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德敏:托克维尔论自由与权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51 次 更新时间:2018-09-25 0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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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德敏  
或一种新的“封建主义”(31),可以说颇得要领:托克维尔相信美国成功的关键在于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维持旧有权威。美国社会的自愿结社也可以照此理解,即平等的个人自愿组成超出个人之上的权威,减少身份平等所带来的社会原子化倾向,避免社会在孤立而互相隔离的“个人”基础上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从而为自由提供可能。(32)

  

二、宗教作为首要的政治制度


   汉纳·阿伦特在《什么是权威?》一文中这样定义权威:“如果我们要定义权威,那么它只能在同暴力强制和论辩说服相对比的意义上被定义。施加命令和服从命令的两者间的权威关系既不依赖普遍理性,也不依赖施加命令者的权力;这二者所具有的共同点是等级本身,二者都承认这一等级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而且它们都具有预先确定了的位置。”(33)阿伦特在这里对权威的定义依据的原型主要是古罗马的政治体系,“传统”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在其政治体的稳定和维系中起着最关键的作用,人们服从罗马元老院的权威不是因为其中具体的个人多么优秀或多么有力量,而是因为从罗马建国以来的传统使人们接受这样的服从关系,并“相信”它是对的。这样一种由信仰所构成的权威在中世纪继续存在,只不过它转移到了上帝信仰之下对教会的服从,教会在当时承担着精神和世俗两方面的统治功能。(34)但在现代社会,宗教不再具有政治功能,公共生活也失去了宗教所护持的超越性权威。(35)那么在现代社会当中,人们会因为什么而生活在一起并构成稳定而自由的政治体?这也正是托克维尔所问的问题。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分析了革命对宗教的冲击:“法国革命的最初措施之一是攻击宗教,在大革命所产生的激情中,首先燃起而最后熄灭的是反宗教的激情。”(36)但托克维尔随之又说:

   基督教之所以激起这样强烈的仇恨,并非因为它是一种宗教教义,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政治制度;并非因为教士们自命要治理来世的事务,而是因为他们是尘世的地主、领主、什一税征收者、行政官吏;并非因为教会不能在行将建立的新社会占有位置,而是因为在正被粉碎的旧社会中,它占据了最享有特权、最有势力的地位。(37)

   革命所要做的是将宗教驱逐出公共生活,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理性”的原则。托克维尔提到18世纪哲学家们的一部分信条是与教会为敌,将教会看出理性的反面,另一部分则是关于“社会地位和民事、政治法律准则的所有新的革新的观点”,如人生来平等、人民主权、统治一规章制度等等。然而,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在摧毁以教会为代表的一切旧有秩序之后,大革命所确立起的政治政府却比以往任何政府都强大百倍。以理性为名对传统的瓦解和对新秩序的构建极有可能导向专制的政治权力,这一点在法国大革命的批评者爱德蒙·柏克(Edmund Burke)那里也有阐述。(38)

   托克维尔指出,在旧制度被摧毁之后,法国人对宗教的激情慢慢恢复,但破坏业已完成。他在这里的告诫是:“若以为民主社会必然与宗教为敌,那就大错特错了。”(39)关于宗教在民主社会中的积极作用,他早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就有详细的论述。他说:“我一到美国,首先引起我注意的,就是宗教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作用。我在美国逗留的时间越长,越感到这个使我感到新鲜的现象的政治影响强大。在法国,我看到宗教精神与自由精神几乎总是背道而驰的;而在美国,我却发现两者是紧密配合,共同统治着同一国家的。”(40)托克维尔的这一发现再次向我们启示权威在新社会中可能采取的形式,宗教这一旧的、带封建色彩的东西在维持一个健康的现代政治生活、保存人们的自由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托克维尔在其著作中的许多地方提到这一点,同时也得到当代研究者们的关注。(41)

