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雄涛:清代州县讼事中的国家与个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10 次 更新时间:2018-11-09 0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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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雄涛  

   【摘要】 学界以往比较强调社会与国家在清代纠纷解决中的互动,对国家与个人关注不多。在清代州县讼事中,“状不轻准”是国家的基本立场,词讼的开启主要依赖于个人的艰难行动。当讼事进入候审以后,可能会因国家的消极理讼而陷于停滞,但个人仍试图通过诉禀对抗来推动诉讼进程。在讼事的审断阶段,国家往往希望“一讯而结”,倘若个人对讯断结果不满,会拒绝具结,进而复禀乃至上控。但是,这类再审的请求同样会受到国家的压制。由于讼事对国家和个人而言,都是一种“不能承受之重”,所以,在争讼的任何阶段,个人都没有停止和息的努力。一旦成功,国家也会乐观其成。国家对讼事的压制和消极,与个人的困难和积极,共同构成清代州县“压制型诉讼”的一体两面。“压制型诉讼”的解说,一方面意在强调清代的纠纷解决机制不容高估,另一方面也在提示国家的司法能力应该更加强化和开放。

   【中文关键词】 讼事;州县;国家;个人;压制型诉讼

  

一、国家与个人:州县讼事中的衙门与事主

  

   中国自近代以后,便被放入到世界坐标体系中重新加以审视。从此,如何理解“传统中国”,成为海内外学人共同关注的问题。作为一个庞大的国家,且被西方视为显著的“他者”,传统中国具有怎样的纠纷解决机制?清代社会处于传统中国的晚期,又是近代转型的前夜,值得认真观察。

   学界对清代纠纷解决机制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较少涉及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这里所称的“国家”,是指以州县衙门为代表的政权组织;“社会”是指以乡族、士绅和保甲为主要力量的民间群体;“个人”则是指卷入纠纷的事主。

   早期观点认为,传统中国的纠纷解决主要倚赖于社会而非国家。瞿同祖先生就说:“家族是最初级的司法机构,家族团体以内的纠纷及冲突应先由族长仲裁,不能调解处理,才有国家司法机构处理。”[1]即便纠纷告至官府,“诉讼往往由于士绅的介入而从公堂转移到民间。”[2]梁漱溟先生也持类似的看法,他说:“民间纠纷(民事的乃至刑事的),民间自了。或由亲友说合,或取当众评理公断方式,于各地市镇茶肆中随时行之,谓之‘吃讲茶’。”[3]

   然而,随着清代司法研究的深入,国家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日本学者滋贺秀三认为:“如果没有官府的存在,民间也不会具备抑制弱肉强食、聚众械斗的能力。”[4]黄宗智也指出:“在村庄生活中,告诸法庭或以上法庭相威胁是常见的。卷入纠纷的各方几乎总是可以选择官方调解而非社区或宗族调解。”[5]在滋贺秀三和黄宗智看来,国家与社会是清代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主要角色。

   近来的研究表明,相对于社会力量而言,清代纠纷解决机制中国家与个人的角色更为重要。俞江认为,清代的“诉讼格局已转变为以县衙为中心,乡里调处仅发挥辅助县衙审断的功能”,“纠纷当事人在选择调处或诉讼,以及是否接受调处结论等,具有较大的自主权。”[6]里赞则进一步对纠纷解决中的社会力量持保留态度。他说:“社会力量在以知县正式审断程序之外解决民间纠纷的作用并不明显。清代的南部县和巴县社会纠纷仍十分繁多,而且多属未经社会调解而由个人直接诉诸州县。”[7]在这里,国家与个人被视为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两大主角。

   那么,在清代的纠纷解决机制中,负有纠纷解决之责的国家与作为事主的个人,到底呈现一种怎样的结构?要探究此问题,就需要回到清代州县的讼事之中。

   据《说文解字》,讼,“争也”,段玉裁注曰:“公言之也”。[8]又据《六书故》,讼:“争曲直于官有司也。”[9]至少到北齐时,“争曲直于官”的涵义已进入律典。《唐律疏议》曰:“斗讼律者,首论斗殴之科,次言告讼之事。从秦汉至晋,未有此篇。至后魏太和年,分系讯律为斗律。至北齐,以讼事附之,名为‘斗讼律’。”[10]可见,“争曲直于官”曰“讼”,“告讼之事”为“讼事”。“争于官”的语义表明,“讼事”就是个人告争于国家之事。

