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元国:《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是如何写出来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8 次 更新时间:2018-09-27 22:3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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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元国  

  

   摘要:修昔底德创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花费了毕生精力,全书各个部分的写作次序和时间如何迄今悬而未决。从1846年这个问题提出到20世纪80年代初,大体有两派观点:“分离论”和“一体论”。前者认为,修昔底德的著作是分阶段写成的,这不仅表现在时间上,还表现在作者的思想上;后者则认为,尽管这部书是未完之作,且有一些不完善地方,但全书一以贯之,因此主要在一个时间段写成。两派各执一词,探讨逐步深入。1984年美国学者康纳提出修昔底德文本的同质性问题,即作者有意带领读者一起面对事件,其思想认识和叙事形式都发生了变化,故其文本不是同质的。这对“分离论”起到了纠偏的作用,也超越了“一体论”。在康纳观点指引下,英国学者鲁德和美国学者德沃尔德研究了修昔底德的叙事方式。鲁德认为“修昔底德问题”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德沃尔德则证明其叙事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修昔底德问题”将激发学者们的研究热情,砥砺他们的才智,推动着学术界不断深化对于史学的认识。

  

   在我国,学术界都知道有个“荷马问题”(Homeric Question),即《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是谁?荷马是不是唯一的作者?荷马是否实有其人?这两部史诗是如何创作出来的?等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则是明确的,就是雅典人修昔底德。他是这场战争的亲历者,从战争一开始就着手记载,直到战争结束;离开人世之时,全书仍未完成。但是,在大约30年之中,他是从头至尾写作的吗?如果不是,那么书的各个部分写作次序和时间如何?这个问题长期悬而未决,西方学术界称之为“修昔底德问题”(Thucydidean Question/Thucydides Problem)。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不绝如缕。这些研究经历了一个什么过程?有何得失?未来的研究应该从何入手?这些问题国内学者鲜有涉及,这里仅作一个初步探讨,期望引发学术界的关注。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创作,作者开篇即说:“修昔底德,雅典人,于伯罗奔尼撒人与雅典人交战伊始,就着手记载这场战争。”(1.1.1)①这里的“记载”②的意思是“收集资料并将事情记下”,就是做笔记。这个做法应该持续到战争结束(前404年)。那么,作者何时开始整理这些笔记,进入撰写阶段?到了战争第10年(前421年)结束之际,他又说:

   已经记下③这些的是同一个雅典人修昔底德。他依照每一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按照夏季和冬季来记载,一直到拉刻代蒙人及其盟邦终止了雅典人的霸权、占领了长墙和比雷埃夫斯为止。至此,这场战争一共持续了27年。(5.26.1)

   有两点是明确的:这段话本身写于战后;头十年的战争史是首先写成的。同时,它让人疑窦丛生:作者开篇不是自我介绍了吗?怎么又来一番自我介绍?这是否意味作者在一段时间内把头十年战争当作一场战争,而没有料到整场战争还远未结束?那么,作者何时认识到遍及大半个地中海世界的、持续了27年的林林总总的战事属于一场战争?头十年的战争史是战后所写,还是不等战争结束就写好了,然后有所修改?其他部分的情况又如何呢?如此等等。

   1846年,德国学者乌尔里希(F.W.Ullrich,1795-1880)提出,修昔底德的著作并非从头至尾一气呵成,而是分为两个明显的创作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前421年之后,写的是头十年的战争史,依据的是自战争爆发(前431年)以来所做笔记;前415年,西西里的战事爆发,和约遭到破坏,修昔底德中断写作,转而记笔记。等到战争结束,他才开始写作第二部分,并对前一部分进行少量修改④。此论引起学术界极大反响,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还有人提出种种新的见解,迄今仍未有定论。

  

二、“分离论”与“一体论”

  

   乌尔里希的后继者大体可以分为两派:“分离派”(Separatist)和“一体派”(Unitarian)。“分离派”的观点是,修昔底德的著作是分阶段写成的,这不仅表现在时间上,还表现作者的思想上⑤。乌尔里希就持此论。还有学者细分为4个阶段:1、阿耳喀达摩斯战争(Archidamian War)⑥,即从第1卷至第5卷24章,写于前421-404年,但“考古篇”(1.1—22)和“五十年纪”(1.97—118)则是后来添加的⑦;2、西西里远征,即第6、7卷,也是在前404年之前写的;3、休战期(前421-415年)和得刻勒亚战争(Decelean War)⑧的历史,即从第5卷第25章往后,包括第6、7卷的部分片段,以及第8卷都是前404年之后写成的;4、将西西里远征部分纳入全书,并修改全书,但只进行到第4卷,作者就去世了⑨。

   德国学者爱德华·施瓦茨(Edward Schwartz,1858-1940)进一步分析各卷当中哪些片段是早期写成的,哪些是晚期写成的。例如,在斯巴达第一次公民大会上共有4人发言。科林斯使节先发言(1.68—71),雅典使节随即作了反驳(1.73—78);外邦使节退场后,斯巴达国王阿耳喀达摩斯和监察官斯忒涅拉伊达斯相继发言,前者主张等做好准备再开战(1.79—85),后者主张立即开战(1.86)。看起来,这两对演说是一个时期写的。施瓦茨却认为,科林斯人和阿耳喀达摩斯的发言写于前421年之前,而雅典使节和斯巴达监察官斯忒涅拉伊达斯()的发言则写于前404年之后。因为到这一年,修昔底德关于战争原因的观点完全改变了。过去,他认为科林斯是这场战争的主因,此时他认为,真正的原因是斯巴达对雅典实力增长的恐惧。这个变化也有为作者崇敬的人物伯里克利辩护的意思,因为当时的人们把他看作是这场战争和雅典毁灭的罪魁祸首⑩。在施瓦茨看来,该书现在的文本比较混乱,不是出自作者之手,而是由一位后世编者所为,他不懂得作者的真实用意。

