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程: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受挫与中国的战略机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4 次 更新时间:2018-08-20 21: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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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程  

   摘  要: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受挫主要体现在如下可能的变化趋势上:美国对外政策由“全球扩张主义”向“孤立主义”回调;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面临“可逆性”考验;美国基于全球制度网络和多边组织维持霸权的路径遭遇挑战;传统大国地缘政治范式复苏冲击美国主导的单边国际秩序和规范。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收缩倾向也将遭遇建制派的顽强阻击,双方因美国往何处去的道路取向斗争进入胶着状态,这将令美国对外政策进一步相互掣肘,缺乏共识与连贯性。上述可能的变局,使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和文明多元化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得到提升,参与全球和地区治理、发挥大国作用的合法性与作为机会增加,基于实力获得地区主导权的可能性上升。中国应充分利用西方国家内部矛盾,为自己创造战略机遇,缓解崛起中的外部困境,实现民族复兴。

  

   2016 年至今,所谓“黑天鹅事件”接二连三出现。最令人关注的是,被西方主流媒体视为代表“民粹”的“极右翼”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胜选,以及英国通过公投决定脱离欧盟。2017 年,在荷兰首相选举中,被西方主流视为“极端右翼”的“自由党”作为“黑马”对执政党连任产生了很大冲击。在随后的法国大选中,被西方主流舆论称为“极端民族主义”政党的“国民阵线”党党魁玛丽娜·勒庞支持率名列前茅;意大利大选中,同样被西方主流看作“极右翼民粹主义”的“五星运动党”成为耀眼的竞争者。这些政治力量几乎都主张国内进行脱欧公投。尽管在主流西方语境中的“极端保守”力量未必能在短期内上台执政,但他们的声音和政策主张在近年的兴起代表着某种思潮的变化,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迎合了西方社会一部分民众的诉求。一时间,世界似乎出现各种超出主流知识谱系之外的“乱象”。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体现的理念和对未来世界秩序带来的影响。我们首先应理解这一变化趋势背后的深层逻辑,对中国崛起所处的现实世界的发展规律有清晰预判,进而更多地发现中国在世界大环境中具有怎样的战略机遇,以及思考中国如何抓住这些机遇,从而在参与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  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内外受挫

  

   特朗普就职和英国公投脱欧之后,关于“逆全球化”的讨论很多。无论是“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的表述,都意味着某种稳定的长期趋势。如今特朗普所代表的部分保守派精英及美国民众与自由主义建制派精英的斗争是美国去往何处的道路取向之争,他们对于世界秩序和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存在很大分歧。而欧洲建制派也在全力阻击所谓“极右翼”政权,双方处于互有攻守的胶着状态。因此,“逆全球化”趋势是否能够形成,目前难以明确判断,本文更倾向用“全球化进程受挫”的表述。尽管作为一种长期稳定的向前发展或向后逆转趋势当前并不明朗,但全球主义受挫确实体现了全球化趋势被阻碍的一种现实困境。当前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受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美国对外政策由“全球扩张主义”向“孤立主义”回调

   特朗普在其饱受争议的就职演讲中,在国际问题部分明确表达了如下意见:“美国保护了其它国家,却没有保护好自己;我们日后会把本国利益放在首位,保护我国边界免受他国破坏,确保贸易、税收、移民和对外政策的每一个决策都立足于促进美国人的福利;从今天起,这里只有美国优先,美国优先,美国优先!”以及,“美国希望能够成为其它国家的榜样,但不会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任何国家”,并提出了“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口号。特朗普的就职演讲充斥着对外“孤立主义”色彩,可以简单概括为,特朗普的美国只想当最强大、占尽别国最大便宜的超级大国,而不是扮演“自由世界”的“领导者”、世界警察和美国理想主义精英们自诩的人类“灯塔”角色。特朗普是否能冲破国内外重重阻碍实践这些理念和主张还有待考证,但这确实代表了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变化方向。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政府淡出叙利亚,宣布不再在叙利亚支持反对派武装,在北约不愿承担更多安全保护责任,在处理朝鲜问题上不拒绝开启对话空间,缩减在全球推行“颜色革命”的经费,这些都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外“孤立主义”倾向。

   “全球扩张主义”与“孤立主义”是美国几百年来外交政策钟摆的两面传统,两种声音和主张长期并存。“孤立主义”外交原则主张各国基于自身利益“自扫门前雪”,而“全球扩张主义”外交理念则表现为将美国价值推向世界的冲动,强调世界领导作用。“孤立主义”力图逃避参与国际事务或担任领导责任,确保美国不要被“世界化”,而“全球扩张主义”则要确保美国不受约束地领导世界,目的是使世界“美国化”,让整个世界合乎美国人的原则和理想。

