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鹰:关于“中间人物”论的通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1 次 更新时间:2018-11-12 14: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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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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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小鹰与XXX关于“中间人物”概念的通信

   二、 小鹰与XX关于“中间人物”与“典型人物”异同的讨论

  

   [说明]在写作《究竟什么是“中间人物”?》一文的过程中,有几个友人阅读了初稿,提出了一些问题和看法,许多都是作者不曾想到过的。归纳起来,我们的通信讨论涉及如下内容:

   1,“中间人物”是否是从毛语录派生出来的政治性概念?是否是企图以“左中右”或“敌我友”的政治分类法来界定文艺创作中的“芸芸众生”相?

   2,“中间人物”是简单地指处于“英雄人物”和“反派人物”之间的那一批人吗?是仅指在政治斗争中的一些“中间派”或“友人”吗?或者,是指社会上那些“庸庸碌碌、猥琐不堪”的小人物吗?

   3,“中间人物”的提法是否是“贬低劳动人民和丑化社会主义”?是否是“狂妄地加在几亿人民头上的恶谥”?

   4,邵荃麟提出的“中间人物”概念的核心或关键词究竟是什么?

   5,“中间人物”这一概念的产生与我国五、六十年代的特殊环境有什么关系?

   6,鲁迅笔下的阿Q和祥林嫂是“中间人物”么?

   7,以“中间人物”的概念能否统一概括《创业史》中梁三老汉这个艺术形象的优秀品德与摇摆不定?

   8,在文学作品中,人性如何才能得到最充分、最感人的表达?

   9,高层次的艺术欣赏是指什么而言?现实主义文艺的魅力又何在?

   10,“中间人物”论与“人道主义”有什么联系?它与“现实主义”又有什么关系?

   11,“中间人物”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有什么异同?“中间人物”这个概念今后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12,“中间人物”论除了“关注‘底层’的人物命运”和“拓宽了创作的路子”之外,还有什么更深刻、更积极的现实意义?

   无疑地,这些问题极有助于我深入思考,并试图更好地表达自己。因为这类问题有一定的普遍性,故我将姓名等隐去,只列出通信中有关的内容,另成一篇仅供读者参考,希望有助于理解《究竟什么是“中间人物”?》一文,并展开进一步的争鸣。在此,我诚挚地感谢友人们热情和坦然的讨论,这实在让我受益匪浅。

  

   一、 小鹰与XXX关于“中间人物”概念的通信

  

   XXX致小鹰,2012-7-19。

  

   小鹰世兄:

   两次来信都已拜诵。谢谢你的好意和鼓励。关于你写的那段说明,我没有什麽不同意见。你为令尊令堂做了许多工作,非常有意义。不仅是对亲人应该这样,也从令尊遭遇可窥历史的一斑。可说是为历史存照。

   关于“中间人物”问题,从理论上说,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性概念,四九年后的文学与政治绑得紧紧的,大家容易从此考虑问题,并不奇怪。我在79年曾写过一篇专门谈“中间人物”问题的小文,曾刊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xxxxx》,主张在文学范围不用此概念。事实上现实生活里,也很少这样谈问题,只有搞阶级斗争的人总是要从敌我友、左中右来想事。令尊当时确有想从写英雄人物是中心任务的高调中摆脱出来的意思,提出了关于“中间人物”一词,是有积极意义的,有针对性的,是针砭时弊的,但并不等于反对写英雄人物。

   我在2006年写的另一文中,曾追溯了他早年十分强调关注底层人物,其实与他后来要求关注“中间人物”是有思想渊源关系的,与他的人道主义都有联系。他的关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的译序,我年轻时读了非常感动,印象极深,就是被他的悲天悯人的深情所打动。中外许多进步作家几乎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人本主义者。对民众苦难熟视无睹的人,绝不可能是优秀作家。

   ……

   说来话长,就此打住吧!谢谢你来信,欢迎你常联系!

   XX 2012-7-19

  

   小鹰致XXX,2012-8-4。

   XX老师:你好!

   我已读到你1979年写的那篇文章,还是想同你就“中间人物”的概念再做些商榷。

   从你的行文逻辑来看,你认为《大连会议》上提出写“中间人物”的同志的根据,和后来很多主张这样写的同志一样,“都毫无例外地援引了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的几次讲话。”(指“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等论述。)然后,你对毛氏论述关于“左中右”、“敌我友”的复杂和变动的含意作了分析,得出这是“一个政治性概念”,“是一个内涵不明确、不稳定的概念”的结论,由此,又进一步批评在文艺创作中应用这种概念会带来如何僵死、荒唐的后果。

   如果后来参与讨论的“其它同志”对“中间人物”是这种理解的话,那您的批评无疑是对的。但是从发表在《邵荃麟评论选集》上根据记录稿整理的文字来看,荃麟只是引用了一句毛语录,即“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即使他有过更多的引用,然而从讲话的整体内容看,荃麟并不是从毛的概念出发,而是从现实的存在出发,从社会的矛盾出发,提出了写“中间人物”的文学主张。而他在通篇所说的“中间人物”的概念里是强调“矛盾点往往集中在这些人身上”、“人物性格只有在矛盾、斗争中才能表现出来”。这里并没有涉及什么政治上的“左中右”、“敌我友”的问题,更戴不上“狂妄地把几亿人民统统给予一个‘中间人物’的恶谥”的帽子。

