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大元:苏俄宪法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当代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9 次 更新时间:2018-10-28 23: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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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大元 (进入专栏)  

   苏联专家到中国讲授宪法学课程, 如中国国家法、人民民主国家法、资产阶级国家法和苏维埃国家法, 使用的主要是苏联宪法学教科书, 如特拉伊宁的《苏联国家法教程》、法尔别洛夫的《人民民主国家法教程》、加拉宁的《资产阶级国家法提纲》。在此过程中, 1950年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最早开设“苏维埃宪法”课程, 并系统地研究苏联宪法。[53]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还派出若干名教师直接参与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据董成美回忆, 为起草宪法, “编辑了三辑资料, 叫《宪法参考资料》, 第一辑是1918年苏俄宪法和1924年苏联……这三辑资料于1953年3月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的名称印刷后发放, 发给所有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以及参与宪法起草工作的有关人员”, “当时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编辑组有四五十人参加整理全国送来的宪法草案修改意见, 这四五十人中有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政法干校、国务院资料室等单位的同志”。[54]

   对于中国制宪问题, 斯大林曾三次发表意见, 尤其第三次 (1952年10月) , 斯大林以政权的合法性、正当性和安全性为理论依据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如果你们不制定宪法, 不进行选举, 敌人可以用两种说法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反对你们:一是你们的政府不是人民选举产生的;二是说你们国家没有宪法。因政协不是人民经选举的, 人家就可以说你们的政权是建立在刺刀上的, 是自封的。此外, 《共同纲领》也不是人民选举的代表通过的, 而是由一党提出, 其他党派同意的东西。人家可以说你们国家没有法律。你们应从敌人 (中国的和外国的敌人) 那里拿掉这些武器, 不给他们这些借口。”[55]斯大林的三次制宪意见包括了部分理论论证和具体的选举时间安排等。此外, 他还介绍了印度、阿尔巴尼亚等国家制定宪法并实行选举的情况。斯大林建议中国制宪的主要目的, 是促使中共中央思考制宪的意义与时机, 加快解决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斯大林的建议客观上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制宪进程, 但最终决定制定1954年宪法是中国共产党综合各种因素后做出的重大政治决断。

   1953年12月28日毛泽东带领宪法起草小组3名成员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到达杭州。1954年1月15日毛泽东通报了宪法起草小组的工作计划, 要求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中央委员阅读10个宪法文本, 其中第二个就是1918年苏俄宪法和1936年苏联宪法。1954年7月1日毛泽东指示阅读《苏联宪法草案的全面讨论》一文时指出, “我们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 也参考了苏俄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 要想避开这条路不走是不可能的”。[56]

   1918年苏俄宪法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真正为劳动群众谋利益的宪法, 经过张君劢、陈公博、瞿秋白、郑斌、章友江、张西曼、谢觉哉等数代学者的努力, 经过中央苏区和陕甘宁边区的局部实践, 形成了有关苏俄宪法的研究文献、规范和党的文件, 这些成果中有些内容经宪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整合与梳理, 成为制定1954年宪法的重要参考文献, 苏俄宪法所体现的社会主义理念与原则融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之中。1954年宪法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 六十多年来宪法虽然经历多次修改, 但是由1918年苏俄宪法继承而来的基本精神仍然一脉相承。

   就宪法文本而言, 1954年宪法和1918年苏俄宪法的相似度确实很高, 经比较发现, 1954年宪法至少有28个条文对应于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的31个条文。1954年宪法和苏俄宪法的相似度如此之高, 有两个原因:一是苏俄宪法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二是毛泽东和列宁将这两部宪法都定位于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宪法。

  

五、苏俄宪法的当代意义


   (一) 世界宪法史的分水岭

   1787年美国宪法和1791年法国宪法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宪法统治时代, 此后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用宪法凝聚社会共识, 将宪法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目标与方式。目前联合国193个会员国都有自己的宪法, 其中很多国家在历史上颁布了多部宪法。[57]对于这两百多年的世界宪法史, 学术界的基本看法是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即近代宪法时代和现代宪法时代。对于划分标准, 学术界普遍认为, 1919年魏玛宪法是近代宪法和现代宪法之间的分水岭;有的宪法学教科书也将1918年苏俄宪法视为分水岭之一, 但将1918年苏俄宪法放在1919年魏玛宪法之后。从宪法历史的发展看, 苏俄宪法和魏玛宪法共同构成世界宪法史的分水岭, 且应按照时间顺序排列, 苏俄宪法在前, 魏玛宪法在后。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打破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 而1918年苏俄宪法的颁布, 改变了世界宪法格局,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扩大宪法调整范围、规定经济制度, 是1919年魏玛宪法的重要特色, 而1919年魏玛宪法直接受到了1918年苏俄宪法的影响。苏俄宪法和魏玛宪法共同建立了社会权体系与哲学, 使之成为维护社会正义的基础性概念。张君劢在《德国新共和宪法评》一文中提到, “德之革命继蓝宁政府而起, 其取法俄制显然可见”, “政府及威玛之国民议会屈于民意, 始有承认苏维埃之宣言, 追加宪法草案条文, 即今百六十五条是也”, “百六十五条之要旨, 承认劳工与工主之平等, 双方得结团体, 以协定工价, 劳动条件, 及其他生产力发展问题, 而劳工阶级又得互选代表为公法上之代表机关, 曰工厂劳工会议曰地方劳工会议曰全国劳工会议。此三项会议之目的, 厥在保持劳工阶级之生计的社会的利益”。[58]张君劢在该文中还分析了魏玛宪法条文包含的社会主义和苏维埃要素。

