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时远:改革开放四十年民族事务的实践与讨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3 次 更新时间:2018-08-28 06:5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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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时远  

   摘 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民族事务工作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就。本文从改革开放以来民族事务实践的不同阶段,择要回顾了一些重要事务和重大政策。其中既有民族事务工作在依法治国、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方面的重大发展,也有民族事务工作面对特殊斗争和思想理论方面的复杂挑战。文章以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主线,重点围绕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论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民族事务工作领域的“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并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和现实意义,从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的视角对新时代广义的民族工作思路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拨乱反正;东西互动;双向交流;西部大开发;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新时代广义的民族工作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了伟大成就,为世界所瞩目。从民族事务的角度如何认识这40年的历程?我认为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1978年底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拨乱反正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都开始拨乱反正。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民族事务领域,少数民族地区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包括平反冤假错案和全面恢复民族、宗教、统战工作。这一过程,相对全国来讲,要更加复杂一些。大体上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整个民族政策体系都有了很好的恢复,民族政策重新落实并有所扩展,如关注散杂居少数民族的平等权益,建立民族乡等。在思想理论上,主要是对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民族关系做出了新的判断。

   在这一阶段,民族事务建设最重要的成就是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邓小平同志在新疆视察时讲过这个问题,他根据当时新疆的情况指出:“新疆的根本问题是搞共和国还是搞自治区的问题。要把我国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要从法律上解决这个问题”。《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出台,正是在举国恢复和落实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包括统一战线政策的进程中付诸实践的。虽然,从法律上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开始开展的工作。但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付诸实践具有更为根本性的意义,标志着我国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有了国家基本法律的保障,向制度化、法制化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

   也正是在这一阶段,国家民族事务系统的工作方针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做了相应的调整,围绕党的工作重点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当时,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和当地群众进行经济活动的意识,仍然处于计划经济时代。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民族自治地方、边疆地区给予的支持很多都是在计划经济框架下形成的,所以在转向以现代化建设为重心的进程中,边疆民族地区对中央财政支持的依赖性非常大。因此,这一阶段党和国家确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包括针对西藏、内蒙古、新疆、云南等民族地区的专项政策,特别是确立了经济发达省市同少数民族地区对口支援和经济技术协作的重大发展方针,建立了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工作机制,等等。

  

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东西部开启交往交流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随着“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态势,开创了全国经济生活日趋活跃的局面。从民族关系、地区联系来看,这一阶段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东部的发展和内地活跃的经济生活对边疆民族地区开始产生影响。大体上,人们开始从东部向西部这样一个广阔的地区流动,从事各种各样商品的贩运,大量内地人员进入西部地区。这种全国范围的东西部人、财、物的流动,形成了各民族间第一波交流高潮,一方面活跃了西部地区的经济生活内容,鼓励了个体创业;另一方面,东部地区的人们来到边疆地区,接触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生活习俗,开阔了视野,增强了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相互认知。

   同时,这种交流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这一阶段比较多地出现如何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问题。比如,文学描写违背少数民族风俗禁忌,造成一些群体性反应。这些现象表明不同民族开始扩大接触,产生了一些新的差异性认识,在相互适应中出现了一些矛盾。在我看来,这是不同民族相互认知、相互适应过程的必然经历。不过,从国家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的角度讲,党和政府非常重视这些现象。比如,以《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为代表的文学作品,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严肃处理。这种政策引导,事实上更有利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因为交往的过程,首先要确立的就是相互尊重的原则,这是平等交往的重要基础。相互不尊重,偏狭解读、一味猎奇,那就不可能和睦相处。

   在这一阶段,国际环境对我国民族事务的影响显著上升。首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民族问题是苏联解体的重要推动力。苏联解体对我国造成直接压力,而且这种压力有一定强度。当时学术界对苏联解体的多方面研究中,苏联分崩离析中的民族问题对我国可能产生的影响是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其次是美国开始炒作“西藏问题”,从1987年到1989年,西藏出现了一些群体性骚乱和暴乱事件,达赖喇嘛在这种背景中获得西方的诺贝尔和平奖。另外,苏联解体引发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变局、中亚诸国的民族主义外溢效应,包括“世界哈萨克人大会”的召开、“三蒙统一”极端民族主义的扩散等,使我国北部边疆包括新疆地区、内蒙古地区,都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标志性事件是1990年新疆的巴仁乡“东突”暴乱。虽然这些事件仅仅是民族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促使我们整个国家都对“和平演变”问题产生了焦虑性关注。

