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学与公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71 次 更新时间:2001-11-09 08: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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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right   (忽然之间),  

  

  一、何谓大学,或以大学为业

  

  中国大学的堕落已然是有目共睹的事情,无论人们抱有什么态度,或惋惜,或冷漠,或在堕落中渔利而得意洋洋。在世纪之交,尤其是当急切的环绕于我们身左身右的现实问题一个又一个极端的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所有有良知的青年都不能不追问一个问题,一个在根本上左右了“北大向何处去”的问题:

  到底什么是大学,大学的使命和任务究竟何在?

  我们无法确认每一个身居大学高位的人都清楚的意识到何谓大学,因为我们不敢奢望即使他们有一点点现代大学意识,也不敢、不愿、不能改变现有大学的窘迫状态(因为很显然,他们大多是大学堕落状况的既得利益者);追问这一问题的深意仍在于青年,在于已经在大学中生活或将入大学生活的青年,我们不能不追问,甚至一再追问,当我们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标定于一个对自身的使命和任务的意识有问题,甚至有重大问题的国内高等学府时,到底是我们错了,还是大学本身需要反思,需要改变,需要重构?

  那么,究竟什么是大学?是““贩卖毕业的机关…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蔡元培)”,是像霍布斯所嘲笑的,“不过是妖魔施展妖法的魔窟”,还是像布鲁姆(Allan Bloom)讽刺的那样,大学不再是激励人们改变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卓越;而是教育每个人固守自己的监牢,沉溺于狭隘而封闭的心灵。

  当从80年代的“立法者”、“ 思想”、“社会的良心”等等以“知识分子”名义和身份获得的自我认同向90年代“专家”、“学术”、“地方性知识”等等回避政治责任的犬儒主义心态和冷嘲社会政治的姿态转移时,我们看到的,或者身受其教的,无非是在种种败坏的大学模式中非此即彼的选择,因为大学在或多或少的淡化同一体化权力模式的关联时,日益变成了可以凭借权力、金钱和社会人际关系随意兑换的商品,成为玩弄于政府官员、老总、大学官僚手中进行政治表演、平衡或交换的筹码,成为所有对大学的堕落状况痛心疾首的有识之士鄙夷的对象,因为大学在摆脱了自己的“高贵”和“矜持”——所谓大学的“自杀”——的同时,成为社会败坏的焦点和中心。大学不但不再是能够批评和对抗社会不义的力量,本身倒反成为这种不义具体的化身,而且或多或少的,参与和加剧了社会的不义。当我们的教师靠贩卖和抄袭度日,以冷嘲和愤世嫉俗自居,只为房子、车子、票子、位子耽心竭虑;当我们的大学生沉迷于一个个“有用”的专业技能(法律、经济、管理、计算机等等),辛苦于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上“copy”文章应付所谓的作业和论文,疯狂于投向新东方的寄托之路准备漂洋过海去过幸福生活,厌倦于堕落而枯燥的大学并希望迅速逃离,结束“学徒”苦日子——那么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我们现有的教师和学生,根本不是什么自由人和公民的“导师”和“学徒”,而是奴隶的“导师”和“学徒”,换言之,不过是在已经堕落和败坏的大学中继续推动大学的堕落和败坏,从而大学彻底败坏、堕落并快乐着。

  那么,究竟何谓大学?

  不夸张的说,大学在本质上标志了一种精神和使命,一种真正属于并“只”属于大学的精神和使命——大学就是不遗余力的追求“最高形式的学识”,就是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是值得过的”,就是追求“在此生,什么是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在所有这些意义上,大学以“高等”(而非初等或低等)教育(而非奴役或奴化)的方式使我们明确,大学是以对具有高等教育资格的人进行教育,是通过理论和实践的培养,使人得以成人,使人得以触及人的界限并寻找超越的方向,使人在根本上探究安身立命和治国安邦之“道”。无论是安身立命,还是治国安邦,大学在于培养有德性而非甘于卑贱和鄙俗的人,追求真知而非听命于意见和命运摆布的人,能够直面世间的那些根本冲突而非寻求教条借以逃避的人,一言以蔽之,大学的精神和使命在于培养亚里士多德所谓的自由人,在于培养可能寻求安身立命和治国安邦之道的真正意义上的“Person”。

