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练 陈跃:返乡创业型土地精英的兴起与基层治理互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2 次 更新时间:2018-10-03 02: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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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练   陈跃  
三、返乡创业型土地精英与基层治理互动

  

   精英结构的变迁是观察村庄权力结构变化的重要视角。返乡创业型土地精英作为理性经济人,他们属于空心化村庄的农村经济精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传统权威结构。他们以体制性精英或非体制性精英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基层治理,并不断被权力主体吸纳,与基层治理发生紧密互动,这给人财物流失的农村社区带来了活力。

   1.返乡创业型土地精英直接参与基层治理

   返乡创业型土地精英能够迅速成为体制精英,深度参与农村基层治理。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是解析村庄权力结构的重要分析工具[18]。由于体制性精英性质的不同,当下的研究者提出了富人治村、混混治村、中农治村和老好人治村等治村类型。当然,这些治村模式主要是由书记或村主任的特质决定的。返乡农民工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为土地精英不一定能作为“一把手”直接改变治村的方式,但是他们能够很快地进入两委班子,成为体制性精英,深度参与农村基层治理。比如,在皖南萍镇的调研中,我们发现当地11个规模化流转的行政村中,有2个行政村的会计就是返乡创业型土地精英。

   案例4:汪会计,1984年出生,萍镇隆岗村人,2002年中专毕业去深圳打工,2003年回到安徽芜湖做销售服务员。2004—2009年去了四川当兵,2010年退伍后又到广州打工,2011年年底回到老家。他自家有8.5亩承包地,2013年隆岗村土地平整项目开发好以后开始对外发包,村干部任职的汪会计首先加入了土地流转的行列,成为当地的家庭农场经营者。对于规模化种植,汪本人并没有经验。从一个毫无种植经验的打工者摇身一变成为家庭农场经营者,凭借的是政府对土地的规模化推动。汪会计流转隆岗村土地110亩,流转时间为2013—2018年。除了汪会计本人,主要的劳动力是汪的父亲。无论在经营和管理上,父亲成为农场的第一人。

   除了隆岗村会计是返乡创业型土地精英以外,案例2中平铺村会计刘鑫也是返乡创业型土地精英。这两个人具有很多相似的特点,比如都是80后,属于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有能力有文化,在城市务工者中能够保持较为体面的生活,但是他们因为照顾老人和养育子女等原因返回农村开始做“新农民”。这些从外面回来的年轻人,拥有在乡农民所没有的知识文化、市场思维和现代化视野,又由于他们出生在农村,在农村有广泛的人际网络关系,一旦回乡就能够在人才流失的农村崭露头角。刘鑫提到,“我原来在村里任过职,回来之后他们也希望我当干部!”一方面,村两委班子会主动吸纳新型土地精英进入村级权力结构,另一方面,返乡创业型土地精英也有意愿进入体制精英的行列。刘鑫提出,“当了村干部,可以了解最新的政策,对自己的家庭农场有好处”。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受国家政策扶持,在土地整理、大户补贴和农业保险等各方面受财政扶持,因此一些返乡创业型土地精英有强烈进入两委班子的意愿。

   2.返乡创业型土地精英间接参与基层治理

   成为非体制性精英,是返乡创业型土地精英间接参与基层治理、影响其他村民的重要途径。这种非体制性精英既包括政治上的,也包括经济上的。比如,小组长,虽然不能直接构成村庄的政治精英,但是能够在一定地域发挥带头人作用。另外,返乡创业型土地精英回乡后迅速地掌握了数量巨大的土地资源,因而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支配农户的能力增强,实际上是间接参与农村基层治理。返乡创业型土地精英通过两种方式成为非体制性精英。

