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理财:中国农村社会治理40年:从“乡政村治”到“村社协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55 次 更新时间:2018-11-12 13: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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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集体的“社员”变成高度离散的自由“村民”。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向农民征收税费这一地方政府、村集体与农民之间所维系的最后一点常规性联系也被打破了。除了土地在名义上仍然属于集体以外,农民跟集体几乎没有任何其它的实质性关联,农民摆脱了对集体的“组织性依附”。

   我们注意到,近年来,湖北省一些地方应对农村社会“空心化”“个体化”,在农村社会治理上进行了积极探索创新,形成了“网格化管理”、“律师进村、法律便民”、“法务前沿工程”、“幸福村落”建设、“十星文明户”创评等有益经验。

   湖北省的这些社会治理创新,有的通过“律师下乡”、“法务前移”等途径,自上向下或者由外至内“用力”,有的注重“农户”、“村落”、“网格”等社会治理单元的建设。不可否认,这些社会治理创新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总结与讨论


   通过湖北省的表述发现,我国农村社会治理创新主要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一是历史阶段性。二是问题导向性。三是创新零散性。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农村社会治理创新,都是在国家基层治理的制度架构之内进行自主探索的,符合国家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从国家角度来看,农村社会治理与国家整体治理变迁逻辑相统一。从农村社会本身来看,农村社会治理与农村社会结构有着内在的紧密关联。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在农村社会治理之中,没有很好地解决农民主体性问题——在农村社会治理中往往存在农民主体缺失、不在场、遮蔽、隐身乃至虚化等问题。因此,在当前农村社会治理中,如何培育和激发农村社会内生活力是个难题,因为它从根本上决定着农村内生秩序的生产能力及生产状况。

   总体而言,从农村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来看,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变迁始终与农村经济发展相伴随,而且相互交织在一起,并围绕着“经济发展为中心”这根主线而展开,体现着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的思想。农村社会治理要么是主动因应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要么是被动应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冲击。而从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来看,改革开放40年来先后经历了从“社会分离”到“社会参与”“社会协同”的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农村社会从国家的治理对象转变为治理伙伴。所谓“社会分离”,乃是“政社分开”的结果;所谓“社会参与”,乃是农村社会治理主体从单一到多元的变化,农村社会力量成为其中一支重要的主体;所谓“社会协同”,乃是强调基层政府与农村社会的合作,更加积极地发挥农村社会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农村社会治理正在倒逼着或促进着农村基层政府的服务转型,从而更加强调其服务能力的建设与提升。与此同时,国家对农村社会治理的关注和期待不断扩大,从公共行政领域扩展到其它公共领域乃至农民生活领域,从而提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要求,以期达成“治理有效”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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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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