   “讼事”一词,由唐代沿用至明清。明人王士晋曾言:“太平百姓,完赋役,无讼事,便是天堂世界。”[11]清人张五纬也说:“民间讼事不一,讼情不齐。”[12]清代的“讼事”即“词讼细事”,亦称“词讼”或“细事”。《钦定吏部则例》曰:“凡州县等官遇有民间一应词讼细事,如田亩之界址、沟洫及亲属之远近亲疏,许令乡地呈报,地方官据复核明,亲加剖断。”[13]与“词讼细事”相对的概念,是“命盗重情”。[14]在清代,“词讼”与“命盗”,[15] “细事”与“重情”,[16]是案件分类最常用的两种表达。[17]虽然广义的“词讼”还包括“重情”,但清人所称的“词讼”多为狭义,专指“细事”,即“户婚、田土、钱债、斗殴、赌博等”类别。[18]

   清人方大湜曾说:“户婚、田土、钱债、偷窃等案,自衙门内视之,皆细故也。自百姓视之,则利害切己,故并不细。即是细故,而一州一县之中,重案少,细故多。必待命盗重案而始经心,一年能有几起命盗耶?”[19]衙门眼里的“细故(细事)”,由于关系民众利益,并不能小视。更何况,由于数量上的优势,词讼细事实际上超越命盗重案,成为州县司法的主要案件类型。

   清代州县的词讼细事,又称为“自理词讼”。[20] “自理”一词,蕴含着审理权限。《大清律例》“告状不受理”条例规定:“州县自行审理一切户婚田土等项。”[21]《清史稿•刑法志》也称:“各省户婚、田土及笞杖轻罪,由州县官完结,例称‘自理’。”[22]也就是说,清代的州县对词讼细事拥有自主审决之权。

   要而言之,词讼细事不仅是清代州县衙门的司法主业,也是其能够自主审理的案件类型。

   州县衙门作为清代的基层政权,代表国家处理个人纠纷。考察清代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国家与个人,州县讼事无疑是最佳的切入点。而且,还应该超越诉讼的制度文本,进入到实际的发生过程中来观察其运作。

   学界对清代州县讼事的发生过程着力不多,比较相关的研究集中于诉讼文书和程序等方面。1987年,滋贺秀三发表了关于“淡新档案”的两篇论文,涉及清代州县讼事的文书与程序。在《淡新档案的初步知识——诉讼案件中表现的文书类型》一文中,滋贺秀三介绍了州县诉讼中的申诉书、诉状指令书原稿、差役复命书、法庭记录、证文与字据以及官厅间文书。正如滋贺秀三所承认的那样,该文只是要做“一份观察记录而非是什么立论”,因而并未对诉讼过程加以探讨。[23]不久,滋贺秀三又发表了《清代州县衙门诉讼的若干研究心得——以淡新档案为史料》,该文主要着眼于“开庭之前的阶段”,并将“票”分为调查票、取证票、督责票、调解票、遏暴票、查封票、传讯票、逮捕票八类。[24]滋贺秀三在结语中说:“在前阶段中唱主角的是执票差役,开庭则是由长官坐堂主持的。通过以上考察,很明显,从官府解决民间纠纷的作用来看,的确应该把两者作为一个系列整体来理解。”[25]可见,滋贺秀三关注的重心是国家。

   在诉讼程序方面,郑秦和里赞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在《清代州县审判程序概述》一文中,郑秦结合宝坻档案试图“勾勒出清代州县审案断狱的实在情形”,他将全部程序分为立案、堂审和判处三个部分,分述了告诉、放告收呈、准或不准、拘提和羁押、勘验、堂审、笔录、责惩与和息乃至审转等程序,最后还简要介绍了批语、判词、看语和批红四种法律文书。[26]此后,里赞在研究南部档案时,将清代州县的审断程序“大略分为理、准、审、断四个基本阶段”,“告状人将词状递送到县衙,州县受理该词状,此程序为理;州县根据词状对案情作出大略判断以确定是否进入审理程序,若批示审理此案,则为准;州县对批准后的案件进行调查、堂审的程序即为审;审理中的案件如果未能通过和息等其他方式解决,州县就会作出官方的裁断,这个阶段为断。”[27]应该说,里赞对州县诉讼程序的概括非常精辟。