   而从艺术上看,提出写这类处于矛盾之中的人物,并不就意味着文艺只有作“政治选择”或说教的份儿而没有描写人性的地位。恰恰相反,人性的善恶只有在矛盾冲突中、在社会关系中才可以得到最充分、最感人的表达。这也正如你所说的,“梁三老汉曾经是一个中间人物,……,他是那么善良、淳朴、真诚,他与梁生宝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但他仍然那么关心、挚爱着这个义子。”若从矛盾的角度(而不是从“政治”角度)来看,梁三老汉在这方面的“优秀品德”与“中间人物”的概念并没有什么冲突。“中间人物”并非是指品性的“‘中庸’和欠缺”,或等同于“卑微渺小、庸俗猥琐的人物形象”。如果没有那种矛盾冲突,反倒是难以生动地显现梁三老汉的“基本性格特征和典型意义”了。这个艺术形象之所以能打动读者,就是荃麟所说的矛盾的“中间人物”的魅力所在。

   同样,正是由于影片《偷自行车的人》的主角里奇处于失业的社会矛盾中,处于选择生计或道德的困惑之中,他与幼子间的父子情才有了催人泪下的动人表现。这里也没有什么“左中右”、“敌我友”的问题。至于作者对矛盾会如何处理?则是个“见仁见智”的事,荃麟并没有愚蠢到要作出一律的规定,非要从政治倾向上来决定不可。恰恰相反,他说“《赖大嫂》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些批评者批评赖大嫂思想没有转变成集体主义。是否非要写出解决问题不可?如果水到渠成,可以解决;否则,也可以指出方向,让读者自己去得出结论。”剧终时里奇的矛盾并没有解决,他的命运如何?倒是会引起观众的深思。

   因此,我认为,你所说的“中间人物”是个政治性的概念与荃麟所主张的文学概念是两码事。只要你从“矛盾”及其转化的角度来理解他所说的“中间人物”是什么,我觉得,你文中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写“中间人物”的文学主张是一个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学术问题。但五十年来,人们始终在“中间”这个字眼上纠缠不清,对满篇的“矛盾”二字却视而不见,反陷在品性和政治概念的泥潭里吵来吵去,又有多少人真正读懂了荃麟?

   荃麟讲的“中间人物”概念的核心在于它是各种矛盾的交汇点,“中间人物”是处于矛盾中间的人物,或者说,是矛盾对立的双方都要争取的那一部分人。抽掉了“矛盾”就等于抽掉了“中间人物”这一文学概念的灵魂,因而,所有对他的批判都是“无的放矢”了。

   我知道,人的观念一旦形成是很难改变的,包括我自己。我们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但不妨碍我们有针对性的交流、沟通,试图换位思考,以增进彼此的认识。我诚恳地希望听到你的回馈、批评。

   最后,尽管我不同意你在这概念上的某些看法,但我十分敬佩和感谢你坚持不懈地为邵荃麟及其“中间人物论”这一历史冤案平反的正义感和道德勇气。谨祝

   夏安!

   小鹰

  

   XXX致小鹰,2012-8-5。

   小鹰世兄:

   大函已拜悉。关于“中间人物”的高见也已知道。我已久未思考此问题,读了来信想了一下,想简单说明如下:

   一、我在最早的文章中就已说明,邵荃麟在大连讲话用意在拓宽创作的路子,注意许多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和思想感情等等。使用“中间人物”一词是相对英雄人物而言的。用心良苦,在当时极有意义。

   二、我在2006年曾谈到他早年关注“底层”的人物命运,与他后来说的“中间人物”是有思想渊源的。如不是五六十年代这样特殊环境,他大概不会用这样的概念。

   三、五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界与其他各界一样,谈任何问题都是从政治出发。大连会议、“中间人物”也不可避免与此相连。

   四、中共从三十年代左联时期开始,就提出在文学界要争得领导权,即党文化的开始,后来毛的讲话发展得更严重系统,到第一次文代会、到江青的纪要发展到极点。即在文化领域实行全面专政。一切问题由此而来。中外文学创作或研究从来没有什麽所谓“中间人物”一说。阿Q、祥林嫂是中间人物吗?至今文学研究评论也没有人给人物排行列入中间还是什麽。此概念随着社会生活中政治的淡化而被人遗忘或废弃。就是这个道理。

   五、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对芸芸众生无法用此概念界定。

   鄙意大概如此,不一定对,仅供参考。我一直佩服令尊勇气,在当时就敢谈这样意见。我那篇小文是抛开这件公案,从文艺学角度来看“中间人物”,觉得研究评论作品人物谈中间还是英雄还是什麽,不是一种艺术欣赏的范畴。

   XX 201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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