   第一,他们回乡后天然地成为群众默认的“带头人”,进而成为小组长等头面人物。比如皖南萍镇旧牌村村民汪BH,2007年之前自己一直在外务工,木工、瓦工都做过,“一年到头打工,饿不死吃不饱”。汪BH在电视新闻上了解到农村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因此回家包地种田。“种地自由,收入多”,这是汪某对包地的初步认识。2011年他在非项目区流转土地235亩,租金为300元/年,流转期限是2011—2019年。回家乡以后,汪某由于出去闯荡多年,人比较活络,成为当地的“片长”(相当于小组长),是三个自然村的管理人员。农忙时,汪某请一些邻居朋友到农场打工。这些人年龄都是五六十岁,与城市劳动力相比,这些人属于次级劳动力,却是农村中的主要劳动力资源。汪某一方面通过雇工的形式把农户组织起来,另一方面成为以自然村为边界的头面人物。他上传下达,组织农民开会,在农民日常婚丧嫁娶的人情互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地缘性的社区关系中发挥着中坚力量。

   第二,返乡创业型土地精英以土地为媒介,通过雇主—雇农关系,对他人形成支配,成为影响村级治理的现代经济精英。据LL镇副镇长介绍,农民创业示范园区共引入农民业主105户,完成投资1.3841亿元。成片规模流转土地1.035万亩,平均100亩/户。其中农业产业工人1200人,包括外来农民工110人、本地返乡农民工300人、本地农民工790人。可以看出,雇工是维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不少“失地农民”对农业务工的强烈依赖。当地务工的农民表示,在这里打工很辛苦,“你要他的钱,他要你的命”!这些农业工人每天工作12~13个小时,天亮到天黑,不管风吹雨打,烈日炎炎,他们都到露天种菜,“不上班就没钱”,“一个月只有半天假”,因此在农业创业园中,很多蔬菜基地的农业产业工人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第一代农民工。工人们反映,年轻人不愿意挣这份辛苦钱。尽管如此,这些工人,尤其是没有技术的普工还特别地要与这些土地精英搞好关系,“如果其他老板给的工资高就去,那以后这个老板不请我了怎么办?”失地农民对雇主的依附关系可见一斑。

   3.基层权力主体对返乡创业型土地精英的主动吸纳

   基层权力结构,主要是以党支部或村主任一方为主导的一元权力结构或两者共同掌控的二元权力结构。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对村庄的影响和发展最为重要。以书记或主任为主的基层权力结构对返乡创业型土地精英的吸纳,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书记或主任主动与返乡创业型土地精英形成合作关系,共同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一方面,书记或主任通过自身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对政策的优先获得性,为自己的合作者争取政策利益;另一方面,土地精英提供技术、劳动力,全面管理农场,借助于合作人的地位和身份,在土地和惠农项目中比其他竞争者先拔头筹,获得政策好处。在皖南萍镇和笔者老家的现代农业过程中,有不少合作关系都是与村干部有关。比如,LL镇余村的一家蔬菜专业合作社,就是由返乡务工青年张某和余村书记合作建立。张某以前在广州打工,有多年从事蔬菜种植的经验,返乡务农既可以保证“完整家庭”,又可以有更低租金的土地。而余村书记,在村当书记多年,加盟蔬菜专业合作社,既不会影响村级治理工作,同时不耗费较多精力又可以获得一定的额外收入。据知情人士讲,通过这种关系的联合,张某的蔬菜基地比别的农场直接多获得小微企业创业资助5万元,同时在其他政策利益上也得到倾斜照顾。此外,我们在皖南萍镇的调研中,也发现书记或主任参与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与返乡创业型土地精英形成合作关系。两者的结合,不仅化解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本投入大的问题,同时在俘获惠农政策、控制农业产业工人方面形成便利优势。

