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秋:从礼法到政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2 次 更新时间:2018-09-05 02: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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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秋 (进入专栏)  
即实事求是地承认,存在或者说物质与利益第一,意识或者说精神与荣誉第二,两者辩证地统一。然后,从唯物世界观可推展到功利哲学,因为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即世界统一于物质,其它都是派生的。

   由于“领导中国广大人民坚决进行革命斗争的中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作为自己的世界观─思想方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就是严格地建立在辩证法唯物论这个世界观─思想方法的基础之上的”,[26]所以,毛泽东主席说:“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27]在追求和实现革命的功利主义的过程中,法的价值正是通过对秩序与正义的建构,达到权利与义务(实质是利益分配)的制度化、现实化的,从而引导、规范和实现人的价值。所谓实现人的价值,亦即人是什么的实现,实际上就是人作为物质与精神或者说存在与意识对立统一存在的实现,但本质上仍是物质的、功利的和利益的实现。至此,我们可以说,遵循法律的人是符合权利义务的人,符合权利义务的人是符合功利原则的人,符合功利原则的人本质上是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人,唯物主义世界观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是存在或物质第一、意识或精神第二,存在和物质决定意识和精神。这就是现代中国法的结构与哲学的内在逻辑或者说理路,而它最终所回答的同样是人是什么、人如何成为人、以及法对人成为人有什么价值的问题。

  

三、传统与现代中国法的结构与哲学比较及改造提升


   对传统与现代中国法的结构与哲学,可以作这样的比较,即礼法结构相较于政法结构,道德哲学相较于功利哲学,而在它们背后的,则是道或者说是阴阳统一的世界观相较于唯物的世界观。当然,这只是一种最简略的宏观比对,如果要深究起来,传统与现代中国法的结构与哲学本身就存在着差异,即传统中国礼法结构中的礼与法及其哲学是同构共理、相互贯通的,也就是说,它们是同一结构、共通原理的统一系统;[28]而现代中国政法结构中的政与法及其哲学则交织着古今中外的冲突,亦即还没有达到同构共理、相互贯通的矛盾系统。[29]但即使如此,我们从类型学的角度出发对其进行比较,亦是可行的。

   对于未来中国法结构的改造提升,笔者以为,应弱化政法结构中政与法的意识形态性[30]和功利性,注入基于人权和基于中国人性情的礼,进而将其改造提升为新型的政法结构。对于政法结构,笔者之所以提出“改造”而非“改掉”是因为,政法是从礼法演变而来的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亦是符合中国国情和现实政治的法律文化结构,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和强大的现实正当性。事实上,我们对此已经在而且亦正在这样做,比如,《决定》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要“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借鉴国外法治有益经验,但决不照搬外国法治理念和模式”。[31]所以,有论者提出:“在这个意义,我们可以说四中全会正在开辟中国法治的新传统,社会主义政法传统实际上是在古代礼法传统的基础上构建现代的礼法传统。”[32]其实,在改造提升的同时,我们要看到,从意识形态、政治原则和立法依据来说,传统中国的礼的确相当于现代中国的政,亦就是说,两者在政治系统中的地位和功能是一致的,但它们在内涵和目标上有异。[33]礼与政的同体现了中国法律文化的连续性,而礼与政的异表现出中国法律文化的断裂性。因此,把这种连续性和断裂性或者说中国法律传统和现代世界法律文明相对接,从而达到改造提升的目的,就成为了上文所提到的“弱化”和“注入”的任务。但这仅仅还停留在结构性的改造上,更深层次的改造提升应该在结构背后的哲学层面上进行。所以,较为根本的变化应该是在功利哲学的功利中注入和加大道德元素。这里的道德元素不仅体现在传统中国仁爱的德性和体现文明教养的礼教上,而且还体现在当今人类的共性亦即普遍人性的公德上,包括现代的人权理念。因此,这些道德元素与目前政府的德治虽有交叉,但亦有区别。交叉之处是,“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34]而区别之处在于,不同于目前过于功利性的德治,更为理想的德治乃是更加着力于提升精神在人与法这个物质存在的世界中的价值与地位。当然,更为根本的变化应是唯物世界观与道的或者说阴阳统一的世界观之间的协调统一,也就是说,是物质的功利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法律观与精神的道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法律观之间的协调统一。这意味着,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反映到法律上即是功利与道德这两大原则)这两对关系在法的观念、制度和实践中的协调统一。

   笔者以为,在未来中国法的发展中,上述两者确有协调统一的可能性,但亦有艰难困苦的课题有待克服。就其可能性而言,传统中国的主流哲学(即基本的世界观)是道的世界观,道的世界观在宋代及以后就是理学世界观,而理学世界观实际上是理气统一的世界观。[35]在哲学上,理属于精神范畴,气属于物质范畴,所以,理气统一的世界观实际就是精神与物质统一的世界观。这不仅与唯物世界观一致,而且还可以说是中国之所以能够接受唯物世界观的思想背景和哲学基础,甚至还是未来两者(反映到法律上即是功利与道德两大原则)协调统一的可能性所在。但同时需要注意,理气统一的世界观与唯物世界观亦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即在理气统一的世界观中,精神性的理是第一位的,谓之形上;而物质性的气是第二位的,谓之形下。[36]一方面,理气在形成上不分先后,所谓有理必有气,有气必有理;理在气中,气中有理;无无理之气,无无气之理。另一方面,在价值位阶上,理气却有上下高低之分,亦即形上与形下之分。[37]另外,二者还有更为重要的差异。在理气统一的世界观中,理的核心是道德,亦即理是本来如此,谓之正当;正当即道德,不道德即不正当;不正当、不道德即不合理。由此可见,理、正当、道德是贯通的。[38]这表明,在传统中国理气统一的世界观中,精神性的理或者说道德是第一位的,而物质性的气是第二位的。这意味着物质要受到精神(道德)的指导和支配。然而,在唯物世界观中,物质和存在是第一位的,精神和意识是第二位的,精神和意识要依附于物质而存在,这表明,精神和意识要受到物质和存在的支配和制约。这是传统中国理气统一的世界观与唯物世界观的根本差异,亦可以说是未来两者(反映到法律上即是功利与道德两大原则)协调统一的艰难之处。

