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倩:行为能力制度中绝对无效主义的价值反思与修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 次 更新时间:2018-08-29 07: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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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倩  
结果似乎不言而喻。同理,就精神病人而言,并不是患有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障碍就必然意味着行为能力的绝对丧失。在司法精神病学领域,对精神病人民事行为能力的评定本身即是一项十分复杂且易生分歧的工作,其需要遵循医学标准与法学标准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在先后确定症状学诊断、疾病分类学诊断的基础上,根据被鉴定人在特定案情中的具体表现进行鉴定。[10]因此,在这种相对变数较多的环境中,凭借精神病的医学诊断精确判定该精神病人是否具有某项民事行为能力是难以实现的。司法实践中不乏运用医学标准扩大化地认定精神病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事例,如精神分裂症缓解期的病人即使存在残留幻听等个别阳性症状,但已然可能具有民事行为能力。[11]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与联合国关于保护精神病患者指导方针的出台,体现出西方对精神病患者的人权保护在逐步改善。自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开始秉持精神疾病并不一定导致病人丧失行为能力的司法态度,并将认定标准从将精神病人一概认定为无行为能力人,转变为根据精神病人具体情况区分其行为能力状态。[12]结言之,无论对于不满法定年龄的未成年人,还是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过于僵化、绝对地判定他们不具备任何行为能力,即使在同自身年龄、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场合,实际上可以但理论上却不得通过独立的法律行为实现自己的自由意志,这已不再是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至少不是积极的保护,而是对这两类自然人存留的意思能力的藐视,是对其遵照自我意志追求、保护个人利益的自由的限缩,甚至是剥夺,法的自由价值无法予以彰显,更无法在制度中落实。

   观之限制行为能力人,虽然为了体现对权利人自主意识的尊重,新颁布的《民法总则》与现行《合同法》规定纯获利益的行为,以及与行为人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行为有效,没有直接认定限制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行为无效,而是通过效力待定制度加以规制,赋予法定代理人是否追认行为效力的选择自由,但 “效力待定”这一概念的特有属性仍存在着偏离自由价值取向的危险。目前,尽管我国理论界对效力待定行为在被追认之前的效力状态莫衷一是,[13]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与可撤销的法律行为不同,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在追认权行使之前一定不是有效的;而未经法定代理人的追认一定是无效的。详言之,限制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行为在法定代理人事后同意之前,因欠缺生效要件尚未补正而属于未定的不生效力,[14]而法定代理人拒绝追认或者未做追认表示的,纵使限制行为能力人认知与判断无误,相对人没有任何欺诈,并且限制行为能力人具有成功交易的急切愿望,法律行为无效的命运终将不能改变。然而,基于私法自治精神,如果无法即刻准确断定某项法律行为的效力状态,原则上应当暂先推定其为有效,因为任何行为人的主观意愿必定是从事一项合法有效的民事活动,从而践行个人意志,取得期许的法律效果,不可能有人以不生效力为实施法律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方向。法律行为无效制度的确立,旨在避免意思自治原则的滥用损害社会利益,是对个人自由动用国家干预。因此,在以尊重主体自由意志、保护私人合法权益为根本宗旨的私法领域中,如无效制度这般存在公权力制约色彩的法律制度虽然是可以存在的,但必须将它的介入压缩在最低且最必要的限度内。为了充分保障私人的自由意志得以践行,处理有瑕疵的法律行为的理想状态应当是以生效为目标尽力修补瑕疵,非到有损公序良俗、国家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场合,不轻易适用无效制度。同理想状态相反的是,效力待定制度基于尊重和保护主体自由意志的名义过度运用无效制度,在并非关乎公序良俗、国家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私权关系中,在法定代理人尚未判定限制行为能力人独立所为之行为是否适宜履行之前,在行为人认知与判断精准,并有急切的定约意愿的时候就轻率地剥夺了该行为有效的可能,显然 “对于意思能力欠缺者财产利益的消极保护有余,而对于他们‘自主参与’条件的创造却明显不足”。[15]值得警醒的是,对限制行为能力人依法不得独立实施的行为适用效力待定制度,根本目的是保护行为能力欠缺者的合法权益,而不是积极创造更多的无效行为。这种忽视主观意愿、控制行为自由的做法,必然与法应有自由价值取向背道而驰。

