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回望小岗村事件

——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13 次 更新时间:2018-11-09 11:4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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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 (进入专栏)  

  

   1

  

   时光荏苒,现在谈论小岗村事件已经近乎于谈论历史了。

  

   那么,历史是什么呢?人处在不同时空往往会有不同的回答。鲁迅先生的回答很简洁:“历史就是吃人”;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回答有些玄妙:“上帝通过历史显现他的身影”;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断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则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这件事上有些愤世嫉俗,他提醒人们警惕一种倾向,那就是:“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中国历史学家吕思勉则认为:“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不一而足。

  

   除了我上述列举之外,我认为法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雷蒙·阿隆的定义最通俗也最容易为我们所理解:“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如果读者认为这句话听起来费劲,那么我把它移植到中国当代语境比如对改革开放历史的概括中:如果我们撰写一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那么就应当将其写成“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

  

   我这里所谓的“死者”,从时间角度说,改革开放初年的1978年前后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的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在社会最底层千方百计挣钱养家糊口的普通老百姓,几乎全部不在当年位置甚或已经死去了;通常以25年为一代人,如果以这种算法计,那么现在折腾事的就是当时并不处在社会运动核心区域的后来者,即1978年的下一代或者下一代人的下一代人了——以国家领导人计,被誉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离开这个世界已经21年了;以升斗小民计,当年小岗村在“生死契约”上签字的18个人差不多都已经年逾花甲有的已经去世了。这么一算,还真是令人怅然!白驹过隙、铜壶滴漏,时光竟然如此骤急地消逝了这么久,40年以后,真有“东隅已逝,桑榆非晚”之慨。当年孔子老先生面对浩瀚而去的江河,曾经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是颇有几分悲怆的:这狗日的岁月就是这样啊,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它都像流水一样不分昼夜地消逝而去了。

  

   倘若从社会政治空间角度来看这件事,我们得到的印象就更有意思了:2018年已经远非1978年,两者在相貌上、精神气质上都已经大相径庭,彼此认不出了。其实细想起来,40年之头与40年之尾彼此没有很多交集,甚至感觉完全陌生,你认不出我、我认不出你,也属正常,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再往宽泛了想,我们现在不是同样也无法预知以后40年(不是40年以后)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吗?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重新驻军台湾?超级火山爆发?突发美国总统或其他什么国家的元首被暗杀事件?美国与俄罗斯联手围堵中国?都有可能啊!这也算是人类的一种宿命吧!历史,你这个游荡着的幽灵,真是难以把握啊!

  

   然而重温吕思勉先生的教导,又似乎觉得如此虚无主义看待历史并非科学的态度,你既然关心历史,并且试图“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吕思勉先生所强调的“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的确是第一等重要的事情。谈论历史不同阶段的不同景况,毕竟不像谈论有隔阂的人那样简单,即使是在比喻的意义上亦是如此,谈论历史会牵涉到很多问题,有一些问题你即使想回避也是回避不了,只能直面这些问题,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寻找不同点和相同点,努力寻摸隐藏在历史轨迹中的逻辑链,历史事件发生、历史人物产生的因果关系,让历史变得有意味并且可以被理解,换一句话说,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有因才有果,有果必有因,历史的全部奥妙也都隐藏在这两者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我们现在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尤其应当关注何者为因、何者为果,在一定意义上,这是打开某些看似孤立的历史事件之锁的密匙。

  

   如前所述, 1978年的中国于今天有很大的不同,那时候一切都刚刚开始,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在“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中,人们目光中闪烁着探询和进取的光亮……尽管已经过去40年,然而当年所有这一切在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心中仍然历历在目。与之相比,近在眼前的2018年反倒没办法看清也没办法议论了,这在几年以前似乎都是不可想象的。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尽可能回避当下,把主要注意力和着眼点都放到以前——具体说就是放到1978年——看一看那时候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议论一下那时候发生的事情吧!

  

   2

  

   若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当然避不开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有人甚至将其归结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源头。关于这个源头,人们的记述和回忆已经很多,随便就可以查到,为了节省篇幅,我就不具体描述它的来龙去脉了,只把它作为一个成形的标志来议论。我将尽可能从我的观察角度谈论我所关注的事情。

  

   历史是抽象的,文学是具象的;历史是一种描述,文学则是一种描写,它们的着眼点是不一样的。正是基于这种特点,我们在观察一定历史框架内的历史事件时,特别需要像哲学那样用概念或定义为其划出边界,以免造成混淆。如果这样说是有道理的,那么我们首先应当为“小岗村事件”给出一个清晰的概念定义,即:小岗村事件究竟是一次什么性质的事件?

