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仕凯:从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到政治社会理论:再论现代国家的政治基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1 次 更新时间:2018-08-22 13: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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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仕凯  
社会相对于国家来说具有价值上的优先性,国家不过是在特定范围内服务于社会的工具,它只能被限制适当的范围内,国家的扩张必将是有害的,主张借用国家力量对社会进行建构则是更为危险的。

  

   同社会中心主义路径针锋相对,黑格尔开创的国家中心主义路径的核心思想在于国家优于社会,因此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主张国家决定社会。黑格尔承认,社会是国家之外的独立领域,就其本质而言,社会是个人私利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产物,同他人的相互依赖是达成个人私利的条件。他指出:“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⑩]然而,作为一种需求体系的社会是脆弱的,有着内在的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冲突。“现代市民社会是一个私人利益与私人利益相对抗的无休止的战场。它是一种盲目的、专断的、准自发的方式呈现和发展的。”[11]社会的缺陷需要一种公共权威进行补救,这就是要将各种特殊利益融进一个代表着普遍利益的共同体之中,这种代表普遍利益的公共权威就是国家。在黑格尔看来,国家是“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作为显示出来的、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12]由此可见,国家代表着人类社会生活在整体上的新阶段,或者说最高阶段。

  

   对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判断是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底色,社会中心主义路径和国家中心主义路径诚然在此问题上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思想主张,但是并不妨碍它们共享着同样的逻辑起点,即国家与社会是两个不同的领域。这种逻辑起点实际上就构成了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基本理论假设,具体言之,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呈现出二元分立的格局。

  

   从这个理论预设出发,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形成了很多重要观点,归结起来看,大致有以下基本内容:首先,国家是有限度的,它不可能容纳人类社会的全部,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集中体现在国家之外还存在社会,正是社会的存在构成了限制国家的力量。其次,国家与社会在价值追求上各有优先考虑,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将秩序作为首要目标,而社会的性质则决定了它将自主空间作为首要目标,不同的价值追求意味着国家与社会不可避免的存在冲突。再次,国家为了维持秩序而不得不对社会进行渗透和控制,而社会为了捍卫自主空间就会对国家行为进行抵制和反抗,因此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分立格局不是一个静态的模型,而是一个充满了对抗色彩的动态过程。最后,虽然国家与社会各有其边界,但是这种边界往往被对方打破,它们都在影响和塑造对方,可以说国家与社会是相互影响、彼此塑造的。

  

   尽管国家——社会分析框架长期以来主导了政治学的研究议程,但是这个分析框架只是对国家与社会之间复杂关系的简约处理,它既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也不能完整呈现现代国家建设进程的历史经验。国家——社会分析框架有着不可忽视的缺陷,它遮蔽了现代国家建设历史经验的关键部分,也忽略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复杂性。集中而论,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缺陷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现代国家建设历史进程形成的结构性成果缺乏解释,另一个方面则是对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认识不足。

  

   现代国家建设作为一种历史进程,当然需要从动态的角度进行解释,集中来看就是国家不断地渗透社会、控制社会,持续地从社会汲取资源,从而达到巩固自身的目的,因此行政、财政、军事官僚组织的建立和扩张一直被视为分析现代国家建设的主线。然而,必须看到的是在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也在持续不断抵制和反抗现代国家的扩张,现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过程或者说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过程一定会形成沉淀物,民族主义观念、公民身份、政党等就是这种沉淀物的具体体现。这种沉淀物就是现代国家建设形成的静态结构或者说结构性成果,它包含着现代国家渗透和控制社会的意图,现代国家恰是依靠它才得以在社会之中扎下根基。然而,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对这种沉淀物的性质以及具体形态则语焉不详、解释不足。[13]

  

   由于现代国家建设形成了一种结构性成果,并且这种结构性成果体现了现代国家渗透和控制社会的意图,从而构成了支撑现代国家的独特基础,那么国家与社会之间就不可能是简单的冲突和对抗关系了。其实,现代国家建设所带来的结构性成果是国家与社会结合在一起的产物,这就意味着现代国家为了能够建立在社会基础之上,它必须按照国家意图对社会进行改造、利用,从而使社会中的某一部分被塑造成适合现代国家需要的状态。[14]可以说,这些结构性成果将相对分离的国家与社会重新连接在了一起,而且由于这些结构性成果的出现,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支持关系,集中而论,社会借助这些结构性成果来影响国家,促使国家积极回应社会的诉求,同时国家借助这些结构性成果也在社会之中建构了自己的支持基础。

  

   三、政治社会与现代国家

  

   伴随现代国家建设而来的沉淀物是支撑现代国家的结构性成果,这是现代国家建设历史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对此结构性成果予以界定。笔者将这种沉淀物称为政治社会,进而认为政治社会是支撑现代国家的根基,也就是现代国家的独特政治基础。政治社会是现代国家为了渗透和控制社会而对社会进行改造和利用的结果,因此在性质上它是现代国家的延伸,或者说是现代国家扎入社会土壤的根系。同时,政治社会是现代国家对社会进行塑造而形成的,社会构成了政治社会的原材料,没有这些原材料,现代国家的意图也就无法添加,因此政治社会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只不过是社会中被塑造成为满足现代国家的需要,从而构成现代国家的独特政治基础的那一部分。

  

