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国际关系学的 “去历史化” 和 “再历史化”

——兼疑 “修昔底德陷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1 次 更新时间:2018-08-27 23: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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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晓  
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推出的代表性集体著述如《外交调查》(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国际社会的扩展》(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等代表作也都具有浓郁的历史意识.这一特点经由代际传承,其影响也在后代的英国学派学者的工作中得到了反映。

   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 in World History)就是这样一项颇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也是一部力作。该书副标题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再建构”其意不言自明,是试图探讨国际关系学理论和世界历史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互作用。他们之所以开展这项研究,是因为觉察到了存在他们称为“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的现象,即签订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通常被认为是欧洲国家体系的开端。这一现象严重地阻碍了国际关系学对超越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际关系形式的认知能力,它意味着不同于欧洲和西方的文化和历史视角基本上被排除在了国际关系学理论的建构之外。

   基于这一认识,该书在时间对象上自古至今向下延伸,在地域范围上视界远远超越欧洲区域,覆盖了全世界。《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是一部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的力作,也是重视历史对于国际关系学理论建设之意义的一个重要标志,其重要性可能还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宏观历史分析要求研究者具有宏大的视野和深厚的学养,这对研究者的学术素养提出了颇高的要求。

   同样出于对历史的重视,出于19世纪未受到国际关系学的足够重视这一认知,布赞和乔治·劳森撰述了《全球转型》(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该书副标题为“历史、现代性与国际关系的生成”,他们认为历史的动因对于当代世界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具有重大的作用。人类的事务是复杂而偶然(意外)的。历史的发展也常出现不可预测和随机的事件。当代的国际秩序是由19世纪发展而来的,其中工业化、理性国家和进步意识形态构成全球转型的三大动力,三种动力的互动生成了新的权力基础。于是,19世纪的现代性革命带来了巨大的力量差距、中心—边缘的国际秩序以及“有中心的全球体系”。

   工业革命、政治革命、外交革命以及现代性的成长使欧洲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转变,由此确立起了一套新的制度和规则。此后,随着欧洲国家的对外殖民扩张,这些制度和规则扩展到了世界各个地区,导致了全球性转型,在全球范围内确立了19—20世纪国际体系的关键要素,如工业化、主权、外交制度、国际法、跨国性行政组织等。

   那么19世纪的亚洲又如何?19世纪的东亚各国是在被动地打开国门后,接受了来自外部的有关主权体系的各种规则,成为一个全球化体系的组成部分。在欧洲列强的坚船利炮到来并“叩关”之前,亚洲存在着一个自主运作的体系。在绵延伸展的许多个世纪中,亚洲各政治实体间经由多年的互动,形成了自身的关系构造。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称呼,有的称其为“天朝礼治体系”,有的称之为“华夷秩序”,而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名称则是“朝贡体系”。根据笔者迄今为止的查考,这一名称来自西方,后来逐渐为人们所熟悉并使用。然而,“朝贡体系”这一术语很容易产生误导。它是单向度的,把东亚的传统秩序描述和理解为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秩序,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其原本丰富的内容和内涵,包括其内在的关系原理,故应该由更为准确的名称来取代。这一亚洲体系立基于自身的文化精神,有着与欧洲体系十分不同的运作原理,也在漫长的岁月中保持了基本和平的相互间关系,对此我们应进行更为深入的比较国际体系的研究。

   这也是在多年间被国际关系学所忽略了的历史,直到近些年这一状况才有改变。中外国际关系学界对此加大了重视,使其进入了国际关系学的主流,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1988年,美国学者莫顿·卡普兰(Morton Kaplan)为他自己30多年前出版的《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一书撰写中文版序言时,以这样一句话结尾:“我认为,这一学科将来最有前途的领域是比较历史研究。”《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是一部行为主义鼎盛时期的著作,是一项使国际关系学“科学化”的重要努力和代表性的作品。然而,它的作者在多年后却认为,国际关系学将来最有前途的领域是比较历史研究,这是颇为意味深长的,值得我们反复掂量。总体上看,比较历史研究有望为国际关系学提供新的进路,它展示了一种充满希望的前景。

   比较历史的国际关系学撰述,特点是长时段,常常纵横千年,眼观全球。史学大家汤因比就是如此。汤因比在其洋洋洒洒长达12卷的《历史研究》中,把一个由21种文明组成的综合体看作世界历史研究的基本概念。汤因比曾自述其历史观,称自己的主要论点之一是,历史研究可以令人理解的最小范围是一个社会整体,而不是像现代西方一个一个的民族国家,或希腊罗马世界的各个城邦那样的人为地加以割裂的片段。他的另一个主要论点是,一切所谓文明类型的社会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平行的和具有同时代性的。对汤因比而言,社会的成长乃是一系列成功的应战回应了挑战的结果。历史的动力正表现在挑战和应战的相互作用之中。在文明前进的任何一点上,都有可能发生衰落。当应战敌不过挑战时,衰落就接踵而至。衰落意味着创造力的消失,标志着分化过程和自决的终结。衰落的原因是精神的,不是物质的;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正在死亡的文明可能完全死掉,可能被另一活下来的社会所同化,也可能作为一个“母”社会而产生出一个继承的“子”社会。于是挑战和应战过程又重新开始。濒死的旧文明的摇篮将成为新社会的故乡。曾经是边疆的地区则又将变为中心,如此等等。

