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枝:西化的法治话语与中国法治道路的深层张力及其消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5 次 更新时间:2018-08-31 09:3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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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枝  

   【摘要】 中国法治话语形成过程中深受西方影响,出现了法治话语西化的现象。随着中国法治进程的推进,西化的法治话语与中国法治道路在结构上、制度上和文化上的深层张力日益凸显。为消解这一张力,我们必须确立主体意识,正确对待西方法治理论;在法治话语体系中注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法治共识”;夯实法治话语构建的本土根基,纠正法治秩序的“标本”设定与错位构建。

   【中文关键词】 西化;法治话语;法治道路;法治中国

  

   作为法治后发展国家,在法治建设初期我国进行了大量的法律移植和学术引进,因而当下法治话语中很大一部分仍是西方话语或者是西化了的话语,以其描绘的法治图景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影响了我们对法治方方面面的认识。然而,因为中国社会与产生这些话语的西方社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西化的法治话语不能反映中国的现实世界,造成“表里不一”的现象。世界各国法治发展有共通性也有多样性,法治中国应该在符合法治发展普遍规律的基础上走中国道路。随着法治中国建设的深入推进,自主性构建符合中国法治道路的法治话语体系已经成为学界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法治话语西化及其对中国法治实践的影响


   (一)法治话语与法治实践

   “话语乃是社会活动主体通过言语或者以言行事而对语言加以运用的最为基本的方式,它一般是通过具有丰富的意义负载的象征符号来表达或者传达其意图与内涵的。这些象征符号极为广泛而复杂,诸如手势、身体动作、表情、声音、语词等都包括在内,但最为基本也最为常用的乃是语词。”{1}所以,话语包括语词、声音、声调和身体动作、表情等。早期的语言学者们提出“语言有复现(或代表)、表达(指思想与感情)、感召(或祈使)三种功能”{2},这是对语言在交际与认知方面功能的总结。随着近代批判西方话语分析理论的研究发展,人们发现话语并不仅仅是对社会现实的忠实和被动表征,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实践,它在为社会现实和社会秩序所制约的同时,还发挥着构建社会现实的重要功能。{3}话语通过所蕴含的思维方式和逻辑模式规范人们的行为,并构筑认同感和信仰,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一种生活方式、构建了社会事务和关系,反过来它也受现实世界的制约。同样地,法治话语应该是法治实践的忠实反映并受制约于法治实践,但反过来又发挥着对法治行为、法治生活方式的构建功能。

   首先,法治话语是衔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法治实践的桥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通过法治话语表达并且发挥其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指引导向作用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中国法治的‘元理论’和‘元知识’只有转化为或体现于具体的法律思想、法学理论、法律原理、法律文化、法律知识以及法律思维,亦即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话语体系,才能够实际成为指导法治实践的理念,避免成为一种飘悬的政治倡导”{4};其次,法治话语对人的法治价值认同感、法治思维及法治行为方式,具有构建功能。通过概念、命题及适当的语言符号和句式系统地阐述法律价值、行为模式及法律技术等,并通过对这些内容的传播、复现,被社会成员所接受并产生认同,从而将法治理念内化为人的法治思维、外化为法治行为方式,实现“法治”从思想到实践的转化;最后,法治话语使学术研究交流及评价批判得以进行,也只有形成完备而适当的话语体系,才能引导法学思潮、推动中国的法学理论创新,从而取得在世界法学领域的话语权。

   (二)法治话语西化与中国法治实践

   众所周知,中国的法治建设不可能采取西方国家那种社会演进型的法治进路,而是基于国内外形势以及改革发展的紧迫性,采取政府推进型的法治建设路径。同样地,中国法治话语体系形成初期,由于缺乏自生自发的土壤和条件,不得不在法治实践发展的过程中,通过移植、借鉴法治先行的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法治理论、法律知识和技巧慢慢地、零星地拼凑而成,因而就出现了法治话语西化的现象。客观地说,在中国法治实践及理论的起步阶段,西化的法治话语曾发挥了上文所述的所有功能。

   首先,西化的法治话语在我国法律体系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满足社会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的需求,我国的法律体系构建具有明显的时间上的紧缩性。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清算了左倾错误思想,并提出“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仅仅用了三十余年,至2011年,全国人大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显然,在法治建设的初级阶段,时间短、任务重,而且也确实没有必要完全摸着石头过河,因此在刑法、民法、诉讼法及其他法律中都大量地移植了西方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制度等。其次,西化的法治话语对我国法学研究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助力作用。法治建设的前三十几年,中国法学一直处于“脱幼期”1,因此,学习西方法学理论一度成为中国法学人、甚至法律人必经的专业训练。为实现中国法学的快速成长,法学界也常常借鉴西方已有的概念、研究方法及其他理论成果进行学术研究以及法学学科体系及法学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再次,自近现代西方法律理论传入中国,“权利”“自由”“民权”等概念和理论就展现了巨大的感染力,其所蕴含的价值观念逐渐深入中国人的内心,对民众法治意识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法律的形成已成趋势,为实现国际间的对话与合作,在符合中国实际并有利于法治实践的前提下吸收、使用国际上已经通用的法治话语也是必要的。