   第二,基层权力主体主动吸纳有为返乡创业型土地精英成为村干部,甚至直接推荐竞选村主任。我们在重庆北碚地区的调研发现,一位回乡创业从事现代农业的张总,属于外村村民,村委会选举时被群众推荐,竞选上村主任。在五六年前,张总到HTS村做农业开发,从事有机蔬菜水果的销售与乡村旅游,得到政府的扶持,经过几年的发展,如今有六七万人到此采摘、旅游。受此影响,村子里不少农户开了农家乐。农民赚了钱,支持张总竞选村主任,张总成为村主任。张总不属于本村人,但却被选为村主任,想来不可思议。据称,张总被选为村主任,被村民信任、委以支持乃至拥护后,他也从一个只谈农业业务的经营者,变成了关心村庄发展、顾及村庄和个人分配收益、带动农民发展的村庄带头人。由此可以想见,返乡创业型土地精英对农村社会的改造。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返乡创业型土地精英会发挥越来越大的能量,也将有越来越多的土地精英被吸纳进村庄权力结构,这是由返乡创业型土地精英自身的能力和年龄优势决定的。

  

四、不同区域视角下创业型土地流转户角色地位比较


   根据一些研究,我们发现,在沿海发达农村地区同样从事小规模农业(部分已经规模化)的创业型土地流转户与中西部返乡创业型土地流转户之间的角色和地位存在天壤之别。即不同时空背景下,创业型土地流转户的地位与角色有着显著性差异。根据华东理工大学部分学者对上海郊区都市农业的调查和华南学者对珠三角地区农村地区代耕农的研究,我们发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创业型土地流转户从事都市现代农业,处于治理的边缘,是城市社区的“边缘者”、“被驱逐者”和“被治理者”,他们从事最脏、最累的工作,为城市人口提供基本生活所需,但是受到现代城市的排挤,被定位为城市中的“农民农”[19][20][21]。同样在珠三角地区从事小规模农业的一些农户被称为“代耕农”[22][23][24]。这与我们在中西部地区调研发现创业型土地流转户的“土地精英”地位存在颇大差异。

   同样是从事现代农业,在中西部地区从事规模化经营,与在上海和珠三角地区从事现代农业的土地流转户(也可以称之为“离乡”土地流转户)在治理地位上存在着显著区别[25]。首先,在角色和定位上,“离乡”土地流转户被定位为“农民农”、“代耕农”,而“返乡”土地流转户会成为新“土地精英”。在目标上,“离乡”土地流转户的农业创业主要是经济目标,为了生存和家庭人口再生产,很难有完整的家庭。但是“返乡”土地流转户不仅有经济的目标,还有照顾老人、养育子女,获得完整家庭的社会目标。另外,由于处于一个熟人社会中,他们还有一定的政治诉求。其次,两者在基层治理中的角色和结构性位置具有显著差异。叶敏和黄志辉等的研究证实,“离乡”土地流转户在郊区的都市社区中被视为一种“异类”,由于他们不具备社区成员权资格,居住条件杂乱无章,他们成为需要被“管理”的对象,即使在具备规模效应的情况下,他们也成为被驱逐者。应该说,他们是受都市社区排斥的群体。但是,与此不同,“返乡”土地流转户,能够发挥“外来者”(外出务工所积累的资金、技术和见识等)和“自己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的优势,成为优于传统农民的新“土地精英”,他们或直接成为体制精英,或间接地影响村民,成为影响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最后,在流转的性质上,“离乡”和“返乡”土地流转户也存在较大差异,脱嵌与嵌入能够较好地概括两种土地流转的性质。

   空间的差异为何导致两种类型的土地流转方式中的参与人角色地位发生如此大的差异?从产业结构、社区关系和土地流转性质三个方面可以做一些分析。

首先,不同空间下,区域经济水平导致产业结构不同,影响土地流转户在社区中的结构性位置。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尤其在上海和珠三角等地区,工业起步早,城镇化水平高,农业产值在整个三产经济结构中比重小,不占重要地位。本地劳动力,无论老少,基本实现“非农化”,即使从事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或农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土地流转户,在经济分层中不能在村庄中居于中上层位置,由此导致经济水平较高的土地流转户经济地位并不高。但是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城镇化水平不高,而城镇化的动力属于“外地工业为基础的外输性城镇化”[26],(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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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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