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30年始终如一的田野调查 只为对中国农村底色探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2 次 更新时间:2018-11-01 18: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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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  

  

   日前,《中国农村调查·口述类·农村变迁》系列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这套口述调查系列主要围绕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历次土地制度变革展开,记录农民在历次变革当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了解农民生产生活、社会交往、政治观念等的变化情况,倾听农民对人生经历的认识和反思。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始终是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和关键,就此读+周刊专访了《中国农村调查》系列丛书的第一主编徐勇教授。

  

  

记录别样的历史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的学生赵铁成2015年的暑假,回到自己的故乡湖北监利县红城乡鲍家门村找寻口述老人,聆听他们过去岁月的难忘时光。

   他是在利用暑期进行土改口述史的田野调查。土改是上个世纪50年代发生的事情,经历过的人现在大多已耄耋之年。

   他完成调查后回到学校,突然接到一通电话,得知他访谈过的一位老人已患肝癌住进了医院,时日无多。他还清楚地记得,老人土改时是贫农,告诉了他很多当年艰苦生活的细节,还唱了好几段那时的顺口溜。亲切的生活在记忆里像花一样绽放,也随着生命的终结而飘零。赵铁成在他的口述调查后记中感叹说:“我们现在进行口述史调查,就是在抢救历史、记录历史、保存历史、还原历史”。”

   他所从事的口述史田野调查是一个名为“农村变迁口述类”调查的一部分。口述史,顾名思义主要通过当事人的口述,记录20世纪上半期以来农村的变化及其对当事人命运的影响。其主体是农民个人。在历史上,他们是微不足道的,尽管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没有历史记载他们的状况与命运。进入20世纪以后,这些微不足道的人物成为“政治人物”,尽管是“小人物”,但却是大历史的折射。通过他们自己的讲述,可以更加充分地了解历史的真实和细节。总之,口述史调查关注的是大历史下的个人行为。

   个人的行为和命运,当然跌宕起伏,各自不同,就像另一位学生在口述调查后记中说,每个老人的记忆里都有一个别样的土改,有属于那个年代的激情洋溢,也有对于那个年代的无奈不解,一样的土改却有不一样的记忆烙印。别样的记忆其实反映了大变革背后的另一种别样:中国跨入现代化门槛之后的变迁特别迅速,使得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发生着深刻而急剧的变革。这种变革的深度、烈度、广度、弯度都是世界上少有的,对农民的生活及国家政治的影响也是世界少有的。

   口述史就是要把这种种别样记录下来,反映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生动性和隐秘性。

   当然历史不止于小人物,调查也不止于口述。“农村变迁口述类”调查其实又属于名为“2015版的中国农村调查”的一部分。这个调查除了口述调查,还包括家户调查、村庄调查、专题调查,是一项世纪性的大型工程,已有数千人参与。

   “2015版的中国农村调查”在很多参与者口中简称“深度中国农村调查”,深度是宏大的代名词:他们要通过农村调查,构建内容丰富的农村调查体系,争取成为世界农村调查重镇;收集和扩充农村资料和数据,争取成为最为丰富的农村资料数据库。更远一点儿的目标是成为世界性的调查研究平台;建设适应国家需要的智库。

   这个调查到底有多宏大?按照调查项目的主持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的话说,调查会持续10年,20年,30年,甚至更长。结集出书,至少200卷,每卷100万字,两亿字。

  

   三代人的接力

  

   调查,说起来容易,谁都可以做;做起来难,难在深入和坚持。

   中国农村调查往前延伸,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进行的全国农村的广泛调查,至今30年,从铺开很大的面,到定期观测的点,从徐勇的老师张厚安教授到徐勇的学生邓大才教授,从华中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到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再到研究院,无论怎样的代际接力、学术提升,农村研究一以贯之的方法,“调查”二字总是不变,是特色也是风格。

   为什么三代学人,薪火相传,坚持调查再调查?徐勇说:“我们现在对于中国农村、农民的认识,实际上还是很不够的。如果认识上出了偏差,会带来实践上的巨大挫折。认识上的偏差就是调查不够,没有大规模的调查,对中国农村的千差万别了解不够。对于现在农村,我们的基本判断就是两个,一个千差万别,另一个千变万化。这些都需要我们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去及时地发现了解。随着调查的延伸,认识也就延伸了,调查是认识的先导。过去的调查浮在面上,就事论事比较多。现在随着调查深入,深度延伸了,我们对这些现象背后的逻辑的了解也就延伸了。”

  

   今夜无眠

  

   1955年出生的徐勇,15岁上山下乡,经历了5年的农村劳作和3年的煤矿做工。对于这8年,他有两个感受,一是那时的口号是“读书无用”,但到了农村才深刻体会到“不读书更无用”;二是走出书本经典,知道了什么是“天高地厚”、什么是“实际”、什么是“基层”,什么是“实事求是”、什么是“民以食为天”。前者使他成为学者,后者使他不离草根,所以有人描述他是“草根学者”:卷起裤腿,上山下乡,坚守数十载;草根学者,田间地头,一路讲到中南海。后一句是指2006年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6次集体学习时,作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研究的讲解。