   特殊的历史造就了我国法治话语西化的问题。作为法治的先行者,西方国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在内忧外患的历史环境下,我国的有识之士为求国之兴,将西方的法治理论命题及概念引进用以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诚如上文所述,历史证明这一做法是成功的。但笔者认为当下我国的法治话语西化的现象过于严重,很多时候,西方的法治文化和理论不是我们学习和借鉴并用以反观、改造我国法治理论的对象,而变成了法治的“理想模式”和“标准”。在法治领域内说西方的话、用西方的价值标准衡量、评价我国的法治发展,甚至试图以西方为模本进行我国的法治建设。因此,有学者说:“当下域外法治意识形态在我国法治领域的深刻影响,并不体现于域外法学理论、法律文化及法学知识在我国广泛传播和利用的表象,更重要的还在于西方自由主义法治理论所塑造的‘标准法治模式’在我国的实际影响力以及依附其上的西方法治意识形态在我国潜在的话语权威”{4}。“因为话语方式乃是我们赖以

   观察现象与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5}。所以不难看到,随着法治话语西化、其所蕴含的法治价值和思维方式潜移默化地浸透,我们很多的行事方式,包括很多政府和媒体等官方和社会的活动都是模仿西方而来的。随着我国法治实践和理论研究自主性意识的逐渐壮大,似乎是时候该理性思考这一问题了。

  

二、西化的法治话语与中国法治道路的深层张力


   当下,我国法治话语西化的现象十分严重,而西方法治话语产生的经验事实是中国所未曾经历过的,其表达的也是我们未曾身处其中的社会现实。我们不可能通过建构漂浮于现实的西化的法治话语而将中国幻化成西方那样的法治世界。相反,随着本国法治发展道路的逐渐明晰,西化的法治话语与中国所特有的制度、文化、秩序和结构上的深层张力也日益凸显出来。

   (一)结构上的张力

   西方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强大的市民社会,因而其呈现出国家-社会二元分化的社会结构。“市民社会多元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分割、制衡构成了法治运行与发展的深层社会基础,其中中产阶级的兴起与壮大是西方法治社会的重要结构性支撑。”{6}西方国家庞大的中产阶级整合整个社会的利益,他们以自由、平等、权利等观念为三权分立制度、普选制度、多党制度等民主法治制度提供价值认同基础,所以即便多党竞争、权力分立抗衡,最终都要代表这个社会中坚的利益。因此,他们往往可以通过把政治问题外部化来解决,有反对党、反对力量,仍可以通过良好的沟通机制使国家权力良性运行,而社会不会分化。中国一直具有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特点,国家于社会具有支配地位。因而中国没有形成有着良好的自治和自律能力的市民社会,中国的中产阶级无法像西方国家中产阶级那样成为社会的支撑力量,一方面,中国的中产阶级数量上没有优势,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6年3—5月进行的“中国社会状况调查”(CGSS2006)的数据,中国的中产阶级仅占12.1%,与西方国家40%的规模是无法相比的;另一方面,我国中产阶级具有很强的依附性,阶层认同度也不高,因而没有形成一个实质上的利益群体,无法承担起“社会稳定器”的重要功能。此外,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阶层的多重分化加剧了诉求的差异化和结构的动荡性,另外,除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分化和冲突,我国还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五十六个民族都有其各自的族群利益和价值认同。

   中西方社会结构完全不同,因而其法治话语的形成机理也是完全不同的,西方法治话语体系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对抗与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中产阶级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利益统合作用。西方法治理论中的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的理论倡导,还有分权和多党制的民主法治制度设计,都是针对其社会结构的特征进行的,所以其话语体系和社会结构在逻辑上一致,并且相互支撑。中国的社会力量发育不足是历史上形成的,国家和社会浑然一体,国家权力独大,而且因为我国的特殊国情,为维护国家的统一性、完整性,必须继续保持、甚至加强国家的核心影响力,来统整和调和社会各阶层间相互分化和冲突的利益,来整合各民族相互区别的族群利益和价值认同,使其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中华民族。如果我们一味地像西方一样倡导多党制、分权制,则很有可能致使多个轮流执政的党派和分立的权力演变为分化社会的力量。因此,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社会结构不能相契合,当然中国不能也没有必要复制西方的社会发展进程和结构,我们进行法治话语构建的时候需要做的是尊重中国的国情和社会实践,深入思考真正适合中国的法治话语。

   (二)制度上的张力

西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与中国不同,经济上他们是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制度,政治上是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西方很多理论家们认为三权分立制度是西方民主法治的根基,也往往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以及法治捆绑在一起,一揽子地放进同一包裹之中,它们要么全有要么全无”{7}。我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一府两院”的政治建构,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实际上已经成为凝聚全社会力量的支柱。经济上中国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混合制经济制度,是通过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完成资源的合理配置的,国家发挥着强大的经济功能,国有大型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西方的法治话语都是其基本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诠释与展望,因此如果进行平行引进,并不一定适用于“中国问题”的有效解决,甚至还会走入新的困境。例如:2007年出台的《反垄断法》,经过了长期的讨论和修改,被很多学者称为“三十年磨一剑”。与西方的反垄断法不同,该法面临比较独特的中国问题——“行政垄断”及国有企业垄断的适用问题。但遗憾的是该法在是否适用于国有企业的规定上是模糊的,在规制行政垄断上也是不彻底的。很多学者认为这导致其不仅没有能够起到反垄断的效果,反而还成为国有大型企业垄断行为的保护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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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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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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