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菊华:“人口论”与“人手论”的千年迷争

——兼述“人脑(才)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7 次 更新时间:2018-09-02 10: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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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菊华  

   内容提要:在生育政策松绑之后,社会和学界对当前中国人口问题与未来发展趋势的论争热度不减。从历史和比较视角出发,梳理了人口思想史上“人口增殖论”、“人口控制论”和“适度人口论”历史的流变,发现,在纷繁的千年迷争背后,是“人口论”与“人手论”的价值取向和理论逻辑。增殖论强调人手的生产性,控制论突出人口的消费性,且千年的“手”“口”之辩随时代而更迭交替,透视出历史的轮回,经历了从“人手”到“人口”再到“人手”的转换。在全球化时代,一地的资源不仅能供本地使用,且可为遥远之地、之人共享;只要有制度优势,“人脑”不仅可更有效地开发资源、利用资源,增加财富产出,还可影响或改变财富的分配。改善人口素质,提升“人脑”效用或是未来人口发展的最优路径。

   关 键 词:人口增殖论  人口控制论  人口论  人手论  人脑论

  

   新世纪以来,国内外关于中国生育政策调整的呼声不绝于耳;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单独两孩政策”;2016年1月1日,全面两孩政策举国实施,推行了35年的严苛的生育政策退出历史舞台,围绕政策该不该调整和如何调整的问题似已尘埃落定。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无论是单独两孩、还是全面两孩政策,都未带来预期的人口效果,如2016年的出生人口约1800万,新增出生婴儿不过200万,出生高峰并未显现。未来生育政策的走向依旧是目前政界、学界和社会舆论热议的焦点。

   调整和完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伴随政策执行的全过程。早在1979年,梁中堂等人就提出“晚婚晚育加间隔”的政策思路;经国家计生委批准后,于1985年在山西翼城等八个城市落地试点(梁中堂等,1997)。此后,中外学者相继建议“晚育一胎,间隔二胎,禁止三胎”(Bongaarts,et al.,1985;曾毅等,1991)。新世纪以来,政策调整的呼声与争论越发高涨,并呈现一边倒的局面;尽管还有一种与之争锋相对的微弱思潮在暗涌(即认为中国人口依旧过多,资源环境压力仍然过大),但基本上被对“低生育陷阱”这股强大的焦虑思潮所覆盖:今天,无论是鼓励夫妻按政策生育,还是尽快全面放开生育政策,抑或是鼓励多生的建议,无不透视出人们对过往严苛政策的逆向反思。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近40年前,举国上下对中国人口过剩危机的担忧,由此导致了严苛生育政策的推行。

   那么,在短短30多年的时间内,为何人口思潮的前后反差会如此之大,从一极走向另一极?面对同样的人口现象和人口问题,基于同样的多层角度(宏观、中观、微观等)和类似的多维视野(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现实思忖,为何会有两种迥异的学术观点和社会思潮(虽然一方明显占据上风)?若把时间维度向前推延、把空间维度向外扩展,将目前的主流思潮置于全球人口思想史的时空,我们对现有分歧或前后变化之价值逻辑、理论取向等命题是否会有新的认识?

   本文试图从历史和比较视角出发,通过对人口规模理论视点的历史回顾,挖掘争论背后内在的学理逻辑与现实缘由,在回应前述研究问题的基础上,以期这样的研究视角与结果有助于社会各界冷静、客观地审视中国时下的人口情势,有助于更清晰、准确地把握中国人口态势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进而更理智地预判与把握中国未来生育政策的走向。对浩瀚的历史文献的简要梳理和分析可知,古今中外林林总总的人口理论可粗略凝练成增殖人口、控制人口、适度人口三类主要观点①(虽然相邻观点之间难免交叉,且有些论点很难归类)。而这三种思潮(尤其是前两种思潮)的争论与流变,反映的就是一部文明社会关于人口发展的思想史,透露出的就是“人口论”和“人手论”价值取向的分野。下面,首先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文本分析,简要描画三类观点的历史流变,并试图解析提出的历史背景、背后的道理、所针对的情况;其次对主要论点背后的理论逻辑进行归纳与凝练;最后基于中国的现实,阐解“人脑论/人才论”的思路。

   人口规模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对人口规模的研讨也随时代的发展而变迁;但是,中国人口数量巨大,驱动政府与学界都将研究聚焦于对当前人口问题的探讨,从历史的纵深角度考察人口思潮、并将之与今天的人口现象结合起来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而离开了历史的眼光,离开了对研究对象的历史进程的把握,相关研究就难免是肤浅的、不彻底的(顾宝昌,2001)。历史的事实提醒我们,今天关于“人口”与“人手”的争论由来已久;历史的经验告诫我们,依靠增加人口的办法并非解决中国未来劳动力短缺和养老问题的有效途径;生育政策解缚的主要意义在于还权于民,还权于家庭,其家庭意义远重于社会和经济意义;培养人才、实现从“人手”到“人脑”的转换,充分发挥“人脑”的效用,应是任何时代的共同追求。

   需要说明的是:其一,本文以人口规模为线索进行文献梳理;尽管这三个理论观点并无根本性差异与冲突,本质上都是适度人口论,主要是针对不同社会情境下,对人口数量问题表现出来的不同看法,但我们也看到,即便面临相同人口条件,人们的观念和认识也不尽相同,有人认为多是“适度”,有人认为少是“适度”,故无论是出于叙述的便利或是认知的逻辑,还是有必要对这几类观点加以区分。当然,因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分析归纳时也存在彼此交叉的问题;此时,我们以原作者最近的思想为标准进行划分。其二,古今中外有关人口数量与素质的理论探讨从来都是相互关联的,历史上虽更多的是关于数量的讨论,但对素质的关注也从未停止;尽管笔者重在人口数量的分析,但在文中对部分重要的人口素质论也有所介绍;不过,纵观历史,对数量的关注远超过对素质的关注;即便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强调“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但重点依旧是置于数量的控制,对素质的提升是寓于数量控制之中的。

