好体现也许是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定程度上也可见于党的 “群众路线”。它们和传统的“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仁政理念有一定的关联,至今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传统的村社一级,“仁政”尤其可见于村庄的简约治理和社区调解制度;在现当代,更可见于由传统非正规调解和国家正式机关之间的互动所产生的“第三领域”中的众多半正式调解体系:包括社区干部、行政机关、公安机关和法院所执行的调解。今天,那样的半正式体系传统更应该被延伸至涉及民生的重要公共政策的拟定和执行,可以把民众参与设定为必备条件。如此的变化也许能够被引导成为一个来自“中国特色”传统(党自身的群众路线传统)的治理体系“民主化”/“社会化”道路(黄宗智,未刊稿d)。

   毛泽东思想的洞见在于它非常清晰地认识到众多理论家和学者所忽视的关键问题,即如何在理论和实践间建立媒介、连接。它的核心是一种认识上的方法论。它的贡献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能够反主流地质疑固定的认识而提出符合中国实际的不同构想。用它自己的隐喻来说,它是把马列理论有的放矢地射中于中国实际的思想。

   笔者这里绝对不是要提倡把任何一种思想绝对化或宗教化,更不是要将任何人的思想构建为一种僵硬的意识形态,而是要指出在人们的认识中,理论与实践间的媒介和连接的关键性。我们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既为我们提供了这里提倡的认知方法的佐证和实例,一定程度上也为我们敲响了对任何理论被绝对化、普适化的警钟。

   以上的认知方法显然不仅适用于学术研究,也适用于国家决策。从后者的角度来考虑,“实践理性”和“仁政”理念同样十分必要。正是那样的实践理性和抉择,才能够区别“善”与“恶”之间的抉择。决策者到底是为了老百姓的幸福还是一己或某种狭隘的利益而做出抉择?对中国人民的未来来说,这是个关键的问题。我们不该像韦伯那样拒绝道德在立法和决策中所应起的作用,而是要提倡借助于如此的道德标准来进行前瞻性的思考(更仔细的论述见黄宗智,2014b,尤见第1卷:总序;亦见黄宗智,2015b)。

  

五、 中国实践社会科学理论的建构

  

   回顾笔者五十多年来的经验研究,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是认识到(从西方主要理论来看待的话)中国实际的“悖论性”,亦即其“悖论实际”。现今的主流社会科学理论源自对西方某种经验的抽象化之后,将其进一步理想化,进而普适化和意识形态化。其原先可能是比较符合西方实际的抽象化,或一种聚焦于单一维度的认识方法,但之后则通过逻辑推理而被绝对化,或被政权意识形态化。今天新古典经济学和形式主义法学,以及众多与两者相关联的理论,被广泛引进中国,被当作是中国“现代化”和“与国际接轨”的必要构成部分,甚至在研究中国自身方面也如此。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我们只有从中国的经验实际/实践出发,而不是从舶来的理论出发,才可能看到中国的悖论性。理论可以被当作对经验证据提出的问题来使用,但绝对不能被视作已有的答案。我们不可像今天许多的研究那样,硬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盲目地塞进西方的理论框架。这正是笔者一贯提倡从经验/实践研究出发的根本原因。何况,即便是对西方本身的认识,也需要如此地要求连接经验与理论,而不是单一方面地依赖理论,或强使两者分离,或让单一方完全压倒、吸纳另一方,由此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习惯和框架之中(但这不是本文主题)。

