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礼:政府控制“正途”绅士人数与分布的手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6 次 更新时间:2018-09-20 23:49:45

进入专题: 《中国绅士研究》  

张仲礼  

   如第一章所指出,在地方政权中政府依赖于绅士的协助。地方官并没有足够的办事人员和经费来处理所有的政府公务。并且他们并不十分了解地方上的各种问题,因为他们都不是他们所治理的那个地方的人。因此,凡是需要一个行政单位的地方,总是需要一个绅士团体来协助处理地方事务。一般说来,这些绅士总是与政府合作的,因为这样做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也因为他们头脑里充塞的是官方思想,这主要是科举制度的结果。这个有特权和势力的集团对于国家治理来说是不可少的、有用的,但是维持这一集团对人民是个负担,它的力量对中央政府的权力始终是个潜在的威胁。出于这些原因,清朝统治者审慎地控制绅士的总人数以及他们在各地的分布。

   通过科举制度,政府是能够对“正途”绅士实施这样的控制的。获得“正途”绅士地位的第一步是通过科举的第一级考试成为生员。通过对考试频次以及学额的调节,政府就能以相当大的准确程度控制每个地方绅士的人数。故考试的取中名额和频次是密切相关的。这里先考察考试频次的问题。

  

一、生员考试的频次


   在童生考生员的三场考试中,最后一场院试是决定性的。每次院试都使绅士阶层中增加一批新的生员。所以估算绅士总人数的第一步是了解这一考试每隔多久举行一次。政府在这一方面的政策转变也将在本章指出。

   这一考试虽然没有规定确切的日期,但许多材料表明,在19世纪文科院试每三年举行两次,武科院试每三年一次。这个格局自17世纪后期已确定下来。

   清初,政府对于文科院试为三年考两次还是三年考一次的政策一直摇摆不定。康熙十二年(1673)的一道谕旨中曾讲到:

   “顺治十八年,经科臣疏请,并岁、科为一考。今三年内童子入学,府学止二十名,大学止十五名,中学止十名,小学止七、八名。据直省学政所报文册,各学生员三年内,每学援纳、事故、黜革等项,约三四十名至百名不等。三年为时甚久,仅行考试一次,储才不广,督责不勤。应仍照旧例,三年岁、科两考。”

   据一地方志记载,其变化为:顺治四年(1647)后为每三年两次,顺治十五年(1658)后为三年一次,康熙十一年(1672)又为三年两次。由此看来顺治二年(1645)至四年,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自顺治四年至十五年(或顺治十八年)每三年举行两次,顺治十五年至康熙十二年(1673)(或十五年)每三年举行一次,从此以后,一直为三年两次。

   这些变化表明,清初政府对将考选生员的考试次数视为确定绅士阶层规模的因素之一这一点是关切的。然而康熙十二年后考试频次固定化了,这种调节绅士阶层规模的方法不再使用了。

   考试的频次可由各省学政的职责得到最好的说明。学政任职期限为三年。在这三年中他要两次按临各府和各直隶州。第一次是为了主持“岁考”(以确定生员的升、贬和黜革),第二次是为了主持“科考”(乡试前的一次预考)。各府和直隶州的文科院试乃是紧接着“岁考”和“科考”之后,学政尚未离各府、州时举行。武生员没有“科考”,考选武生员的武科院试只是在每三年武岁考后举行一次。

   兹引数例。有一满洲将军曾在奏议中要求,允许给两个新设的厅每次岁科两试后的院试,“讲取文生员各四名”,每次“岁考”后的武科院试“进取武生员四名”。《事例》中可举出许多这类例子。如有一谕旨提到:“嗣后岁、科二考,热河一厅,每试取进文童四名。”又如,“康熙三年题准,京卫武童生,照直省例,归并学政考取。三年一考。”在谕批中还可看到许多类似的事例。

   还可引许多地方志记载来说明这种考试频次,在19世纪中一直维持着。例如,据记载在一个府学里,每次“岁考”或“科考”后就将新增15名文生员,每次“岁考”后将新增15名武生员。

   某些西方作者的介绍也提供了一些证明。有人将某学政按临某地主持“岁考”时宣布的考试程序说明译成西文,从该说明中可见学政除了主持“岁考”以外,还要主持考选文武生员的院试。在“科考”时宣布的关于考试程序的类似说明中,开列了将要举行的各场考试,其中提到了考选文生员的考试,但未提到考选武生员的考试。其他一些西方作者也讲到文科院试每三年两次。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指出学政三年中要两次巡视全省。布勒克(T.L.Bullock)说:“各府对已通过初试的考生每三年举行两次考试。”

   由此可见,在19世纪文科院试每三年举行两次,武院试每三年举行一次。

  

二、院试的学额


   学额是按行政单位分配的。各府、县均有生员就学的官学,每所官学在每次考试后录取的生员都有一定的数额即学额。学额依各行政单位的重要性和级别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学额与参加考试的考生人数无关,而与各自行政单位的地位有关。无疑,较大的行政单位一般应试的人数也较多,但是学额与应试人数之间,或者学额与地区人口之间并没有固定的比例。因此,就每个考生的录取机会而言,各行政单位之间有很大的不平等性。这种不平等长期存在,虽然有时也作一些很小的调整。

   根据行政单位的重要性和级别,其官学可分为大、中、小三等。顺治四年第一次提到的文生员学额为:大学40名,中学30名,小学20名。顺治十五年一道上谕讲到,每次文科院试录取名额大府学为20名,大州、县学15名,小州、县学为4~5名。康熙九年又有谕旨指出,大府、州、县官学仍按旧制,中等官学每次考试录取为12名,小官学为8~10名。最后雍正二年又谕准考生多的地方可要求重新分等:“令督抚学政,会核人文最盛之州县,题请小学改为中学,中学改为大学,大学照府学额取录。督抚务必秉公详查,不得徇私冒滥。”