   施瓦茨的观点意味着修昔底德的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顺着这一思路,德国学者马克斯·波伦茨(Max Pohlenz,1872-1962)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分析修昔底德对其书中演说词的那段有名的解释:

   至于不同的人所发表的演说,有的是在这场战争即将爆发前,有的是在爆发后。其中有些是我本人听到的,有些则是别人从别处听到后告诉我的。对我来说,难以原原本本记下演说者的发言。故书中每一个演说人,在我看来,不过说出了我认为的在各种不同场合必需说的话罢了,同时,我尽量贴近实际发言的大意。(1.22.1)

   波伦茨认为,修昔底德在这里承诺要准确报道演说(以上译文系笔者所译,波伦茨的理解有所不同),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于是,他以演说词的准确性为标准,分辨它们写作时间的早晚。他的结论是,如其说修昔底德关于这场战争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不如说他的著史方法发生了变化(11)。

   另一位德国学者沃尔夫冈·沙德瓦尔特(Wolfgang Schadewaldt,1900-1974)则将波伦茨的观点推进了一步。他认为,修昔底德在这场战争中,从在意字面准确性的“史学化的智者”(historisierender Sophist)发展为一位史学家,即有能力分析国家和社会基本历程的人(12)。

   以上学者的观点不断受到挑战和修正,其中就有持绝然相反观点的人,即所谓“一体派”,较早的有德国学者爱德华·迈尔(Edward Meyer,1855-1930)。他认为,修昔底德不可能把前421-415年的和平时期当作真正的和平时期,从而专写一部阿耳喀达摩斯战争史;相反,他的著作应当被看作是一个整体,写于前404年以后。他有力地证明,修昔底德在第1卷所概括的战争原因就是整个27年战争的原因,第1—4卷均写于战后(13)。

   “一体派”中立场最坚定的是美国学者约翰·芬利,他于1940年发表长文《修昔底德〈历史〉的一体性》(The Unity of Thucydides' History)(14)。其主要观点是,修昔底德的文本可能有早写成的片段和晚写成的片段之分,但不应该把我们今天看到的文本看作是写于不同时期的、由于作者过早离世而杂揉在一起的作品,而应该看作是作者利用已做好的笔记,主要在一个时间段完成的作品;尽管是未完之作,且有一些有待完善之处,但其一体性毕竟是存在的(15)。其思路是,如果修昔底德在战后或者战争结束之际开始撰写,那么他写作前面几卷时,后来的事件俱在胸中,那么第7卷西西里远征应该是思绪汇聚之所。因此,只要找出第6、7卷的主要想法(leading ideas),并追寻其在前几卷的踪迹即可(16)。这些想法有四:叙拉古战事的重要性和决定性;雅典失败的不合理(paralogos);她不是败于寡头体制的斯巴达之手,而是败于民主体制的叙拉古之手;失败的根源在于其政府和领导的性质(17)。他的结论是,修昔底德无疑曾费尽心思整理笔记、写作和统稿,有时照抄以前的笔记,或者在已经写成的部分中插入片段,这个复杂过程的详情已不得而知;但他是在全书架构了然于胸的情况下,才开始利用笔记,动笔写作的,这只能是战后所为(18)。因此,芬利是断然反对各种阶段说的。

   1940年还有一篇重要论文发表,那就是哈蒙德(N.G.L.Hammond,1907-2001)的《修昔底德〈历史〉的写作》。此文首先回顾了以前主要论点:“阶段说”是如何提出的,“战后修改说”是如何提出来的。然后聚焦于第1卷。在该卷的第23章,修昔底德有一段关于战争原因的著名表述:

   我首先要记载的是,他们撕毁和约的原因、相互责难的理由以及分歧所在……我相信,战争真正的原因,尽管不太为人所知,是雅典人势力日益增长,引起了拉刻代蒙人的恐惧,从而迫使他们开战。以下就是双方所公开陈述的、责难对方的理由,他们正是根据这些理由撕毁和约和开战的。(1.23.5—6)

   以前的学者认为“相互责难的理由”那句话是早期写下的,“真正原因”那句话则是战后修改时加上去的。从这里开始到第1卷结束,都是围绕着这两个主题来写的。“科西拉事件”(24—55)和“波忒代亚(Potidaea)事件”(56—66)明显是两个“相互责难的理由”。接下来的是第67—87章的4篇演说词。施瓦茨认为它们并不是一体的,他把它们分成两组,认为它们的写作时间不同(见前文)。哈蒙德指出,科林斯人的发言把雅典人描绘成侵犯性很强的人,以此敦促斯巴达人开战;雅典代表的发言强调自身力量强大,要斯巴达不要贸然开战,并为自己建立霸权辩护;阿耳喀达摩斯和斯忒涅拉伊达斯都主张开战,不过后者呼吁立即动手,而前者主张等做好准备以后再开战。因此,这4篇演说明显是按照一个整体写的。哈蒙德继续分析了第1卷的其他部分,得出结论:该卷几乎都是按照一个整体来写的,只有少数例外(19)。

哈蒙德认为,阿耳喀达摩斯战争史在前415年(这一年远征西西里开始)以前应该已经发表,那个时候(不等战争结束),他已认识到这些事件属于一场战争(20)。现在,既然第1卷是一个整体,那么它要么是为持续10年的阿耳喀达摩斯战争所写,要么是为整场27年的战争所写。假如情况是后者,那么已经发表的阿耳喀达摩斯战争史就成了“无头”之史了,作者第二次自我介绍也就显得多余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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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史学》2015 年第 2015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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