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轲:“新时代”的新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6 次 更新时间:2018-08-27 18:2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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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轲  
也是普世的。这些二元关系既创造了矛盾和斗争(强世功的关注点)中的和谐,又搭建起了更强的逻辑联系,这一联系暗示着对理论指导实践的严格纪律监督。

  

   八、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强教授在行文最后又回到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讨论。他再次强调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不可阻挡的进程,实际上这一进程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开始[72]。新时代的意识形态与之前时代有所不同,正如前文所讨论的那样,主要是因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在这里,强教授把中国化与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到习近平时代漫长行进的历史决定主义合并在了一起进行观察[73]。在最后,文章还思考了法律与政治之间的矛盾[74]。不同法学学派间有着更复杂的聚焦于各学派与保护中国共产党先锋地位合法性的关系和构建国家体系的对话,强教授可能把这些对话的历史看得简单化了。

  

   在把目光放在最主流的一支学派时,强教授可能没有给予另一些十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以足够的注意力,这些共产主义者把法律的机制理念看做是实现长期的列宁主义集体主义原则健全发展的一种方式。不论是聚焦于中国共产党基本路线通过在国家宪法中的表达加以应用,还是通过发展中国共产党对群众的核心责任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该文这一部分的论述都没有犯右的错误。构建没有党领导的、将法律与机制与政治剥离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列宁主义先锋政党角色的核心前提冲突的。这些问题需要更多探讨,强教授的进一步研究也广为人期待。

  

   强教授准确地注意到了法治与德治之间的关系[75]。他看到了中国法治发展有向“右的错误”发展的趋势。这是强教授在构建政治时代语境下考虑了这一话题之后所选择的主题。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在学习西方法治的过程中逐渐陷入西方法治概念的误区,自觉不自觉地将“法治”与“人治”对立起来。[76]

  

   强教授在思考这一主题时强调了法律、文化和其置身其中的历史语境之间的相互联系[77]。他担心法律被用作掏空列宁主义先锋政党政治工作核心责任的武器,即颠倒了法律与政治的地位。法律是政治路线的表达还是政治路线是法律的表达?强教授有力地论证了前者[78]。更具体地说,他担心邓小平的改革是不平衡的,即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和联系语境的逻辑失去了与政治的重要联系。“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建立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基础与党的领导国家上层建筑之间出现了一些不协调的地方。”[79]习近平思想的重大价值在于重新平衡、调整了中国政治经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建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上层建筑。”[80]在最后,我们看到了强教授最核心的思想,即“新时代”思想的必要性是在于调整,即中国共产党的运作体系从以经济为基础重新回归到以政治为基础。如果中国面临以政治还是以经济驱动列宁主义事业的选择的话,在十九大之后,强教授给出的答案是清晰的:政治。这一问题显然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国共产党在其中的领导地位为中心,反过来讲,这一政治事业也聚焦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性质,即“在理论和体制层面对国家的领导”[81]。

  

   不过目前尚不清楚的是,上述趋势是否必然让法治转向“右的错误”。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监督和法律之间的联系在新时代国家和党的机制建设中是有着核心地位的,否则,先锋队将无法履行其有效领导人民的列宁主义责任。同样不清楚的是,到底是法治还是监督才是可以剥离自或者构建中国共产党先锋责任周边因素。可能有人会说二者都是列宁主义的重要要素,也是马克思主义,甚至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核心要义。前者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通过构建基于行政体制和国家宪法的国家体系得以实践和应用。后者则通过纪律监察委员会依据纪检规定所执行的政治行为达到同样的目的。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这一问题——政治的实践——在左与右的错误方向上都产生了同样的趋势。强教授在指出“右倾”的错误的本质上做了优异的工作,此外他还指出了通过应用西方法治模式来向“自由民主理想”靠拢的趋势。对此我十分同意[82]。此处也有同样危险的左倾错误。政治沦为了不受限制的行政裁量权并且不仅管理着个人滥权的风险,更是面临着个人崇拜的挑战。左的错误也有着为列宁主义集体提供历史和民族基础的现实风险,这是用以考虑和评估意识形态义务的政治判断的。如果说右的错误导致了倒向向西方政治的倾向的话,那么左的错误也就直接导向四人帮。

  

   不论是左的还是右的错误,对于中国的列宁主义来说都是不能容忍的。这与毛泽东和邓小平提出的根本指导思想似乎并无二致。不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政治都不能被视为脱离实践,随意浮动的概念。不过这本身只有通过行动才能成为可能——且这里的行动只有当中国共产党坚持其自己的反身政治才是权威的——通过党的规章和监督问责方式等。“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83]等论述承认了国家组织的核心前提。这并不是针对政治实践说的,也不是针对权力的行使所说。强教授认识到了新时代的政治呼唤的不只是对显然现实的陈述。

  

   每一种政治体制都需要一套相适应的核心价值的支撑,由此形成政治与文化相互支撑的政教体系。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由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所支撑的自由民主体制,它构成了西方文明的核心。支撑新党政体制的核心价值必然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84]