  

   有人会说:“陈行之先生,你太可笑了,小岗村事件一直在被作为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进行宣传,照你的意思,难道这一事件至今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清晰的定义?”是的,没有,至少在我所强调的意义上还没有。“那么,你认为怎样的定义才是你所谓的小岗村事件的‘清晰定义’呢?”我就来回答这个问题。

  

   话说1978年11月24日晚(我吃惊地发现,尽管有很多官方文献,竟然没有对事件发生时间的统一确认,我这里采用其中一种说法),凤阳县犁园公社小岗村生产队的20户社员(当时有两户人家因出外乞讨正忙着而缺席会议)中的18户人家的户主,聚集在小岗村最西头的社员严立华家召开秘密会议。会议议题很简单,就一句话:如何避免被饿死。既然涉及生死问题,所以不难想象会议的气氛一定是凝重的,与会者话语不多,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那就是:即使冒着掉脑袋的危险也要活下去,而活下去的唯一方式,是抗拒和改变长时期以来绝不允许抗拒、绝不允许改变的国家规定的种田方式,不再吃已经导致饿死很多人的社会主义大锅饭,把土地分给农民,包产到户,由生产队组织生产改为由一家一户进行农业生产。

  

   我相信与会者当时想的仅只是土地,是粮食,是不再有人被饿死,至于我们所热心的历史和历史意义,这些饥肠辘辘的农民是根本无暇顾及并且离他们非常遥远的,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正在创造历史,更不知道他们所创造的历史蕴含着何种意义。所以,大家的意见取得一致以后,时任生产副队长、后来的小岗村村民委员会主任严宏昌也没发表什么宏篇大论,顺手拿过来一张计工用的纸,用歪歪扭扭的字句写下了被后人称之为“生死契约”的文书,然后读给大家听。与会的18户农民户主都认为很好,一个一个从案前走过,庄严地在这份文书上签字并按下了自己的手印。

  

   “生死契约”全文如下——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这篇文书深刻的历史内容,就隐藏在这简简单单不到一百个字的行文当中,不仔细揣摩推敲,还真难以领会其中的堂奥。再加上历史画面在它的延展中有时候难免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脱色,因此,对于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对那个年代的整体社会政治氛围没有直接感受的人,很不容易看清楚在小岗村那个普通夜晚所发生的事情当中,究竟何者为因?何者为果?因此也就看不到那件事情有多么严重,看不到它所隐含着的爆炸性危机。

  

   我回头再解释这篇文书并提出自己的观点,现在我们先看一看最通行的官方对小岗村事件的解释。官方解释即官方定调,尽管在不同场合会有不同形式,但在我前面所说的“定义”层面,40年来没有发生过变更或者动摇,是始终如一的。我先选取新华社2013年纪念小岗村事件发生、也就是纪念改革开放35周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来体现官方在这件事上的观点。

  

   下面是文章全文——

  

   新华网合肥2013年11月25日电:35年前,中国改革尚未拉开帷幕,被饥饿逼迫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冒死按下了“大包干”的红手印。18个红手印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并最终上升为中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彻底打破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中国农业发展越过长期短缺状态,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这18位被称为“大包干”带头人的农民是:关延珠、严立富、严立华、严立坤、严金昌、严家芝、严学昌、严立学、严俊昌、严美昌、严宏昌、严付昌、严家其、严国品、关友生、关友章、关友江、韩国云。如今健在的“大包干”带头人还有11位。他们大多年近古稀,却依然在为小岗村乃至中国迈向现代农业的道路上献言、献策、出力、带头。

  

   如果一篇文章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我再选取一篇离现在较近的文章,2018年5月31日,环球网以《激荡40年·“小岗精神”严宏昌》为题发文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文章称——

  

   1978年11月24日,小岗村召开秘密会议,包产到户,严宏昌带领生产队的18户农民,冒着坐牢的风险把队里的土地分到了户,首创了“大包干”联产承包责任制。上世纪70年代前,严宏昌一直要饭为生。作为村子里读书最多的人,他开始思考,是什么造成了全村人穷困潦倒?他意识到,“大锅饭”是饿肚子的根源。1978年,识文断字的严宏昌被当做能人“请回”了小岗村。而就在他当上村长的1978年,凤阳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几乎颗粒无收,农民更大规模的外出讨饭。11月的一个深夜,在一间破草房里,严宏昌带着十几个哦你干嘛(原文如此),神情紧张的在一张字据上按下了手印,把村里的田地分给各农户。严宏昌这一举动,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读者大概可以看到,文章有很多病句和错字,行文很不严谨,对于我这种对文字有一种洁癖的人来说,阅读这样的文章很是遭罪,然而又没办法,中国语文即使在官媒中也变得如此浅陋稚嫩粗糙不堪,想起来真是让人唏嘘啊!不过这与本文话题无关,我们就不说它了。

  

   两篇文章究竟传达了什么观点呢?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长时期以来,人们(尤其是官方媒体)都有意无意地回避着小岗村发生的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社会事件的政治意涵,就像上面两篇文章含含糊糊却又明确暗示的那样,将其描述为与国家意志和国家选择相向发生的社会政治事件,这是一幅犹如田园诗般美好、天鹅绒般柔软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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