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刑罚敏感度论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 次 更新时间:2018-08-28 06: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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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  
全然不顾历史的发展趋势,仍然保留着“复古”的想法。[2]这当然是荒谬的。我国历史上的法家在施用重刑上没有丝毫的犹豫,但是重刑主义造成的轻贱人命,贬低人的健康自由和尊严的风气,与法家向往的向善之风背道而驰:“谓将以警示世人,而习见习闻,转感召其残忍之性”{17}。

   值得警惕的是在刑罚和刑罚敏感度未来的发展中应避免的两个误区:

   (1)不要将刑罚惩罚的对象由肉体逐渐置换为“灵魂”。{18}当代社会中,已经呈现出从自由刑为中心向行刑社会化的逐渐转换。这体现出了刑罚对肉体的解放,但是已经逐渐显现出惩罚的对象在转向人们的精神。例如,在美国一些州羞辱刑频现;还有科技上尝试让囚犯服刑8小时像经历了1000年等想法。{19}这些都是让人感到恐怖的尝试,是对人们刑罚敏感度的肆意践踏。这样的尝试并不是走向人道,而只是将折磨的对象从人的身体转向了人的精神。应该说,这些尝试是一种隐性的倒退,我们应当避免走入这样的误区。

   (2)要警惕集体的非理性状态:不要由疯狂的群体陷入群体的疯狂。迪尔凯姆也认为这种群体性的感情违反我们本性的时候,甚至会使人感到恐怖。{20}27

   有学者描绘了巴士底狱被攻占后的场景:“没有人确切知道是谁下了杀掉犯人空出监狱的命令,一开始这个杀人群体杀了大约300人,而且它是一个典型的异质性群体。除了少数职业无赖,主要是一些小店主和各行各业的手艺人:靴匠、锁匠、理发师、泥瓦匠、店员、邮差等等。……考虑到受指控的人数众多,他们决定把贵族、僧侣、官员和王室仆役一律处死,没有必要对他们的案件一一进行审判,对于所有个人,只凭职业就可证明他是罪犯。……在屠杀了1200到1500个民族的敌人之后,有人提议说,那些关着老年人、乞丐和流浪汉的监狱其实是在养着一些没用的人,……囚犯被无一例外地处死了,其中包括50名12岁到17岁的儿童,他们当然也变成了人民公敌。”{21}137-140我们目前网络时代背景下,网络正在成为培养这种非理性情绪的一种新的媒介和温床。在网络中,一些人结成新型的非理性集体。肆意发泄自己的不良情绪,而缺乏基本的理性思考,而这种恶性的肆虐往往伴随着刑罚敏感度的日益降低。这种集体的非理性如果缺乏有效的控制和引导,也许会成为社会动荡的定时炸弹。对此我们应当保持足够的警惕。

  

二、对刑罚敏感度的引导及实现路径


   (一)引导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应然定位

   随着对刑罚文明要求的提高,一般公众感知刑罚的角度从最初的具象早已转变为抽象化。到近代之前,许多刑罚的执行都是公开进行的,例如,我国古代在衙门前站枷,几乎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历史上都曾经公开进行的绞刑和砍头,都是为了达到更好的一般预防效果而极尽渲染之能事。而到了现代之后,自由刑的执行在特定场所进行,生命刑的执行更是在较为秘密的场所进行的。公众事实上并不会直观感受到刑罚的惩罚性,而只能通过宣传和想象间接感受刑罚的痛苦。而在现实当中,人们恰恰非常容易忽视这些貌似与自己“无关的”痛苦,这就更容易造成公众的冷漠态度。因为在这种抽象感知中,公众更容易将自己作为纯粹的旁观者:受到刑罚惩罚的都是坏人,而自己是不会成为坏人的。一旦这种误解存在,对别人的残忍也变得无所谓,一旦社会中这种心态的人增多,则刑罚敏感度会进一步趋于麻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刑罚敏感度更需要我们进行良性引导。如果我们放任公众的麻木心态继续下去,则无论是废除死刑还是刑罚轻缓化等都很难得到公众心理层面的支持。而且就我国的国民心理现状而言,这样做有特别重要的意义。[3]