   政治社会的存在是同现代国家的直接统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直接统治是现代国家的核心特征,它意味着现代国家不需要借助任何中间势力,而是依靠中央集权的政权组织体系,进而将统治直接建立在民众同意或者默认的基础之上。蒂利对直接统治有过细致的刻画,他写道:“国家警察深入到地方社区。政治警察和刑事警察在准备卷宗、监听哨、例行报告和对任何个人、组织或者可能影响‘公共秩序’的事件定期调查方面通力合作……欧洲国家开始以同样的方式监视企业的冲突和工作条件,建立和规范国家教育体制,组织对穷人和残疾人的帮助,建立和维护通讯线路,为了国内企业的利益征收关税,以及成千上万的欧洲人现在视为理所当然的国家权力的特征的其他活动。”[15]

  

   当现代国家将其统治直接抵达社会每一个角落时,必然会遭到来自社会的抵制和反抗,这个互动过程是我们早已熟悉的现代国家建设进程。然而,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在遭遇到社会反抗的情况下,庞大的现代国家何以站稳脚跟、巩固下来、发展壮大?如果不是现代国家在同社会的持续并且复杂的互动过程中,根据直接统治的需要对社会资源进行了改造性利用,那么现代国家就不可能走向稳定和成熟。进而言之,现代国家对社会资源进行改造性利用的产物就是一系列逐渐沉淀下来的结构,正是这些沉淀下来的结构在社会之中充当了现代国家的支持基础。由于这些沉淀下来的结构将国家与社会连接在了一起,处在国家与社会的交界地带,所以笔者使用政治社会这一概念来概括它,因为政治社会既能够体现国家的意图,又能够体现了社会的属性。

  

   学术界对于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存在的缺陷早有不满,很多有着重要影响的文献都试图对此分析框架进行修正,从而形成了同本文所要论述的政治社会理论相近的理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米格代尔的“社会中的国家”、查特吉的“政治社会”,是同笔者所提出的政治社会理论比较相似但又不同的理论观点。为了避免在理论上造成混淆,笔者在论述政治社会理论之前,十分有必要对已经在学术界产生了影响,同时容易和政治社会理论相混淆的理论观点进行辨析。

  

   哈贝马斯认为社会大致可以区分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是由汇聚成公众的私人构成的,本质上还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公共领域最初只是文学公共领域,它是受教育的资产阶级进行公共讨论的空间,而后在文学公共领域中产生了政治公共领域,因为一旦公共讨论涉及到国家事务,就不可避免地同国家权力展开了争论,公共领域就具备了政治功能,即“以公共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加以调节”。[16]公共领域不同于政治社会,因为公共领域是挑战现代国家的力量,但是公共领域瓦解之后的产物则是政治社会的组成部分。

  

   哈贝马斯认为从19世纪末开始私人利益冲突纷纷转向政治层面,干预主义由此产生。国家干预社会领域,公共权限也向私人组织转移,公共权威覆盖在私人领域之上,与此同时,国家权力也被社会权力所取代,于是形成了“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局面。[17]这种局面破坏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离,进而瓦解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础。公共领域瓦解的结果是一系列新机制的出现,“一方面是社团组织,其中,有组织的私人利益寻求直接的政治表现形式;另一方面是政党,政党曾是公共领域的工具,如今却建筑在公共领域之上,与公共权力机关紧密相连。”[18]作为公共领域替代者的社团组织和政党,确实是政治社会的组成部分,但是政治社会却非在19世纪末出现。政治社会伴随现代国家建设而出现,跟随现代国家的发展而发展,哈贝马斯的理论观点其实说明了政治社会在19世纪末获得了重大的发展。

  

   米格代尔将国家看成一个权力的场域,它受到两个方面的塑造,一个方面是民众对于组织的观念,另一个方面是国家各个组成部分的实践。从民众的组织观念来看,尽管国家复杂且懒散,总是不能协调运转,但是“国家的这种观念仍然诱使人们去感知其各个机构之间的高度整合以及彼此间行为的高度一致性”。[19]从国家机构的具体实践来看,“国家机构往往尾大不掉,还与各种与其价值不同的社会群体接触并冲突,国家官员往往受改变国家规则以强化个人或其效忠的群体的权力或者谋求私利的诱惑,都使得国家的实践呈现碎片化的特征。”[20]不言而喻,在米格代尔看来,完整统一的国家最多只存在于观念之中,而实践中的国家则是被社会力量渗透、分割的,国家始终被社会力量缠绕,从未独立于社会之上,所以社会是强大的,而国家则是脆弱的。

  

   如果说国家是脆弱的,那么它又如何能够在社会之中建构自身的支持基础呢?也就是说,米格代尔的“社会中的国家”从根本上否定了政治社会存在的可能性。然而,“社会中的国家”在逻辑和经验上都存在重大的局限。就逻辑而言,社会力量对国家能够产生重要的影响,并不能导致国家脆弱的结论。因为现代国家就是应该与社会互动、回应社会需求的,而且国家也正在同社会的持续互动中获得发展的,所以是否受到社会力量的塑造并不是国家强弱的标准。就经验而论,米格代尔诉诸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远非成熟的现代国家,其中很多国家还经历了崩溃,米格代尔做出“社会中的国家”判断的经验,从反面证明政治社会的极端重要性。总体来看,米格代尔的理论观点同政治社会理论是相呼应的,如果说国家陷入了社会力量的泥潭之中,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还没有在社会中建构起政治社会,缺乏政治社会作为根基的国家不可能是巩固、成熟的现代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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