   草根精神可谓他的学风写照。徐勇自己说“我有很深的‘草根情结’,一个月不到农村去,就浑身不舒服。”他也要求自己的学生,教学有两个课堂:校园和田园;两个老师:学者和农民。你们平均每年在农村实地调查至少要两个月以上。

   长期深入农村,进村入户实地调研,跟踪农村变迁,在田间地头做研究,用脚步丈量学问。徐勇总结了“田野调查”的五大妙处:开阔视野、发现问题、获得真知、促进创新和内心修炼。

   学者的内心修炼是什么呢?有一次借住农民家里,要睡着的时候,被牛叫声吵醒,徐勇改了一副对联:风声雨声牛叫声声声入耳,农情村情农民情情情在心。横批:今夜无眠。

  

   【访谈】我们正处在历史的断裂时期,要把它抢救出来

  

   调查,就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读+:30年,你们为什么一直坚持做“中国农村调查”,初衷是什么?又有什么样的学术价值?

  

   徐勇:我们的中国农村研究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到今年整整30年。30年来,我们一直运用社会学的调查方法作为我们政治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它始于我们对于农村问题的困惑。

   1988年,我们一批政治学者开始关注农村问题。因为当时农村改革主要是经济改革——包产到户、家庭承包,这也直接导致了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人民公社是一个政社合一的体制,政权和经济组织合为一体。经济改革了,那么在政治上、管理上该怎么办?需要寻找新的模式。在新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农村新的政治体制。

   那个时候,农村的基层政权和村民自治就是这样一个新生事物,特别是村民自治。过去的人民公社主要是干部管社员,村民自治则要需要自己管自己,这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当时有争论,到底农民能不能实行自治?能不能呢?不能凭想象,理论上和课本上也都没有。没有现成答案,就需要到实践当中去,把眼光投入到农村。眼光向下就得下乡。当时张厚安先生就提了一个口号,叫“三个面向,理论务农”,我们的理论工作者也应该像农民一样去务农,去了解农村。这就是我们调查的起步阶段。

   之前政治学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学科,关注的是上层建筑,做的是规范研究:政策、法律、文件、领导人讲话、理论文献等等,研究的是这些东西。然后纸上谈农,一间房、一支笔、一张纸,三个一,写论文。但现在亿万农民成为政治主体了,他们在行使民主权利。那时候中国有9亿农民,但研究的人很少,有一个说法是,9亿农民在实行村民自治,却只有不到9个学者在研究村民自治。9个怎么理解9亿,就要调查,就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写在土地上。做农业研究的要到田头,做农村研究的要到地头,做农民研究的要到炕头。如果做不到这个三“头”,了解不了实际情况,做的研究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就是我们坚持用调查的方法研究农村问题的理念,可以很自豪地说,开了政治学研究方法论的先河。

  

   读+:2015年以后,你们的调查称为“深度中国调查”,而您更将其称为“基于历史使命基础上的深度调查”,这个“深度”和“历史使命”怎样理解?

  

   徐勇:我们调查发现农村很多现实问题,通常有很深的来源,不是一时间形成的,有很长的历史持续过程。所以2015年我们启动了“深度中国调查”。所谓“深度”就是要从纵深的角度,深度发掘。不仅要了解现实状况,还要把农村问题放在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去把握,特别是抓住特点特性。

   为什么我们要去这样做?基于抢救历史。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老一代农民、传统农民正在消失,他们所承载的信息也会随着生命的终结而终结。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的断裂时期。今后的农民已经不知道传统社会了,而传统社会恰恰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根系、根基。

   有句话说,中国农村在中国,中国农村调查在日本。为什么我们现在高度重视日本的中国农村调查?就在于他们的学术性比较强,调查比较细。当时中国人急于救亡,没有足够的时间、没有足够的心平气和去做调查,而且当时对传统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在价值判断上持否定态度,反封建嘛,就难以去好好做调查。所以至今留下了许多空白。如果我们这一代人再不去做,这段历史就没有了。所以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历史使命。我们希望在我们手上把这段历史保留下来、抢救出来。

   现代以来的巨大变革,每个农民都被席卷在这场潮流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心理上发生了巨大的历史转变,思想、观念、意识都要随之变化。这段历史虽然有文章记载,但还是粗线条的,这些变化的生动性、丰富性、复杂性、曲折性是我们的教科书上写不出来的,只有通过他的口述展现出来。这样为历史变革留下一份丰富的厚重的记载。

  

   中国走出了治乱循环

  

读+:从土地改革到人民公社,到包产到户,再到土地流转,中国的农村土地变革,经历数次大的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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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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