  

   新时代需要价值观。这把我们带回了新时代的历史定位上去,这一定位是通过在价值观的影响下的新时代实践,以及作为新时代与之后时代的演进标志的相互依赖实现的。“如果缺乏核心价值观念的凝聚,多元价值不仅可能导致政治的迷失,而且会带来价值观念和社会利益的冲突。”[85]。说到民族复兴,强教授指出,“。。。而这次伟大复兴必然意味着中华文明要扩展、辐射到世界上更大的范围。这无疑构成了中国人民在习近平时代最伟大的历史使命。”[86]。

  

   九、结论——对新时代做新解读的必要性

  

   仔细研读强教授这一杰出文章后就会发现,本文开始时提到的郭丹青教授的批评可能并不是完全准确的。强教授在构建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体系时提出了大胆的有关政治集中的论断。他甚至更大胆地指出这种政治只能通过中国共产党在核心与集体的复杂二元关系间的行动来变得可见而合法。不过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强教授在文中描绘的体系,也就是新时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架构,从核心上来讲既不是一个无所限制的随意独断的权威,也不是在集体的理念下领导中国的毫无限制的权威。不过,强教授重申了中国政治运作的复杂特质,并且是内嵌于互相渗透的,定义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特点的动态二元关系中的。不过此处有很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在一篇四十页的文章中期待全面的分析论证显然是不太现实的。强教授为我们指出了中国新时代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其面临的挑战。这可能需要中国最终面对普世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尚未解决的矛盾,以及找到政治通过制度的笼子运作的方式。这两个问题的钥匙在中国共产党手中,不过中国共产党(包括核心和集体)反过来也受其限制。对于西方来说,挑战在于其在中国看到了复杂的政治发展,这一发展还不仅仅是自由裁量权与豁免的不可预测的实践加总。

  

   强教授的基本判断是强大而又准确的。在习近平作为核心,中国共产党作为集体的体系下,中国正走进新时代。这一时代一度十分关注内部,不过同时也指向中国力量在海外雄心勃勃的扩展。这一力量不仅仅是经济力量,也是在政治、社会、理论上的领军力量。这是十分历史性和概念性的,不过同时也是基于实践和斗争中的。西方理论与中国理论有所区别并且对中国也有所吸引力,这有时是很敏感的,不过西方理论和实践很多时候也作为“他者”而被精炼化了。许多西方学者在中国学习时竟发现西方的理论有时还是无用的。这在美国的语境中尤其重要,因为美国的历史决定论可能对没有做过仔细研究的中国学者来说是出乎意料的。尽管中国和西方文化中团结的景象可能削减这些思想的价值,不过(二者间的)差别是真实的,并且可能还是有用的。

  

   强教授文章中最具价值的一部分在于他给读者提出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未来发展。他所指出的矛盾的结果,不论是历史的还是超乎历史的,都有待梳理。同样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列宁主义作为一种执行体系也是有待研究的。不过正如强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这需要中国共产党自身致力于适应其所在历史时期的强劲发展。同样,无数的和偶尔直接的与中国学者思潮的交锋本身也是值得写一篇文章的。强教授对于这些思潮有着鲜明的观点,这些观点都值得深入研究,特别是他有关左的错误和右的错误的分类。在这一语境下,把毛泽东思想重新放于焦点之下,并且重新考虑其与邓小平理论之间的关系需要谨慎的思考。这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前者可能愈发被看做是“左”的思想框架而后者则被看做是“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的逻辑论证将可能定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得以实践的核心框架,这不仅在过去时代如此,而且在即将到来的新时代也是如此。要想理解当前的“新时代”思想,正如强教授所言,是对理解毛泽东和邓小平所处的历史时代的理论和实践(既包括成功的,也包括失败的)来说极其重要的。

  

   这为读者留下了什么呢?强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复杂、微妙而又平衡的分析,有力地凝练在在短短数十页中。强教授的分析之所以绝妙是因为他从正确的角度切入观察了中国发展的动力。这一篇短文并不能评判强教授对当前中国思潮的分析,不过就该文其分析本身就值得一读。当然,仍有许多研究工作有待我们去做。不过强教授的这篇文章已经极大地推动了这一进程,为我们理解新时代的中国提供了重要的补充。因此,强世功教授的文章对于任何想要了解新时代的中国的人来说都是不可不读的。

  

   注释:

   [1]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W.Richard and Mary Eshelman学者,法学院教授、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2]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国际事务硕士生。

   [3] 我们为讨论这些话题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参见The Vanguard Acts: A Focus on China at the Dawn of its “New Era”, Coalition for Peace and Ethics, https://www.thecpe.org/?page_id=798 ,访问于2018年7月8日。

[4] Kimmy Chung, "How has China’s Communist Party kept power? 100 Hong Kong political bigwigs get rare lecture from senior theorist: Qu Qingshan, deputy head of the party’s history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institute, delivers 2½-hour talk to local NPC delegate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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