   通过对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法律的研究,笔者进一步认识到,表达和实践可以是一致的,但也可能是相悖的。中国的正义体系(也包括其治理体系),长期以来一直有意识地结合高度道德化的理念/表达与比较实用性的实践,形成其“实用道德主义”的核心。而在中国近代、现代、当代的剧变过程中,包括在西方的强大影响下,我们更需要关注到表达与实践之间的背离,以及两者之间因此而必然会产生的既背离又抱合共存的实际。作为侵略方的西方,则不会考虑到如此的问题。正是通过对此点的认识,笔者也看到了布迪厄实践理论的一个关键弱点:布氏不会考虑到近现代中国这样既拥抱又抗拒西方的实际,既要求西化又要求本土化的实际。这样的实际更需要中国长期以来对待二元实际的基本思维倾向来认识——看到二元关系中的背离和抱合,既矛盾又合一,不会像西方经典理论那样偏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认识中西方思维方式之间的这个基本差异,才有可能真正进入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实际。单一地关注其中任何一面,无论是全盘西化还是本土化,只可能脱离现代中国面对的基本实际。

   最后,我们也要看到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最终是一个回顾性的理论,不带有明确的前瞻性,并不足以指导我们关于未来的思考。除了简单区别实践之中所展示的有效和失败的传统之外,我们还需要儒家长期以来关乎“仁”的“黄金规则”传统,来作为我们对善法和恶法、优良的和恶劣的公共政策做出抉择的依据和标准。它类似于西方现代启蒙大师康德的“实用理性”及其“绝对命令”的“黄金规则”,更是历代中国正义体系的核心,今天仍然起着重要作用。西方的主流形式主义理论则多把道德价值视作“非理性”或“前现代”的因素。

   以上简单总结的可以说是笔者自身研究和学习经历中至为关键的三步:认识到中国的悖论性才有可能连接上中国的实际和现代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并建立扎根于实际的中国社会科学和其主体性;看到中国传统和现代正义体系中道德性表达和理念与其实用性实践的既背离又互动、抱合,才有可能掌握中国悠久历史中的实用道德主义核心以及其对待二元合一的基本思维,与西方非此即彼的思维十分不同;认识到儒家的“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核心道德理念,才有可能赋予前两步的认识所不可或缺的前瞻性,才有可能认识到实践中所需要的抉择标准,以及如何贯通中国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笔者待刊的三本书稿,在《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的总标题下,第一卷是《中国新时代的小农经济往哪里去?》,第二卷是《中国正义体系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都是依据以上三层主要认识进行的前瞻性探索,是其进一步的延伸和具体化,也是经验研究方面的进一步充实(黄宗智,未刊稿a,未刊稿b)。它们分别是笔者之前的农业三卷本和法律三卷本即将增加的第四卷。第三卷《中国非正规经济的实践与理论》(黄宗智,未刊稿c)则是笔者主要关乎农民工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论述和探索,依据的也是上述的方法和认识。 它们对笔者自身的总体认识的影响还不是很清楚,还是个正在形成的过程。

  

   参考文献:

   黄宗智,2017a,《中国的劳务派遣:从诉讼档案出发的研究(之一)》,载《开放时代》第3期,第126—147页。

   黄宗智,2017b,《中国的劳务派遣:从诉讼档案出发的研究(之二)》,载《开放时代》第4期,第152—176页。

   黄宗智,2016a,《中国古今的民、刑事正义体系——全球视野下的中华法系》,载《法学家》第1期,第1—27页。

   黄宗智,2016b,《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1980—2010)——一个历史和比较的视野》,载《开放时代》第2期,第11—35页。

   黄宗智,2015a,《实践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历史与现实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2015b,《道德与法律:中国的过去和现在》,载《开放时代》第1期,第75—94页。

   黄宗智,2014a,《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历史、理论与现实》,三卷本增订版。第1卷:《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2卷:《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第3卷:《超越左右:从实践历史探寻中国农村发展出路》,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2014b,《清代以来民事法律的表达与实践:历史、理论与现实》,三卷本增订版。第1卷:《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第2卷:《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第3卷:《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2014c,《“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的发展出路吗?》,载《开放时代》第2期,第176—194页。

   黄宗智,2013,《重新认识中国劳动人民——劳动法规的历史演变与当前的非正规经济》,载《开放时代》第5期,第56—73页。

黄宗智,2010a,《中西法律如何融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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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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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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