   从学界的角度,学者们几乎已经达成共识,刑罚将走向宽缓。作为刑罚敏感度来说,也必然走向逐步提高。而作为处于某一历史阶段的普通个体而言,他对于刑罚有所感知,但是无论他感受到什么样的刑罚,他都会认为这就是自然的状态。不会对其正当性和适当性有任何怀疑或反思。刑罚敏感度是不会自己引导自己的,要我们对其有所认识,主动地对其进行引导,才会起到应有的效果。因此,引导是非常必要的。

   有学者也注意到了刑罚敏感度研究的必要性,但是认为我们只能对它进行被动反应,无法对其进行控制或指挥。{2}这种看法有失于消极,作为社会心理效应之一,试图硬性的指挥它如何发展变化当然是不现实的。但是通过有效的制度构建和全方位的社会文明建设,逐步影响甚至引导其朝着文明、人道的方向发展是可能的。大量的研究也早已表明,公众对司法的态度可能随着信息的提供而发生改变,公众要求严惩罪犯的意愿通常会因信息的提供而缓和。{22}193因此,这种引导具有可行性。

   那么引导的程度如何才合适呢?笔者认为刑罚敏感度应当保持一个适当的当量,麻木不仁会阻碍刑罚的进化。过于敏感,过分超越现有社会状况又会导致现实和社会心理之间严重错位从而产生不适应。笔者认为应当引导公众保持一种适度超前于社会普遍状况的敏感度。这样既能够保持社会刑罚心理良性发展,又能为去除死刑、降低自由刑,最终走向轻刑化奠定良好的心理基础。而这个度的把握是一个较为核心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进行单纯的理论分析是较为苍白的,随意地揣测更是不负责任的。笔者建议应当定期由官方牵头进行全国性的大型刑罚心理状况的调查,这样才能够把握我国民众真实的刑罚心理状况,以此为依据才能确定这个适度超前的度的幅度如何。而且这种调查也是很有意义的,不仅能为刑罚心理的研究,而且也能够为刑事政策的制定等诸多问题提供现实的依据。

   此外,引导超前的幅度又是弹性的。在把握了社会公众刑罚敏感度的真实状况之后,官方可以根据社会状况选择和调整进行引导的力度,当社会状况比较理想时,这种引导的力度可以大一些,而当社会状况不甚理想时,引导的力度可以回收一些。总之,保持一种动态平衡的引导态势将有利于我国社会公众的刑罚敏感度保持一个理想的状况,也有助于我国刑罚的良性发展。

   (二)引导的实现路径

   1.文明建设

   我们会把某些惩罚(通常是其他国家或者其他时代的)说成是“冒犯的”“厌恶的”“野蛮的”“未开化的”,或者是“残酷而不寻常的”,而之后,一个和前述词汇对应的,能反映出公众心理变化的一个词语为“文明”。{23}349文明的发展带来人们道德水平的提升、公众心态上的变化,这些是提升公民刑罚敏感度的根本途径。

   前述提到的地位较高的人比地位较低的人更为敏感。这也体现出由于所处环境、地位、物质条件和精神层面等诸多因素的差异导致了这些条件较差的人也就是地位相对较低的人对刑罚较为不敏感。这恰恰论证了我们通过文明建设是可以从总体上提升公众的刑罚敏感度的。同时,应当关注前述影响刑罚敏感度的主观要素,对其中能够加以引导的部分,例如社会地位、利益、人性、荣誉感等因素加以重点的建设和引导。

   2011年在挪威用枪击和炸弹杀死77人的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被法庭以谋杀罪判处21年监禁,他于2013年9月被奥斯陆大学录取,学习政治学。奥斯陆大学强调说,录取布雷维克是对他公平对待。奥斯陆大学的校长奥特尔森说,所有挪威公民都有申请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24}这些报道在我国曾带来了很大的争议。很多人无法想象怎么能这么“轻微”地惩处这么恶劣的罪犯,而且还能如此“优待”他。但是笔者认为这显示出了挪威社会较高的文明程度以及由其所决定的公众具有敏锐的刑罚敏感度。可以想见,对一个杀人魔头都能如此,社会一般公众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的。就他们的心理而言21年监禁已然是最重的惩罚。这在一个社会文明程度较低,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匮乏,基本人权保障都难以为继的社会中是无法想象的。而在一个社会物质文明高度发达,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指数很高的社会中,人们对待刑罚的心理则完全不同,一点短期的自由剥夺都会变得很痛苦。所以我们应当致力于提升社会文明水平,这是提升刑罚敏感度的根本所在。