   (二)绝对无效主义秩序价值的缺失

   行为能力制度通过承认民事主体行为能力的实际性差别,并基于此划分不同的行为能力等级、实施行为的范围及效力,以及运用法定代理人制度完成定约、履约的交易过程,都旨在借助行为能力制度保护行为能力欠缺者利益的同时,实现法的秩序价值。然而,我国行为能力制度所惯行的绝对无效主义,却在很大程度上给交易秩序的稳定带来了不安全隐患。

   就无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法律行为而言,现行法不加区分地认定为绝对无效,将未满法定年龄的未成年人或者不能辨认自己行为后果的成年人完全置于交易活动之外。这实际上是向我们描绘了这样一种情境:当父母不在身边的时候,这些有常人应有的真实情感、有生存的需要、有接受教育的诉求的被视为无行为能力的人,自主决定买了学习用品、自己喜欢的食物,或者违背离异的父或母的意愿,自主接受了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以表达情感而赠送给他们的礼物、存款……法律会以保护无行为能力人利益的理由认定这些行为无效,并随时等待有人主张无效时恢复原状。最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情境不是例外,而是生活中的常态。因为 “各类无行为能力人尽管被法律排除于交易生活之外,却仍被现实民事生活接纳”。[16]绝对无效主义,不仅违背了生活的逻辑和法律的逻辑,还导致现实生活中大量、无谓的无效行为,将交易安全与经济秩序置于危险境地,使得为了维护交易秩序而精心设计的行为能力制度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交易安全,阻碍了秩序价值的实现。

   学界通说认为法律行为的无效是当然无效、绝对无效。当然无效是指不需要当事人请求,法院在审理纠纷案件时可以依职权宣告无效;绝对无效是指任何人都可以主张无效,而且对任何人都不发生法律效力。[17]不仅如此,依通说,主张法律行为无效,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法律行为成立后,无论经过多长时间,都可以向法院提出确认无效的诉讼请求。[18]基于此,行为能力制度中的绝对无效主义,意味着行为能力欠缺者实施的依法不得独立实施的法律行为,任何人,既可以是行为能力欠缺者的法定代理人,也可以是对方当事人,甚至是双方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在无论经历了多长时间以后都可以主张无效;法院在审理这类纠纷案件时,发现该无效事由,可以直接加以干预,即使当事人意愿合同有效,只是对合同的履行有争议,依绝对无效的法律逻辑,法院可不顾及当事人的真实意愿,依职权径行宣告该行为无效。而在这类合同中,不乏有这样的情况:签约、履约时双方当事人完全自愿,并公平合理,等价有偿。若干年之后,市场形势发生变化,法定代理人或者相对人以行为人未满十八岁,签约时法定代理人未表示追认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法院受理案件后,若拒绝确定无效,没有法律上的依据,若认定无效,虽有法律依据,却助虐当事人不诚信行为,无形中将自愿、公平、合理的原本应当有效的合同变为无效合同,使交易行为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并给交易秩序的稳定带来诸多潜在的不安全因素。

  