   如果要深究下去,我们还可以发现,传统中国理气统一的世界观实际上是有机世界观。有机世界观的核心在于,把世界看成是有生命的系统,亦即天、地、人(包括法)是一个统一的生命体,所以,在有机世界观支配下的传统中国法中,人与法是天人合一中的人与法,而道德亦就自然成为支配人与法的基本原则。[39]这是因为,传统中国哲学中的道德是建立在世界万物互为一体的有机生命共同体之上的关系性法则,所以,它必然从全体出发,以责任/义务为第一要义,形成责任─权利的法律关系,追求全体的共生共荣。[40]而唯物世界观是物质的,自然、社会与人类(包括法)不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生命共同体,所以,在唯物世界观支配下的现代中国法中,人与法是天人分离的人与法,功利或利益亦就自然成为支配人与法的基本原则。这是因为,源于西方的功利是建立在无机世界中独自存在而互不关联的原子之上的独立性法则,所以,它必然从个体出发,以权利/利益为第一要义,形成权利─义务的法律关系,追求个体的独立自由。[41]因此,最终从深层次的文化哲学上来说,明确“人与法”是“天人合一中的人与法”还是“天人分离的人与法”,以及调适在此基础上展开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法律观的差异与冲突,亦是未来两者协调统一的难题所在。

   概括起来,可以归纳出以下认识:传统中国法的结构与哲学的内在逻辑是,从礼法结构到道德哲学,再从道德哲学到理气统一的有机世界观,最后从有机世界观到天人合一中的人与法;而现代中国法的结构与哲学的内在逻辑是,从政法结构到功利哲学,再从功利哲学到唯物世界观,最后从唯物世界观到天人分离的人与法。

   由此,从已知的学理出发,上述两种世界观若要达成协调,其所面临的真正难题或者说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世界到底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亦或是物质与精神相统一的?在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中,是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笔者的初步思考和回答是:自然世界是物质的,而人类世界是物质与精神相统一的;在人类世界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中,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是辩证的,亦就是说,在不同的领域、层面和时段中,物质与精神的第一性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变动的,既有物质第一性的时候,亦有精神第一性的方面,总之,是辩证的。所以,如果要从哲学方法论上来认识传统中国理气统一的有机世界观与唯物论的世界观(反映到法律上即是道德原则与功利原则的协调统一),虽有艰难之处,但并不意味着未来两者没有对接协调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方法论是辩证法。在唯物辩证法中,虽然物质和存在是第一位的,精神和意识是第二位的,但精神和意识不完全是被动的,它们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能动性,亦即精神和意识对物质和存在具有反作用。[42]这样一来,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就不能是教条的,而必须是实事求是的方法论。[43]而传统中国理气统一世界观中的理与气,亦即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亦是辩证的,其辩证性即是《易》所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44]这个道即是万物有阴有阳、亦阴亦阳、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阴阳变化不一而足,这是事物存在、发展、变化的法则,所以,若要认识事物、解决问题,就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亦即实事求是(这可以说是中国之所以能够接受唯物世界观的认识论基础)。[45]所以,从两种世界观的方法论出发,亦即从辩证法上来讲,未来两者存在对接协调的可能性,因为两者在根本上都是运用实事求是的思维方法。而且,在中国历史上,这两种不同的世界观由于方法论的相通相同而能够共生共存以至对接协调的情形,不仅有先例,甚至可以说其本身就是中国的传统。譬如,在中国哲学史上,关于世界的本体,有老子和程朱的道(理)论、张载和王夫子的气论、陆王的心论、玄学的无(自然)论等。[46]这些观念在“世界是什么”这个基本认识上是不同的,但在过去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它们一直在相互竞争、互相影响中共生共存,犹如太极中的阴与阳的对立统一一样。而使它们在对立中有统一、在对接中可协调的原因就是实事求是的辩证法,也就是说,实事求是这个思维方法把它们联结和沟通起来了。恰如《庖丁解牛》寓言中的“由技入乎道”,技可以不同,但道却相通。这个“道”实际上就是中国人共通的一阴一阳之道,亦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辩证法。

例如,《决定》中提出:“加强重点领域立法。依法保障公民权利,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47]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决定》中所使用的措词是公平而不是平等,其提出的是机会和规则公平而不是事实平等。这是现实主义的或者说实事求是的法治观,因为事实上的平等是不可能的。这种公平的而非绝对平等的法治观就可以说是唯物世界观与中国传统的理气统一世界观相对接协调的体现。因为,唯物世界观的方法论是实事求是,而中国传统世界观的核心是公平合理。在汉语中,公平就是合理,合理就是正当,正当就是道德,道德就是中庸,中庸就是不偏不易,[48]不偏不易就是“是什么就是什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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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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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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