   这种文明建设从内容上主要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是基础所在,而精神文明包括社科文化和思想道德层面。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物质文明建设取得了长足了进步,但是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就刑罚敏感度的引导而言,有赖于二者的协调发展。物质文明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可以改善民生条件,使得公众更为珍惜现有的生活,这会为人们形成较为敏锐的刑罚敏感度创造一个较好的基础性条件。而精神文明建设涉及刑罚敏感度的主要为思想道德层面的建设,良好的社会风尚、和谐的道德氛围对于引导刑罚敏感度的实现奠定了心理基础。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对于引导刑罚敏感度都是非常必要的。二者比较起来,物质文明建设对刑罚敏感度的提升更为根本,而精神文明建设与刑罚敏感度的直接相关度更大些,需要我们进行有针对性的建设。此外,我们还应当关注前述影响刑罚敏感度的主观要素,对其中易于加以引导的部分,例如社会地位、利益、人性、荣誉感等因素结合文明建设加以重点的研究和引导。

   2.信息的传递和对典型案例的反复强化

   我们必须接受一点现实是,公众对刑事司法兴趣很高,但是认识水平却很低。而且在很多的问题上可能和现实恰恰相反,很多时候他们对暴力犯罪、死刑、重新犯罪的发展趋势认识都有不小的偏差。{22}10-14正因为如此,如前文中所介绍的犯罪和刑罚在社会中的真实状况和正确的理论定位状况我们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告知公众,使得他们能够对犯罪和刑罚有个正确的理解。我们传统上对这些层面上是很少提及的,如果算上犯罪黑数、破案率、执行率等数据,能够进入司法领域的犯罪人是极少的一部分,对这一部分人过于严苛是不必要的。这些体现出了正确信息的价值。如果公众能够更多地认识到这些问题,会形成更为全面客观的视角去理解犯罪和刑罚。这对于提升刑罚敏感度也是有利的。

   此外,国外的一些研究也表明,民意与法院的审判往往存在一定的反差,但是并不必要为这种反差而烦恼。为了实现民意和司法的良性互动、减少这种反差还需要双方在信息交换上进行积极的努力,一方面司法系统要倾听民意,另一方面司法也要为民众提供全面的信息,减少这种信息不对等造成的误解,并从理念上予以积极的引导。{25}在法院的判决中应当将限制死刑、轻刑化理念逐步贯彻进司法审判中,这样就可以将官方的态度体现其中,并逐步使得公众可以潜移默化地接受这些理念。

   在传播的方式上,应当积极运用传播媒体,对于一些典型的具有示范意义的案例进行反复的强化和宣传,特别是对于一些反映出了正确司法理念的典型案例,更应当是宣传的重点。正如贝卡里亚所言:“最容易和最持久地触动我们感觉的,与其说是一种强烈而暂时的运动,不如说是一些细小而反复的印象。”{12}53而且这些案例所起到的作用是更为具象化的,一般公众无暇去学习各种理论,但是他们对于社会上发生的各种案件却有着本能的好奇。而且我们对社会道德和法制理念的树立,很多时候也非常依赖于这种负面强化。一个典型案例的正确宣传所起到的作用也许要强于无数的说教。而且我们切不可忽视案例宣传所能起到的作用,一方面它能够在潜移默化当中宣传法律,另一方面它也能对于社会的正面道德和价值理念进行有力的强化。因为这一个个案件就是在告诉公众怎样做是对的,怎样做是错的。而众多的社会民众也是在一次次无意识地观看媒体提供的案件的过程中,逐步地将他们法制观念和道德理念树立和固化起来。因此,充分发挥传媒的作用,对于引导刑罚敏感度是一个关键性的手段。

在实践中,为了提升公众的刑罚敏感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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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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