三、法律价值视角下对行为能力制度绝对无效主义的修正


   我国行为能力制度所遵循的绝对无效主义有碍自由与秩序价值目标的实现,是修正绝对无效主义的正当性根据。众所周知,由 “绝对无效”的绝对性、当然性本质特征所决定,法律行为的无效是一项极为严厉的否定个人意志和摧毁交易过程的制度,而之所以还能成为民法上的制度,是因为它所承载的平衡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保护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功能与使命。故而,无效制度自存在之时起便蕴含着谨慎、有限的必要性,这就是法律对法律行为无效的情形进行严格规定的原因所在。依我国现行法规定,法律行为无效的原因可以归结为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而强行性规范的内涵与种类非常丰富,各类强行性规范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以及规制的内容亦不尽相同,并不是违反任何类型的强行性规范均意味着法律效力的绝对丧失。强行性规范包含效力性规范与管理性规范,前者规制的是法律行为本身,目的是保护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免受侵害,体现的是利益保护的绝对性,故违反此类规范必然导致法律行为绝对无效;后者规制的是行为人的行为资质和条件,目的是保护特定的个人利益免受侵害,体现的是利益保护的相对性,故无须绝对、当然地否定违反此类规范的法律行为的效力。[19]由此推理,法律行为绝对无效的原因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一点,即损害国家、集体和公共利益。然而,行为能力的欠缺属于行为人行为资质范畴的问题,最不利的结果是合同的显失公平,不至于伤及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即便法律规定行为能力欠缺者不得独立实施法律行为,违反的也应当是管理性强行性规范,而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若坚持将此类法律行为归于绝对无效,则不仅缺乏理论依据,还必定损及法的自由价值与秩序价值,甚至效率价值。

   (一)相对无效主义是修正绝对无效主义的正当途径

   行为能力欠缺者独立实施法律行为,遭遇的最大不幸不过是因自身认知能力的不足而受相对方的欺诈,甚至胁迫,从而导致显失公平。最早颁布的《民法通则》将以欺诈、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法律行为认定为无效行为。在理论界的强烈呼吁下,《合同法》立法时将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的无效附以损害国家利益的重要条件,未损害国家利益的,性质为相对无效,合同的效力取决于不利一方是否行使撤销权。新颁布的《民法总则》148、150条彻底取消了以欺诈、胁迫手段实施的法律行为的无效认定,仅以赋予不利一方当事人撤销权矫正显失公平。可以看出,以欺诈、胁迫手段实施的法律行为,从《民法通则》的绝对无效主义,到《合同法》的折中主义,再到《民法总则》的相对无效主义的转变,是立法的价值理念与价值取向的重大转变,而每一次转变,都在更大的程度上实现法的自由价值和秩序价值。鉴于此,笔者认为,就补正行为能力制度中绝对无效主义自由价值与秩序价值的缺失,唯一有效途径是取缔行为能力制度绝对无效规则,代之以相对无效性质的可撤销规则。

   对行为能力欠缺者独立实施的法律行为,国外很多国家都采相对无效主义。日本民法第5条:“未成年人为法律行为必须取得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但单纯取得权利或免除义务的法律行为,不在此限。违反前项规定的法律行为,可以撤销。”即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是无行为能力人有否撤销权的前提条件,同意的,无撤销权,未同意的,享有撤销权。撤销权可以由行为能力欠缺者本人行使,也可以由法定代理人代理行使。美国《路易斯安那民法典》第1923条规定:未自立的未成年人签订的合同,除生活必需品,或以抚养或教育目的的合同之外,可以撤销。美国《合同法重述》(第二版)第14、15条将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者心智缺陷者独立签订的合同界定为可撤销合同(但生活必需品合同除外)。《法国民法典》1125条规定:“有能力缔结契约并且受所订契约约束的人,不得以与之缔结契约的人无能力为契约无效抗辩。”第1305条规定,未解除亲权的未成年人因订立任何种类的契约显失公平,致使其受到损害,该未成年人有权撤销。据此两条规定,未成年人独立实施的法律行为为可撤销的法律行为,对行为能力欠缺者无拘束力,他们可以在法定时间内行使撤销权,以摆脱合同的束缚。但对与之实施法律行为的心智健全的相对人而言具有拘束力,法律行为成立后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合同的履行,若履行不合格,需承担违约责任。这也是理论上通常将可撤销行为称为相对无效行为的原因,在此,我们不妨将之称为行为能力制度的相对无效主义。

行为能力制度的相对无效主义最大功绩在于它可以弥补绝对无效主义秩序价值的缺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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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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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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