   在文书与程序之外,关注讼事发生过程的主要是黄宗智。他认为:“清代的民事诉讼是按三个不同阶段进行的。头一阶段从告状开始,到县官作出初步反应为止。接着是正式堂审前的一个阶段,在此期间,衙门与诉讼当事人以及可能的调解人之间,通常发生不少接触。最后阶段是正式堂讯,县官通常会作出明确的判决。”[28]简而言之,“先是官方的初步反应,接着是官方与民间的互动,最后是官方判决”。[29]很明显,黄宗智对诉讼过程的观察也以国家为主轴。

   国家与个人是清代州县讼事的共同主角,若要分析二者的结构关系,就必须还原个人在诉讼过程中的位置。在传统的精英史观中,个人的活动很少被重视。但随着研究视角的下移,诉讼档案中的个人印迹日益清晰。

   在巴县、淡新和宝坻档案之后,学界又发现了黄岩、南部、冕宁、紫阳等地的诉讼档案。[30]虽然从数量上看,这些档案文书相当庞大,但归根到底,它们只是历史过程中的沧海一粟。即便一项研究穷尽所有已知的诉讼档案,在方法上依然是“以偏概全”。毋宁说,历史研究本来就是一项立足于“片面”的工作。也正因为如此,“管窥”始终是历史学的路径之一。事实上,学界有关诉讼档案的代表性研究,均是以特定地域为蓝本,而最后均以揭示“清代”规律为宗旨。[31]而从另外的视角来看,清代州县的诉讼文书均为官僚文牍体系的产物,尽管在细节上互有差异,但在结构上却共性颇多。有鉴于此,本文以巴县档案为中心,尝试重构清代州县讼事的发生过程;进而以此为基础,探讨其中国家与个人的深层结构。

  

二、状不轻准:州县讼事的抑制与开启

  

   讼事在州县衙门的发生,源于民众的呈告。官府在收到呈词之后,对是否决定介入作出批语,即“准”或“不准”。[32]从诉讼程序来看,民众的呈告和官府的批准,只是州县词讼案件最初的两个环节。但是,从诉讼过程的角度来说,国家是否批准个人的呈告,并非必然。

清代官府对讼事的态度,一如名吏刘衡所言,“状不轻准”。[33]或曰,“呈状惟以少准为主”。[34]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三:一是州县理讼能力不济。瞿同祖先生曾指出,清代的州县衙门其实是州县官的“一人政府”。[35]虽说州县官有幕友辅佐司法,但依然有相当多的职能需要州县官亲自履行。比如,“州县官主持庭审、决定缉捕、审讯罪嫌、宣布判决、决定和实施刑罚、主持验尸及其他勘查。”[36]汪辉祖在湖南宁远知县任上曾说:“月三旬,旬十日,以七日听讼,以二日较赋,以一日手办详稿,较赋之日亦兼听讼。”[37]名幕出身的汪辉祖,尚且要耗费七成以上的精力用于听讼;其他州县官力所不逮,以致积讼成习,就在情理之中了。[38]二是体恤民众兴讼耗财。清代诉讼代价之高昂,连反对“息讼”的崔述都承认:“书役之鱼肉,守候之淹滞,案牍之株连,有听一人一朝之讼,而荒千日之业,破十家之产者矣。”[39]汪辉祖也认为:“累人造孽,多在词讼。如乡民有田十亩,夫耕妇织可给数口。一讼之累,费钱三千文,便须假子钱以济,不二年必至鬻田。鬻一亩则少一亩之入,辗转借售,不七八年必无以为生。其贫在七八年之后,而致贫之故,实在准词之初。”故而,他主张“核批呈词,其要有三:首贵开导,其次查处,不得不准者,则摘传人证。”[40]三是担心亲邻争讼构怨。黄六鸿曾说:“民之有讼,出于不得已而后控;官之听讼亦出于不得已而后准,非皆乐于有事者也。闾阎雀角起于一时之忿争,因而趋告,若得亲友解劝延至告期,其人怒气已平,杯酒壶茗便可两为排释,岂非为民父母者所深愿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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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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