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刑罚敏感度论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 次 更新时间:2018-08-28 06: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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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  
成为不可积极追求也不可说的一部分。事实上,从复仇延伸出的报应观念是人们法律观念的源头。{41}118否定报应因素的应有地位,使得人们的刑罚心理难以得到满足,不论是对被害人及其家属或者旁观者都是如此。客观上,报应主义和预防主义的关系相当复杂。有学者认为,报应情感的满足是一回事,国家社会秩序的维持又是另一回事;报应感情满足了,容许仍然没有达到彻底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社会秩序之维持,有时容许不必现实报应。{42}145而刑罚的敏感度无疑会影响上述变量的变化及相互关系。更为理性的选择是,使得公众在内心中对于刑罚中的报应因素的定位予以接受,对其应有份额予以考量,最终才能保持一个适当的刑罚敏感度。

   有人认为刑罚应该起作用是想当然的,它几乎被认为是社会生活结构的一部分,事实上,刑罚并没有发挥人们预期的作用,却还在被继续使用。以多数人认为刑罚必然具有的威慑效应为例。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刑罚威慑对最不需要震慑的人作用最大,而对最需要震慑的人作用最小。{23}240换句话说,这样的威慑效应即使存在也是错位的。有学者从法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也认为忽视破案率,而加重刑期的刑事政策是不理想的,其阻吓犯罪的效率非常低。在破案率很低的前提下,再严苛的刑罚也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44}因此,无论是常用的刑罚还是人们期待的重刑并不能时时发挥人们期待的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事实上,刑罚可能很好的服务于其象征性的社会功能,关系到团体的凝聚力、共同的道德和市民的管理。{43}211-241也就是说刑罚更多起到是一种象征性的作用,这种价值和意义甚至远大于其实效性。

   对犯罪的把握也是一样,尽管发展到今天公众通常将犯罪人置于社会的对立面上。但是从实然的角度上来说,犯罪是一种相对恶,而非绝对的恶,人们对于何为恶的评价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局限性,一个时代的恶行可能成为另一个时代的提倡行为。我国79刑法中的投机倒把罪到97刑法即被废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再比如古希腊斯巴达杀掉畸形的婴儿是一种当时社会提倡的行为。{45}除此之外,在一些社会学家眼中,犯罪是社会的减压阀,可以帮助一个社会维护正当的价值观。这些也能佐证犯罪之恶的相对性。既然犯罪是相对的恶,那么人们有什么理由将这种相对的恶处以绝对严厉的惩罚呢?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刑罚敏感度的引导对于正确地接受和把握犯罪和刑罚的真实状况非常重要。刑罚至少部分决定于我们感受的结构,而且我们的感受本身也会出现变迁与发展。而且,事实上大多数刑罚执行政策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些政策所仰赖的刑罚措施已经被视为可接受,更深层的是这些刑罚措施所蕴涵的道德也被视为理所当然。{23}347-348所以,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各国刑罚之所以演化成了不同的结构,存在不同的执行方式等差异,从根本上是源于公众的刑罚心理,其集中地体现为刑罚敏感度。有学者提出刑罚变迁的力量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动力。{46}这无疑是正确的,而刑罚敏感度恰恰是从反方向上影响刑罚的另一不可忽视的动力。

   这一点在当前风险社会、风险时代的背景下更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些“风险”提法更加剧了人们对于重刑主义所营造的虚幻场景的向往。于是乎,敌人刑法、风险刑法等思潮应运而生,它们正试图对刑罚从深度和广度上都进行急剧地扩张。但是从刑罚敏感度的角度来衡量,这些都属于增强人们的麻木心理的主张,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会加剧这种理想与现实间的矛盾。而且在风险社会的视角下,人再次沦为消除风险目的的实现工具。{47}对风险的夸大现在常常被利用给重刑主义思想开了一扇窗。{48}因此,笔者提倡刑罚敏感度的概念也能为我们如何审视这些较新的刑法理念提供一个更为全面的视角。也就是说,单靠严密法网,加重惩罚是无法更好的保护公众的,那么莫不如另辟蹊径,寻求更根本的解决途径。

   本文结论:刑罚敏感度的麻木是重刑主义的重要根源。而且刑罚敏感度可以引导和构建,我国属于刑法敏感度较低的国家,应该将刑罚敏感度引导至适度超前,反过来促进刑罚的人道和宽缓,这样才会有利于刑罚制度的进化并推动我们的社会向着文明人道的方向迈进。

  

   【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正义观的复合结构研究”(15BZX018)

   [作者简介]王震(1979-),男,辽宁抚顺人,副教授,博士,从事刑法学与法哲学研究。

   [1]尽管有学者认为,刑罚的发展史是一个从轻到重再到轻的过程,应该是一种回归。但是这种分歧主要是由于对于何为刑罚的起点理解不同:认为刑罚是由重到轻的观点是将国家产生之后的惩罚视为刑罚,认为这是一种回归的看法是将刑罚的起点理解为原始社会的惩罚,所以应该认为这两种观点各有道理。参见邓子滨:《法律制裁的历史回归》,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甚至我国有些人大代表还在呼吁引进鞭刑。参见:“人大代表将在两会呼吁对男犯用鞭刑”,载光明网站,2017-05-31。

   [3]笔者曾因工作关系在本地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庭培训了几个月。在此期间,有三位当事人送法官锦旗,全部是因为法官判处了犯罪人死刑,在他们心中杀人唯有偿命才是公正的。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

   [4]例如河南张金柱案,张金柱主要由于警察身份被判处了死刑,而之前河南另一地区发生的一起情节大体相同的案件,被告人最终仅被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参见吴奇:《媒体监督下的司法何以独立》,苏州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长春周喜军案,也因为媒体的过度介入和渲染,导致周喜军被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而该案如果没有受到媒体和公众那么多关注的话,周被判处死刑的概率将大大降低。

   [5]我国现在已经实行了要求法院的判决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等媒介进行发布的制度。该制度非常必要,但是就理念宣传而言仍不充分,多数公众对此网站并不知情,而且由于发布的案件数量庞大,一些典型的案件很容易就被淹没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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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名称】《学术交流》【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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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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