   要解释宗教的这一作用,我们需要提到托克维尔关于理性的限度的分析。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关于美国人的哲学方法”一章中说,“美国是世界上研究笛卡尔的学说最少,但却实行得最好的一个国家”。(42)托克维尔在这里指的是美国人凡事依靠自身理性、质疑传统的习惯。然而,事实上人们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的理性去证明他们每天利用的真理,否则求证的工作会没完没了。每个人都需要一定的教条,在智力和道德世界都需要有某种权威存在,即便伟大的哲学家也需要通过相信别人的论断而认识许多事物。(43)这一问题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同样重要。托克维尔说:“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就根本无法存在,因为没有共同的思想,就不会有共同的行动,这时虽然有人存在,但构不成社会。”(44)那么在宗教不再直接构成政治秩序之基础的平等时代,是什么提供了这种共同的信仰?托克维尔首先认为大多数人的意见往往会成为人们“共同行动”的前提,“多数拥有向个人提供大量的现成见解和减轻个人构思己见的负担的义务”。(45)然而,这样的共同行动显然很可疑,因为大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是对的,多数的专制并不比一个人的专制更好。(46)

   在向平等时代的人们提供生活中所需的“教条”(doctrines)方面,宗教是一大主要来源。托克维尔说,在一切教条性信仰中,“宗教方面的教条是人们最希望的”,因它提供了“人对上帝、对自己的灵魂、对造物主和自己同类应负的各种一般义务”,“如对这些基本问题持有怀疑态度,就将使自己的行动听凭偶然因素的支配,也可以说是任其混乱和无力”。(47)宗教不仅仅对个人生活有用,且托克维尔的重点也并不在此。宗教总是对很多人具有普遍的效力,在现代社会如美国,宗教虽然并不直接参与政治或公共事务的管理(48),但它为人们提供普遍的价值观,让人们在一些重要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免于争论,这一点却对政治极为重要。正因为此,托克维尔说:“在美国,宗教从来不直接参加社会的管理,但却被视为政治制度中的最主要制度。”(49)

   托克维尔的一个著名观点认为,在保存美国的共和制度方面,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小于法律,而法律的重要性又小于民情。宗教是民情的重要来源,“美国民情表现的极端严肃性,首先来自宗教信仰”。托克维尔认为民情的主要创造者是妇女,在美国,“宗教并不抑制人们一心要发财致富的热情,但它对妇女思想的控制却是绝对的”。(50)因而,美国人普遍珍视家庭所带来的秩序感,这一点“与欧洲男人轻视家庭的天然结合和合法乐趣形成对比”,“他们(欧洲人)喜欢混乱,心里不能保持平静,他们在扰乱家庭生活的起伏不定的激情影响下,又很难服从国家的立法权”。因此,托克维尔说:“欧洲人喜欢用扰乱社会的办法来忘却其家庭忧伤,而美国人则从家庭中汲取对秩序的爱好,然后再把这种爱好带到公务中去。”(51)在这里,普遍的基督教信仰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托克维尔指出,在美国,“在道德和精神方面,一切都是事先确定和决定了的,而在政治方面,则一切可任凭人们讨论与研究”。(52)显然,道德和精神方面的“确定”形成了政治事务方面得以摆脱束缚、大胆革新的基础,否则人们将会无休止地为那些大是大非的问题而互相冲突,结果很有可能是暴力的冲突和随之而来的专制,正如在大革命期间的法国所发生的那样。

   托克维尔观察到,“美国人在他们的头脑中把基督教和自由几乎混为一体”,他们在西部开发过程中也极力确保基督教在那里的影响。在托克维尔看来,没有宗教信仰的社会仍可以形成“共同行动”的基础,但这个基础极有可能是眼前的物质利益和卑微的动机,犹如中世纪的佣兵维护其雇主一样。专制制度更适合这样雇佣兵式的人和社会。而真正向往自由的则是另一种人,他们“视共和制度为一种长治久安的政体,是理想和民情每天都在迫使现代社会必须追求的目的”。因此,托克维尔总结道:“专制制度可以不要宗教信仰而进行统治,而自由的国家却不能如此。”(53)在这里,我们需要额外提到的一点是,托克维尔强调宗教作为自由之前提有其自身的前提,即美国的基督教赞成身份平等和个人自由,而且宗教人士并不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一点与他所看到的伊斯兰教的社会形成强烈对比。(54)