   汤因比既然把世界历史看成是挑战—应战和文明兴衰的过程,问题便成为一种文明能否成功地应对挑战。能够成功应对挑战的文明便生存发展,不能成功应对的便衰落甚至湮灭,新的文明也可能随之产生。汤因比在全书的结论中说:“那么多一度繁荣过的文明都已消逝不见了。它们所经过的‘死亡之门’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问题指引作者去研究各文明的衰落和解体;从而又指引他附带去研究文明的起源和生长。而这部‘历史研究’就是这样写成的。”

   以比较历史的视野写国际关系,其研究常常是粗线条的,勾勒出大的轮廓,宏观地把握大势,此外还要“粗中有细”,这对研究者的知识学养以及宏观把握能力是一大挑战,并非人人皆可为。但国际关系学不可轻忽历史,则是需要再三强调的。也就是说,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是难分难解的,然而在现代的学科分际和学科体制中,这两者毕竟又是二分的。这就时时提醒我们,要注意克服学科的分际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在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中必须重视历史,而决不可以轻视历史。对于作为社会科学一部分的国际关系学和作为人文科学一部分的历史学,应努力使二者产生互补的效应。

   历史学家重视用证据说话,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社会科学家则常试图寻找历史和现实背后的“规律”,甚至“定律”。“比起社会科学的专家来,历史学家对那些人们不会见到两次的事情更有兴趣:要么是一种独特的文明(或社会),要么是一段其进程具有唯一性的故事。”历史家的研究倾向使其比较谨慎,社会科学家的研究趣味则使其寻求具有普遍性论述的倾向,乃至使其比较大胆。这是各自的特点,很难说孰是孰非、孰优孰劣。

   有学者认为,历史学家倾向于运用复杂的无联系的分类学,常常没有统一的理论,因而难以在他们的分类基础上进行普遍化的论述。他们想把多个不同的因素和方面纳入某一个模型中,以至于使政治学家所熟知的统计分析方法(甚至包括因素分析)变得十分困难。政治学家更为复杂的统计分析若能与历史学家关于历史联系的强烈感觉相结合,有望产生出比政治学家或历史学家单独工作所能产生的更好的分类学和模型。

  

三  质疑“修昔底德陷阱”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对历史的误读或滥用。近些年来被人们津津乐道、传播甚广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trap)”便是一例,有必要加以仔细辨析。

   古希腊修昔底德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是一部公认的历史学杰作,撰述了那场战争的源起和过程等,后世的国际关系教学和研究常以其为讨论或追溯对象。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国际关系课程阅读书目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一部必读书,这很可理解。然而存在的一个问题在于,几乎所有的、持有各种不同理论观点或理论立场的人,都试图从这部书中寻找到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而且也都“找到”了自己所希望找到的“佐证”。有的在其中看到了权力,有的在其中看到了国内政治结构、国家性格、意识形态以及个人动机,有的则看到了激情、道义、正义、正当性、个人性格、言辞、准则、机制和机会的作用,因而他们都认为修昔底德支持了自己的立场。这就产生了问题:如果修昔底德是所有的这些,那么他不是什么?这一现象使得国际安全学者戴维·韦尔奇(David Welch)严肃发问:“为什么国际关系理论家们应停止阅读修昔底德?”韦尔奇如此发问,并非如这一发问的字面意义所示的那样,即国际关系理论家或研究者不应该再研读修昔底德,而指的是今天的人们不应滥用修昔底德及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不应扭曲他的所指而服务于引用者的需要,不应试图将他精微的著述化约为一系列简单化、庸俗化的表述。

   然而,对历史的误读还在继续。随着“修昔底德陷阱”一词的杜撰,出现了新的一波对修昔底德的误读和滥用。2016年夏秋之交,《参考消息》策划并发表了总题为“强国策·‘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系列文章,其“策划语”称:“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地区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之间的威胁与反威胁引发激烈冲突,多数时候将以战争告终。”这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滥用,表现为不是认真读史,而是以自己的想象和添油加醋、以讹传讹制造对修昔底德的滥用。究诸实际,修昔底德并没有如上这么“认为”过。

   那么对“修昔底德陷阱”一语本身又该如何看?实际上,作为一位曾任雅典将军的史家,修昔底德撰写厚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写的只是这场战争,只是雅典、斯巴达、科林斯、科西拉及其他希腊城邦国家之间所发生的事,它们的所言所行以及后来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详细过程。修昔底德并没有试图得出一个一般化的论述,就如上述引文所说的那样。他甚至都不愿意,因而也极少对所发生的事情做评论。修昔底德的撰述态度可以说十分严肃而又十分谨慎。

   2012年8月,美国学者、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修昔底德陷阱已在太平洋上生成》该文可能是“修昔底德陷阱”一语最初的正式出现。文章称,中国已崛起为一个大国,将在未来十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中国将要求修改由他人制定的规则,这并不使人奇怪。未来数十年全球秩序的定义性问题将是:中国和美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认识到诸多强大的结构性因素并非说领导人是历史铁律的囚徒,而是在于帮助我们理解挑战的巨大。

这一观点后来发展为如下论述,即纵观世界历史,守成一方与崛起一方对立的结构性现实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关系紧张。崛起一方认为,自己比以前强大了、富裕了,应当得到更多的尊重与关注,并且拥有与自身实力相称的影响力和发言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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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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