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倩:行为能力制度中绝对无效主义的价值反思与修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 次 更新时间:2018-08-29 07: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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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倩  
但限制仍不失为立法的主要态度和立场。应该说,各个国家和地区民法对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设立遗嘱的限制是逻辑推理的结果,而不是理性判断的结论。依靠简单的逻辑推理,即以绝对无效主义的立法态度认定行为能力欠缺者设立遗嘱的效力,是极其不合理的。

   法律行为有多种不同形态,双方有偿法律行为,需要行为人认真思考利益的得失,审慎判断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在此类法律行为中行为能力欠缺者因其认知能力的欠缺会对自己的利益得失缺乏准确的判断,各国法以体系性的行为能力制度限制行为能力欠缺者独立实施法律行为是必要的。但是,处分遗产的遗嘱行为不是双方有偿的法律行为,不是一种交易,是行为人对自己遗产归属的决定,这里不存在利益的得与失,不存在平等与有偿,本质上说是行为人通过遗嘱的方式所做的真实情感的表达,而这种真实情感的表达不以意思能力、判断能力为必要。不足一岁的婴儿在众多人索要其手中的糖果时,都会无视别人的存在,把糖果放在妈妈嘴里,这就是人性。由此决定遗嘱与一般法律行为有着本质区别,强行规定行为能力欠缺者不得设立遗嘱,就是对这种本质区别的无视或忽视,必将抑制行为能力欠缺者处分遗产的自由意志。行为能力欠缺者具有与完全行为能力人一样的真实情感与喜怒哀乐,限制他们以遗嘱方式处分自己的遗产,不是保护了他们,而是剥夺了他们向最亲最爱的人表达情感的自由和权利。

   鉴于此,未来民法典不应当以绝对无效主义的态度界定行为能力欠缺者设立的遗嘱,不应当强行规定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当然,不否认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易受别人的误导做出处分遗产的意思表示,为了避免因此而损害行为能力欠缺者的根本利益,以相对无效主义矫正绝对无效主义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有证据证明行为能力欠缺者是在他人的诱使或威胁下制定遗嘱的,可以行使撤销权。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设定的遗嘱相对无效,既可以尽可能地尊重未成年人处分遗产的个人意志,尊重其个人情感的表达,又可以防止他人利用其行为能力上的缺欠达到自己的目的。

  

   【注释】 作者简介:郑倩,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士后(杭州100871)

   基金项目:第61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一等项目 “公益性私权的法哲学思考——权利理论研究的新视角”(14BSS044)

   [1]目前,理论界对行为能力的定义除了字面上存在的表述分歧外,最主要的分歧基本上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行为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的称谓分歧,二是广义行为能力与狭义行为能力的范围分歧。参见朱涛:《自然人行为能力制度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37—38页。

   [2]参见四官和夫:《日本民法总则》,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第53页。

   [3]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页。

   [4]参见马新彦:《民法总则代理立法研究》,《法学家》2016年第5期。

   [5]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0页。

   [6]参见张民安:《法国民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43—344页;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邵建东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654页;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76页。

   [7]四官和夫:《日本民法总则》,第53页。

   [8]参见J.皮亚杰、B.英海尔德:《儿童心理学》,吴福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96—97页。

   [9]参见利绥娜:《儿童生后头七年同成人的交往》,程学超译,《心理科学进展》1985年第3期。

   [10]参见沈渔邨:《精神病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年,第1005—1007页。

   [11]参见沈渔邨:《精神病学》,第1011页。

   [12]J. Legemaate, “Legal Protection in Psychiatry: Balancing the Rights and Needs of Patients and Society”, in European Psychiatry, 1998, 13(3), pp.107-108.

   [13]王利明认为,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于追认之前处于一种效力不确定的中间状态,既非完全有效,也非完全无效,参见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一卷),第576页;谢怀栻和龙翼飞认为,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在被追认前是自始无效,参见谢怀栻等:《合同法原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98页;龙翼飞:《新编合同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0页。

   [14]参见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430页。

   [15]张俊浩:《民法学原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2页。

   [16]朱涛:《自然人行为能力制度研究》,第212页。

   [17]参见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一卷),第619页。

   [18]参见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一卷),第669页。

   [19]参见王轶:《民法原理与民法学方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248—249页。

   [20]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一卷),第678页。

   [21]《日本民法典》第120条:“因行为能力的限制可以撤销的行为,仅限于限制行为能力人或其代理人及其承继人或可为同意之人,可以撤销。”参见《最新日本民法》,渠涛编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30页。

   [22]《民法总则》第145条第二款:“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追认。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民事法律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做出。”http:// baike.so.com/doc/24843858-25779746.html.,2017年1月6日访问。

   [23]《法国民法典》第1307条:“未成年人在订立契约时自述其已经成年的简单申明,不妨碍取消其订立的契约。”参见《法国民法典》(下册),罗结珍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990页。

   【期刊名称】《求是学刊》【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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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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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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