   当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借助苏联解体的效应、中国出现的“政治风波”,对中国实施全面制裁,其中包括利用民族问题、人权问题干预中国内政。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我国的民族问题出现了第一波极端化倾向,超越了一般的民族关系问题,这是有政治目标、暴力特点和谋求独立的分裂性活动。这种倾向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上半叶比较突出。国内学术界对此也有很多的关注,包括关于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不是“苏联模式”,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地域这么辽阔会不会成为培植分裂因素的“天然土壤”等问题的讨论。从那时起,我个人就参与到这样一些辩论或者对话当中。当时,我专门写了一份研究报告——《冷战后的世界民族主义浪潮及其对我之影响》。这篇报告的主旨是,我们不能夸大外部的影响力,要坚守我们自己的制度、政策,不能让外部的舆论、思潮牵着鼻子走。

   就当时整个改革开放事业而言,国际环境的剧变对我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包括对改革开放政策“姓资姓社”、“市场经济”的质疑和争论。为什么邓小平同志要南巡呢?他南巡的最核心内容就是要坚持改革开放,而不要因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造成的那样一种和平演变的态势,就重新关起门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部分区域出现的民族问题极端化的倾向,是我们整个国家在面对苏联解体这一重大国际政治巨变时所产生的国内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西方势力插手、周边环境变化、境外分裂势力鼓动等因素开始显现。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我国的改革开放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国家的主导政策是坚持改革开放,开展边境贸易和口岸建设,加快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

   这一阶段建立了一个重要工作机制,就是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与国务院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合一的会议机制。在这一阶段召开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会议在充分肯定我国民族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相结合的特点及其维护国家统一的作用进行了阐释,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基本论断,把握了我国民族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自我发展能力不足这一主要矛盾。

  

三、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0年,东西部双向交流时期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东部地区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发展速度显著加快;西部地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型过程中也开始走向市场,建立市场观念,逐步转到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路径上来。90年代初期西部商贩开始在东部地区出现,这与80年代中期的情况刚好相反,说明开始双向互动,不再是单向流动。这种双向互动在北京街头就有体现,像苗瑶等民族的商贩,穿着民族特色服装,挑着担子在街头卖香包、荷包等编织品;穿着藏装的人在街头摆摊,卖羚羊角、藏药、藏刀;也有来自新疆的商贩,等等。这些现象表明边疆少数民族也开始了经商流动,有了个体经营活动,并在经济活动中流动到内地和东部地区。这种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到90年代后期,在东部地区、内地城市出现了很多来自西部的少数民族群体。以此同时,这一互动流动过程中相应地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诸如买卖不公的欺诈行为、拐骗儿童扒窃问题等。这也正值民族事务展开城市民族工作视野之际。1993年发布的《城市民族工作条例》,用今天的观念表达,就是要顺应和解决“让少数民族融入城市”的问题。当时距离这种观念应该说还有相当的距离。那时的社会舆论、市场管理等部门更多的是“不敢管、不好管”,甚至想办法让少数民族回到原籍去。在我的记忆中,当时一些沿海发达地区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工作,走在全国前列,比如,深圳、上海等地。深圳市在90年代就开始举办一些培训班,培训统战系统、民委系统的干部。由于深圳有很多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群众,所以深圳开始和新疆合作,开展包括民警在内的管理人员异地交流,让新疆的维吾尔族民警在深圳的维吾尔族社区工作。上海市人大最早启动《清真食品管理条例》的制定工作。这都是很有远见的工作思路。可以说,早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前,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的程度已经达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前所未有的状态,形成了东西部、内地和边疆的双向流动态势。

   但这一阶段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是东部高速发展、西部相对滞后。整个90年代虽然东西部交往交流速度加快,但东西部在经济生活、地区经济总量、地区经济发展能力等方面持续拉开差距。中央对西部地区保持着以往的经济支持,财政转移支付等政策都在继续实施,但整个国家发展的经济重心在东南沿海地区。伴随东西部交往交流越来越密切,加之传播系统的发展,比如电视的普及,使西部地区的群众越来越注意到经济发展的落差,并引起了一些情绪化表达。甚至有些自治地方的干部觉得特区政策能带来更多的发展实惠,说“我们不要民族区域自治了,我们要特区的政策”。诸如此类的怪话很多,反映出经济发展落差产生的心理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当然会带来某些情感上的疏离、失落,甚至民族关系认同方面的误区,从而在民间形成了种种情绪化的表达。

其实,邓小平同志讲过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势必导致地区矛盾、民族矛盾的问题,提出了东部率先发展、带动西部发展的“两个大局”战略部署。从东部到西部的经济发展重心转移,在世纪之交付诸实施。1999年的第二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以“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主题,以实现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事业经济重心从东部向西部转移为动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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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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