   从那时起,关于学额分配的一般政策没有更进一步的官方记载。似乎对于进入绅士阶层究竟采取宽容政策抑或严厉政策,政府的摇摆终于停止了。这一情况与我们前述关于考试频次的结论完全吻合。顺治四年时,考试为三年两次,学额也最高。可以推断,这是新皇朝试图吸收更多的才识之士,并将更多的士人吸引到科举制度中来。但是顺治十五年后,三年只有一次考试,与此同时学额又减少了一半多,故实际上减少了四分之三以上。这似乎表明,当时满清统治者觉得不太需要绅士的帮助,更迫切地需要控制享有特权的绅士阶层人数。然而,到康熙时考试的频次与学额又修改了,这次是趋向于宽容。显然清朝统治者当时认为他们的统治已牢固,可以放心地增加绅士的人数了。

   关于官学学额明文规定的章程一直沿用到19世纪。然而其执行并不总是十分严格的。许多地方将学额控制在正好是最高额上,另有许多地方则突破了学额。学额控制的不同,有的是某些省的特殊现象,有的则是各府、州、县自己造成的。例如,有一道上谕曾说到,江南(江苏和安徽)和浙江应试考生较多,故相应增加其学额。以后因同样原因江南省的一些县学也增加了学额,给予各县学的学额同本省府学一样。而江南省的学额早已高于其他省。还有一些省的某些县,常常因绅士的要求非正式地增加学额。许多地方将学额恰好控制在20名最高额上,另一些地方的学额则有25名的,在广州甚至达40名。

   由此可得出,太平天国前全国1741所官学每次院试录取名额为25089名。在关内各省中,分配给京师所在的直隶省的学额遥居首位,达2845名。最低的贵州省仅为753名。19世纪前半期各省学额一般只比清初略显增加,这些增加主要是由于新的行政单位和新的官学的设立,或者是因为行政单位规模的调整而让各官学学额作相应的变动。

  

三、特殊社会集团的学额


   政府对某些社会集团规定了特定的学额。虽然这些特定的学额对全国学额总数并无多大影响,但是就其他方面来说,其存在是很重要的。

   例如对客家人就有特定的学额。以广州为例,太平天国前有4个学额是保留给客家考生的,太平天国后为6个。为客家人另立学额是清代后期确定的,其记载最早的是乾隆五十二年(1787)。

   据计算,太平天国前,广东为客家另立学额的官学仅4所,学额为8名。有一官学的章程规定,客家生员不得晋升为增生和廪生。并且有一上谕说,“如文少通顺者,任缺无滥。将来如应试人数较多,亦总以现额为限,不得加增。”太平天国以后,广东为客家另立学额的官学有8所,学额为16名,这是对客家表示优抚,因为在华南他们与本地人普遍有冲突。同治五年(1866)曾有御批:

   “广东肇庆,土客各民,构衅械斗,仇杀多年。经瑞麟、蒋益澧将客民给资遣散,分赴高、廉、雷、琼,及广西之贺、容、贵等县安插。所有新迁客民,准其附入各该州县,另编客籍,一体考试。每童生二十人,准其取进一名,以示鼓励。”

   其他特殊的社会集团也有另立学额的,如苗、瑶等少数民族。苗族、瑶族的考生问题自清初以来一直在讨论。在湖南,这些考生常被称为“新童”,在四川、广西、贵州、云南,则被直称为“苗童”、“瑶童”。早在顺治朝,许多土司管辖的地方就已另立学额,但他们并不享有与汉族同等的待遇。如康熙时曾有谕旨:“查土司无用为流官之列。所取土生,不准科举及补廪出贡。如不愿考试,亦不必勒令应试。”这些少数民族的童生,即使参加考试,也仍然要汉族廪生保结。

   然而至19世纪,许多土司地方如四川、贵州的考生与汉族一起直接参加考试,并无另立的学额。在湖南另立学额甚至持续到太平天国之后。这些土司考生取中的机会实际上要优于汉族考生。有一地方,100土司考生可有学额5个。根据一道圣旨,无论何地为土司考生所立学额至多为5个,但是在某些地方,土司的学额相对汉族学额而言,其比率仍是相当高的。例如湖南邻近广西的某一地方,其比率为五比十二,在与贵州交界的某一地方,比率为二比四。据湖南全省统计,在19世纪初,八十个县有二十七个县均为土司考生另立学额。然而湖南土司的学额总数为74个,全省全部学额为1219个。这种状况到19世纪下半叶仍无改变。

   雍正时第一次规定对江西的“棚民”也另立学额。凡“入籍二十年以上,有田粮庐墓者,准其在各居住州县考试。童生满五十人以上者,额外取进一名。百人以上二名。三百人以上三名。最多以四名为率。”但是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有旨说到,由于棚民考生数不断减少,另立学额已无必要。考生数减少极可能是当地居民压力所致。政府政策经几次反复,最后到19世纪时规定,每一地方棚民的学额保持为4名。太平天国期间棚民报效军饷,学额又增至6名。

   虽然政府试图通过另立学额来减少少数民族与其他人的矛盾,但是这一政策有时适足以增加这些有特殊学额者同只有正常学额的其他人之间的心理隔阂。名落孙山的考生常常对自己的落第感到愤愤不平,十分不满。

自清初以来,垄断直隶、浙江、山东、山西和广东等产、销盐中心食盐销售的盐商也有另立的学额咸丰八年(1858)四川盐商也获准另立学额,这是对他们报效巨额军饷的一种赏赐。在这种情况下,另立学额显然不是对商人的歧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中国绅士研究》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2421.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