  对照现实大学的状况和大学之为大学的意义,我们不得不承认,摆在我们的形势是何等严峻,但我们也当然明白,问题与危机不过是逼迫我们探究美好生活的动力,我们从来都是在问题与危机中生长,辨明方向,并由此确定我们的任务和使命的——所以,代表未来,并在根本上就是未来的青年根本无须为大学的堕落和败坏痛心疾首,因为我们都很明白,大学向何处去,北大向何处去在本质上是我们必须面临的任务,也是身在大学义不容辞的使命。韦伯说,以学术和政治为业,我们不能不说,以大学为业,就是在根本上回应以学术为业,以政治为业。

  

  二、“公民”:how to live a good life in reality,or in the university?

  

  当大学的堕落和败坏已经昭然若揭,大学的精神和使命已经铭刻肺腑,“是”与“应是”的紧张实实在在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的时候,究竟何去何从,或者,如果要改变目前状况,解决“大学向何处去”——“北大向何处去”的现实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做,我们应该将希望寄予谁呢,是政府,市场,大学校长,教师,还是我们自己?

  任何有理性的人都明白,现有的大学状况是既有的权力关系的束结,是历史和社会利益分布状况的反映,任何针对现有状况的批评和改善如果说希望得到一点点实质性成果的话,步履维艰。但只要对于问题的症结和关键有所把握,就会明确,任何批评和改善的企图,只要不只是情绪和一时意气的产物,只要是希望对“大学向何处去”的问题真正有所助益,就不能不是和大学的精神与使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不能不是在“何谓大学”的指引下,围绕“使人成为人”进行和完成的——而安身立命和治国安邦之道的要义在于,现代世界中,政治和哲学作为最高的知识形式和根本向度向所有探究者提出了要求:我们必须把政治和哲学结合起来,作为探究什么样的生活值得过的基础与主导,而这就意味着,使人成为公民在根本上是使人成为人的必要前提。

  ——当一个父亲问:“要在伦理上教育儿子,用什么办法最好”?

  ——毕达哥拉斯派的人曾答说(其他人也会作出同样的答复):

  ——“使他成为一个具有良好法律的国家的公民”(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文本172页)

  那么,何谓公民?为什么在大学内尝试着做一个公民有如此重要而迫切的意义?

  “公民”并非中国古已有之,我们所有的是成圣成贤和君子小人之辩,而非以自由为指向,统一了权利与义务的公民。《中庸》要旨在于“三纲八目”,所谓三纲者,“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新民,在止于至善”,八目者,“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所谓的“大学”,照王阳明的讲法,是“大人之学”,也就是使人成为“大人”之学,用我们的话来说,使人成为人何以可能。宋明道学之“新”在于回复道统,综合儒道佛诸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而道学积社会历史之弊,内圣外王不能不有所隔,旧内圣开不出新外王,圣贤理想连连碰壁,韦伯对中国传统制度与思想的批评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的问题何在(韦伯《儒教与道教》)。

  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清楚的告诉我们,“人是城邦的动物”,同时,“人是理性(logos)的动物”——人的自然的社会性(natural sociality)使得城邦的终极目的和人的终极目的不能不是一致的,即有德性的幸福生活。然而政治/城邦不能穷尽人的视界,在公民与人之间,在政治与哲学之间,存在着不可解决的根本冲突。但在城邦中的生活不能不要求人首先要过城邦的生活,即成为城邦的公民。这是一个基本的但却首要的要求,虽然“成为公民”与“成人”之间还有这样那样的紧张,虽然是否能成为亚里士多德所谓的“自由人”来承担公民与人之间的张力还需要现实的考量。

  公民首先意味着一种身份,一种认同,一种在实际境域中对更高生活探求的基础,因为公民是以自由为指向并在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中体现了凝结为现实政治和法律制度、规范、程序的现实自由的程度,是自由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制度性的表述,是每一个试图担负自由并探究美好生活的人赖以出发的起点和屏蔽不必要危险的保障。