   可以说, 苏俄宪法直接影响了魏玛宪法, 且影响的内容和魏玛宪法成为分水岭密切相关。当然, 魏玛宪法规定大量的社会权、扩大经济制度的调整范围、强化宪法的经济调整功能, 并非完全根据苏俄宪法。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苏俄宪法中的宪法观念有相当部分来自德国。不过, 无论如何, 苏俄宪法在世界宪法史上的开创性地位是不可否认的, 苏俄宪法对魏玛宪法产生的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

   (二) 苏俄宪法的历史遗产

   苏俄宪法的颁布时间是1918年7月10日, 在五年半后, 即1924年1月31日苏联宪法颁布。但是, 苏俄宪法并没有因为苏联宪法的颁布而失效, 因为苏联宪法规定的是联邦制, 苏俄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 苏俄宪法仍是苏俄的根本法。不过, 苏联宪法的颁布使得修改苏俄宪法成为必要, 于是出现了1925年苏俄宪法。此后, 随着苏联宪法在1936年和1977年的修改, 相应地出现1937年苏俄宪法和1978年苏俄宪法。在1988-1991年间随着苏联宪法若干次补充, 1978年苏俄宪法也相应地进行了若干次修改。即使在苏联解体之后, 1978年苏俄宪法仍然继续生效了一段时间, 直到1993年12月25日《俄罗斯联邦宪法》公布生效。[59]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苏俄宪法确立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建设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 确立了以社会为本、崇尚民主价值、实行平等为优先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宪法理念。苏俄宪法的精神和遗产, 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主义原则是苏俄宪法的首要原则。社会主义一词的拉丁文词根是“社会”, 后来人们使用它时, 把凡与“社会”相联系的思想、主张冠之于“社会主义”。[60]列宁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 于1917年9月写成《国家与革命》一书。《国家与革命》所论述的苏维埃制度, 本身就是一项以工农兵为基础的社会制度, 旨在发动劳动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国家。事实上, 各种苏维埃是夺取十月革命胜利打破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主力军。因十月革命而起的1918年苏俄宪法在其正式名称中使用“社会主义”, 即“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苏俄宪法第3条提到“设立社会主义组织之社会, 及推行社会主义胜利于全世界”, 第9条规定苏俄宪法的根本问题就是“消灭人对人之剥削及树立毫无阶级区别与国家权力之社会主义”, 即“俄宪法的根本精神纯粹是建筑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面, 是社会主义的出产品”。[61]苏俄宪法在国家权力体系的安排上, 体现基于社会主义的社会本位理念, 即以社会为本位的思想体系。社会是国家的基础, 国家由社会所构成。为了防止国家侵蚀社会, 必须强调中央权力自下而上地来自地方, 来自地方的层层授予。

   作为社会主义宪法, 民主原则贯穿在苏俄宪法制度的具体设计与运行过程之中。民主是社会主义宪法的“生命基础”, 成为苏俄宪法在其他国家得以传播的思想基础。苏俄宪法第12条规定,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内之最高权力, 属于全俄罗斯苏维埃大会, 当大会闭会期间, 属于全俄罗斯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1954年宪法第21条和第30条有类似的表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两部宪法在明确规定最高权力机关的同时还规定最高国家权力的权力来源, 来源于地方权力机关。“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中的“苏维埃”, 指的是各种苏维埃。最高苏维埃的权力虽然是最高的, 但是它来自下级苏维埃的层层授予。1954年宪法虽然不再使用“苏维埃”, 但在上下级权力关系上借鉴了苏俄宪法经验, 如第55条和第23条明确规定,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军队和华侨选出的代表组成”。

   为保证授予的权力不被滥用, 苏俄宪法规定撤回权, 即对所选举代表的罢免权。辛钟灵和张东荪都认为, 这种撤回权可以弥补代议政治的缺陷, “尝考苏维埃立法之善莫过于议员之撤回”, [62]“是最有效的, 非采用不可”, “采取赤俄的贫民会议, 这个制度就是一层一层提升的, 这样一层一层提升, 乃有一个大优点, 就是可以撤回”。[63]1954年宪法第61条规定, “省、直辖市、县、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选民的监督。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随时撤换自己选出的代表”。

   在苏维埃的权力体系中, 列宁认为, 实行纯粹地域代表制的选举容易受到资本的操纵, 选举产生的代议机关常常沦为清谈馆, 而按照职业代表制选举产生的各级苏维埃, 不仅能够避免资本的操纵, 而且能够保证普罗大众的利益, 尤其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因此, 苏俄政府被称为劳农政府, 苏维埃共和国被称为劳农共和国。1918年苏俄宪法第四编“积极与消极之选举权”下设3章, 对享有选举权的条件和职业, 不享有选举权的条件和对象, 以及选举的程序、审核和撤回, 都有详细的规定。对苏俄宪法实行职业代表制, 早期的中国学者给予积极评价。如李达的《劳农俄国研究》一书认为, “把产业的代表代替地方的代表而组织的制度, 是劳农制度的根本思想”;[64]朱采真的《宪法新论》一书认为, “苏维埃制度原是一种职业代表制”;[65]胡越的《比较政治》一书认为, “1918年宪法之选举制度有两种特点, 第一采用职业或团体代表制, 不以个人或地域为基础”。[66]

“自由”和“平等”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口号, 然而伴随着资产阶级产生的近代宪法却偏爱“自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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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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