   至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托克维尔看来,真正的自由只能在一个稳定的精神和现实权威秩序中存在,自由和权威在托克维尔那里并不是一对矛盾,与自由相对的不是权威,而是专制——无论是旧的专制还是新时代以“人民主权”为前提的专制。现代社会的身份平等使个人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但现代社会需要又宗教这样的设施使人们不至于“太现代”。或者用托克维尔自己的话说:“在政治纽带松弛的时代,需要在道德即精神层面得到加强,才能使人们免于奴役。”(55)托克维尔的研究专家皮埃尔·马南(Pierre Manent)对此评论说:“宗教对民主相当于马鞍之于马。”(56)这一比喻颇为形象地描述了宗教在托克维尔心目中的作用。有论者基于托克维尔对宗教的强调认为托克维尔具有保守主义思想家的典型特点(57),虽有一定道理,但我们很难说他的出发点是传统本身所含的价值。他认为任何传统的设施都必须适应现代社会的条件,而这些被“改造”了的设施之所以有价值,则是因为它们有助于现代人保存其自由。

  

三、自由与权威关系的再认识


   在当代直接以自由与权威的关系为讨论对象的文本中,阿伦特《什么是权威?》一文当属经典。从其标题就可以看出,阿伦特认为“什么是权威?”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是需要详细解释的,因为我们今天却已不再熟悉这个政治概念,特别是它与其他政治形式如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之间的区别。如前文所言,阿伦特将政治权威看作发源于古罗马,并由中世纪教会继承的人类社会组织其政治生活的形式。事实上,阿伦特说:“试图取代政党体系的政治运动的兴起,以及新的极权主义形式的政府的发展,都是在所有传统权威或多或少带普遍性的、剧烈的崩溃背景下发生的。”(58)与托克维尔的判断异曲同工,阿伦特认为传统权威的崩溃带来的不见得就是自由,很可能是一种未被托克维尔见证、但为我们当代人所“有幸”经历的极权主义式奴役。这一“权威危机”的一个征兆是,在现代社会,即便在那些长久以来权威被看作是绝对必要和“自然”的领域如儿童抚养和教育等,权威都开始遭到质疑,人与人之间传统的权威关系在人们眼中几乎已失去了可行性。因此阿伦特说:“从实践和理论的角度讲,我们已经无法理解权威到底是什么。”(59)当然,这正是她所要试图要回答的问题。

   权威之所以有此遭遇,与它经常被人同专制或极权混淆有一定关系。但在阿伦特那里,这二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如果用一种形象的画面来比喻的话,权威的统治就如金字塔一样,权威的来源在其自身之外,如传统或宗教,但权力的位置则在塔顶,从上往下依次递减。极权统治的形象则如一个洋葱,领袖居于最中央位置,运动的各个部分——先锋组织、党团机构等——都一层一层地延伸并涵盖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它们一面维持正常社会的外观,另一面传达来自中心的激进和极端。(60)阿伦特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僭政”(tyranny)和现代意义上的极权都以暴力为支持,权威则与暴力无关。她说:“权威意味着人们在服从的同时保持自由。”(61)可以说,这既是对权威的准确定义,也是对权威与自由间关系恰当理解。

当代法国哲学家耶夫·西蒙(Yves Simon)有着类似的论述(62),但他似乎更进一步,认为权威和自由互为前提,没有权威就没有自由。(63)西蒙认为,权威之所以在当代有“恶名”,主要是因为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它与人的某种缺陷有关,如儿童因无知、行为能力弱而需要权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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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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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6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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