  做一个公民同时意味着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二者不可或缺。

  而在大学校园生活之内对于公民身份的认同与再认同,在根本上意味着个人完全效忠于基于正义,平等的自由,个人权利不可剥夺这些基本信条之上的大学制度,意味着公民必定要致力于安全、平和的校园氛围,并在大学的学习生活中自觉的与大学的荣耀自觉的融构在一起,意味着在每一个人身上完成大学与自我两种伟大力量的相互作用,大学向自我投射丰富,复杂和矛盾的一整套习惯,力量,实践,价值与设想,自我则将这一切有所选择的加以接受,更改,最后或者扬弃,或者融化到本身的发明之中。每一位公民都是大学整个体系得以建构,完善,发展,创造的基石。就像每一位公民以大学为荣一样,大学以其全体公民在性格,个性,行为与价值上的多元基础上的同质性为荣。

  公民与大学同在!

  只有成为一个公民,只有切身的在大学生活中承担我们的权利和义务,我们才能正视大学堕落和败坏的实际状况,也才能够祛除将对大学改革的希望仅仅付诸于政府、市场、大学校长、大学官僚的幻想,要知道,真正的力量是我们自己,是我们在成为自己的过程中,同时也成全大学的精神和使命。

  在今天,当大学的堕落和败坏还真切的影响和扰乱着我们的学习生活,当潜在的校园安全问题还在威胁着每一位专注于私己事物的北大人,当只在恶性事件(如2000年5月事件)发生后才会以大规模的请愿游行来刺激麻木的校方,但当事件随着时间而淡化,问题却依然没有解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迫切的需要对“何谓大学”和如何在身边做一个公民进行更为清楚、更为深刻的反思呢?

  每一次事件也许将注定逃离历史宏大叙事的视野,但是,正是每一次事件以其“事件性”而融进我们自身的生命历程,成为我们使自己成为公民,使自己成为自己的生活史中并非无足轻重的环节。埃利亚斯说,每一个人在他短暂的一生中重新经历了世界史的全过程,我们不得不在经历每一次事件的过程中真正来完成我们自己这样一个人格的塑造——

  我们不再是救助者(当然更不是什么救世主),而是自救者(也许自救都不得,这是这个时代的悲哀,或者,我们的命运);不再有权替别人发言,而首先是为自己发言;不再冷漠或逃避,能面对自身的处境选择行动的方式,兼具理性和改变现实的激情;不再止于情绪化的发泄和意气的感染,而是能以深度的思考和审慎的行动中辨明方向、形势和任务,并做韧性努力——也许这就是所谓的自由,就是隐含在很多人心中,而却不愿、不敢、或不屑说和做的自由,因为自由首先是从我们自身和现在开始的自救、言论和行动;因为自由不是逃避、不是冷漠、不是在大学官场中为自己积累进入仕途的政治经济关系资本,也不再是引导,而是他人能够分享和受到激励的自由,正如苏格拉底所言,一个文明社会(civil society),首先是从那些能够看见、并能够践行的人的身上开始;因为对自由的教育——自由教育首要而基本的就是“自我教育”,就是要我们自己教育自己如何进行自由教育的方式和过程。

  只有将大学建在每一个公民身上,大学才是有希望的,大学精神和使命才是有根基的;也只有每一个在大学中生活的人义无返顾的尝试着成为公民的努力,自由教育才是可能的,自由也才是可能的。也只有这样,大学才能避免成为仅仅传授专门技艺和技术知识的专科学校,才能避免成为一所以牟利为主旨的控股公司或上市公司,才能在本质上摆脱以政治或经济或关系网为特征的权力的奴役,才真正成其为大学,成其为真正独立和自主的“普遍”和“整全”(universitas-universal-university)。

  

  三、针对具体问题与现实权利的行动:北大向何处去?

  

  马克思教诲我们说: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而我们已然明确,大学的根本要义在于人,在于培养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和自由人,因此,“北大向何处去”的问题必须紧密围绕大学的根本要义,我们必须以大学公民的身份进行切实有效的行动,在新世纪的开端来回应“北大向何处去”。

  ——因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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