  

   1 “增殖人口论”思潮及其流变

  

   人口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元素。在早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因人口是最重要的劳动力,是赋税和兵役之源,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君王统治的基础,故人口愈多愈好,广土众民、发展人口的“增殖人口论”或“人口增殖论”一直是古代中外国家和统治阶层占主导地位的人口思想。虽然工业革命后,该思潮逐渐让位于“人口控制论”,但在21世纪前后,“低生育危机”的忧患意识再度兴起,增殖人口的理论思潮重新抬头,但其内涵与过去发生了较大分异。

   在先秦诸子中,孔子及其儒家学派是“增殖人口论”的主要代表,且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认为,人口和土地是国家的根本,而人口的作用大于土地的作用;人口众多,人民安居乐业是国家善治的重要标准;民众的适时婚嫁、政府的仁政和社会生产的发展等是人口快速增殖的重要手段。越王勾践出于富国强兵的需要,强力推行人口增殖政策,规定“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②。梁惠王与秦孝公亦均为厉行人口增殖政策的国君(魏悦等,2008)。

   此后,封建国家的税赋和兵役制度,包括汉代编户民、隋唐均田及租庸调法、宋两税法、明一条鞭法和清摊丁入亩制度等,均以丁户为准(韩旸,2014),可见,“民数”是封建政治经济的重要基础。

   无独有偶,古希腊史学家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1-350)也从解决奴隶制城邦国家所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出发,主张通过增加人口来发展农业、增强军队力量,达到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目的。在《经济论》中,色诺芬提到,“去远征敌人必须有人,而耕种土地也需要人的助力”③,并从国家管理的角度,提倡将人口的稠密程度、土地的耕种质量作为赏罚、升迁和任免官吏的重要参考依据。

   随着工业革命推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带动了西方社会关于人口增殖理论的活跃探讨。16-18世纪,以意大利的博太罗(Giovanni Botero,1544-1617)、英国的孟(Thomas Mun,1571-1641)和斯图亚特(Jame Smart,1712-1780)、法国的柯尔培尔(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等人为代表的重商主义者,多极为重视人口增殖与财富积累之间的关系,认为人口即财富,人口增长带来大量廉价劳动力,是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增加财富的手段;主张通过鼓励结婚生育、歧视独身,鼓励向内移民、严禁向外移民来增加人口,进而推动国家经济和军事的发展(叶晓东,2010)。

   晚清至民国时期,随着西学东渐,近代欧美的学术思想逐渐传播到中国。在人口控制的主调中,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将西方的人口思想应用于当时的人口问题研究中,对“人口过剩”提出质疑,坚持增殖人口的观点。例如孙中山认为,马尔萨斯关于人口过多的言论毫无疑问是错误的,中国并未人满为患,只要发展资本主义农业和工业,就可衣食无虑;另外,可以通过“殖边移民”调节人口密度(余德仁,1985)。

   新世纪前后,对“低生育陷阱”的忧虑逐渐凸现,增殖人口的思潮再度勃兴。在国际社会,为刺激生育意愿、提升生育水平、实现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部分低生育发达国家普遍采取家庭友好政策,试图通过人口增殖的方式优化人口结构,增加劳动力供给。中国在经历30多年严格的人口控制后,极低的人口增速可能造成的人口、经济和社会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主要矛盾,促使在单独二孩政策放开后短短两年的时间内,放开全面两孩政策;不仅如此,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甚至鼓励生育是也是目前的主流思潮。

  

   2 “控制人口论”思潮及其流变

  

   历史上,持限制人口观点者寥寥可数。古代中国虽有战国韩非“人多食少”、东汉王符的“土地人民比相称也”、北宋李觏的“冗民”“冗食”论、苏轼的“以多为患论”等(李向军,1990)人口思想,但均未能引起统治阶层的真正重视。进入近现代后,人口快速增长引起了学者和社会的忧虑,“人口控制论”或“控制人口论”思潮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强调人口效用的同时,认为人口与社会财富并非总成正比,过快的人口增长不利于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的改善,故需要控制人口增长。

   韩非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忧虑众民的思想家,最早的绝对人口过剩论者,最早对人口增殖论持批判态度的思想家,也是后世相关论点的思想先驱(仲兴,2010)。从人口与财富的对比关系出发,他意识到“人多食少”的问题,认为各诸侯国为富国强兵而采取的一系列人口增殖政策造成了人多地少的矛盾;要解决人口与财富之间的矛盾,就需发展生产,减少人口数量,改变人口的职业结构,扩大农业人口比例;主张通过溺杀女婴等方式,减少贫困人口数量(解学东,1982)。

唐朝初年,民间通俗诗人王梵志(约590-约660)是继韩非之后对人口压力最敏感之人,认为,世间土地有限,人口若无限增长,必导致“人满为患”,他写道:“自生还自死,煞活非关我。续续生出来,世间无处坐。若不急抽脚,眼看塞天破。”他反对多生子女,认为生孩子无须求量,而应求质。他写道:“大皮裹大树,小皮裹小木。生儿不用多,了事一个足。省得分田宅,无人横煎蹙。但行平等心,天亦念孤独。”“富儿少男女,穷汉生一群。”“人间养男女,直成鸟养儿。长大毛衣好,各自觅高飞。”“只见母怜儿,不见儿怜母。长大取得妻,却嫌父母丑。耶(爷)娘不睬聒,专心听妇女。生时不供养,死后祭泥土。”“养儿莫徒使,先教勤读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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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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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口与发展》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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