   无论是孤立主义还是全球扩张主义,都是基于相对实力判断、符合经济理性的外交策略选择,其背后的驱动力是利益诉求。这一诉求正是美国对外政策和大战略制定或调整的主要根源。通常当美国国内对其自身实力的认知处于悲观状态时,尽量少承担国际义务和发挥国际角色的“孤立主义”情绪就会占上风,而当人们对国家实力比较有信心的时候,扩张主义就占据优势,特别是当美国精英阶层认为其国家实力达到可以充当世界“救世主”的角色时,他们便会积极地把美国人认为具有普世意义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向外推广。从社会结构看,精英阶层倾向扩张主义的居多,而普通民众孤立主义倾向更强。现在,美国国家实力步入下降阶段,无论外部世界或其国内社会,均感受到美国相对国力和全球控制力的下滑趋势。美国是一个在对外行为中寻求合法性基础的国家,当对道德合法性地位的谋求必须付出过度消耗其国力的投入时,美国对外战略决策就会陷入如下困境:一边是就其国力而言越来越难以承受的扩张负担,另一边则是社会层面对短期、现实利益的追求。美国国内政治由此开始出现明显分化——一边是坚持继续通过“巧实力”进行全球干涉、推广美国式价值观和民主制度的建制派,另一边是认为美国应休养生息,管好国内事务,少参与国际纷争的保守派。本世纪以来,“扩张主义”力量不断壮大,形成主流之势。而近年来,随着美国相对实力的衰落,“孤立主义”声音逐渐增强。他们之间对于美国未来“发展道路”的理念分歧严重干扰了美国对外决策的一致性。这种困境进一步蚕食着美国国内越来越难以达成的价值和利益认同,对其对外战略形成明显的掣肘。

   以上正是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理念向“孤立主义”收缩的现实基础。在实力相对走向衰落的时代,美国国内集团在实现外交目标所需承担的代价问题上无法取得共识,这迫使特朗普所代表的保守力量调整和修复美国过度扩张的负担。特朗普的对外政策倾向正体现了美国由“全球扩张主义”向“孤立主义”传统收缩的趋势。近年来,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状态下,美国社会孤立主义情绪在加强,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不希望政府对外过多投入资源,包括反对政府对盟友承担更多国际义务。最新的皮尤民调显示,57%接受调查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专注于自己内部事务,只有 37%的受调者表示,美国应该帮助其它国家解决他们的问题,49%的美国人对美国参与世界经济持负面态度,因为会导致工资和就业机会下降。这是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对外主张受到不少选民认可的社会基础。

   (二)  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面临“可逆性”的考验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被视为世界发展的两大潮流。自全球化概念产生以来,尽管在学术讨论中,关于全球化是否可逆的争论一直存在,但冷战后的历史经验让世界一度普遍认为全球化趋势不会逆转。然而,这一信条正在遭遇现实的挑战。一是作为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领域的“领导者”,美国正在失去领导的意愿;二是作为地区一体化的典范,欧盟如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奥巴马政府时期,在全球治理领域美国的态度已更多呈现“口惠而实不至”的特点,如今特朗普政府对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消极态度更加明显,其看待全球治理的态度中体现出某种反全球化的端倪。相对于国际政治格局中的权力分配,全球治理特别是经济治理领域则更多体现为国家间的责任分配与全球公共产品的成本分担。目前来看,特朗普政府尽管要求其盟国更多缴纳“保护费”,但并未弱化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因为这涉及到美国作为世界霸主的权力。但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在试图把权力和责任分离,对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的领导责任,比如对金融体系稳定、贸易自由化和气候问题,明显无意愿承担领导者角色。特朗普政府无视其西方盟友的指责,退出旨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巴黎协议》,是明显的信号之一。

   美国之所以逐渐丧失领导全球化和主导全球治理进程的意愿,主要原因是全球化进程导致美国在国际社会维持领导者的治理成本不断上升。全球化固然蕴藏丰富的经济和文化收益,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国家政府无法掌控的力量,由此引发了层出不穷的全球问题,放大并激化了各种矛盾。如何解决那些影响人类发展甚至生存的重大矛盾,也成为世界考验美国作为全球霸主称职与否的重要标准。从某种意义上讲,世界对美国的需求定位已经从昔日的“自由世界领袖”转变为当今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如今全球问题的热点议题包括:恐怖主义对人类安全的威胁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核材料的失控问题,与地区冲突相关的安全问题,难民泛滥问题,由金融体系不稳定造成的系统性风险问题,全球贸易失衡问题,气候变化及环境恶化问题,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蔓延问题,有组织的国际犯罪问题,人权问题,网络安全问题、信息技术问题等等。

   不断涌现的全球问题,使各国对全球公共产品的需求大幅上升。在人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期望变得更为迫切的全球化时代,美国如果力求在价值层面维持其世界领袖的合法性地位,就必须证明自己有足够的意愿和能力领导这个由交互式通讯所造就的不同宗教、文化、政治经验和经济发展水平共存的世界。而为证明这一点,美国需要为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而承担更高昂的成本。由自由主义理念引导的“全球扩张主义”使美国深陷于如下全球性“道义”责任的泥淖中:人道主义干预、通过全球化扩展美国式的“市场民主”、隔离并打击美国定义的“无赖国家”、领导永无休止且愈演愈烈的反恐战争,以及对威胁和拥有各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潜在不友好力量的干涉。以上领域均如同无底洞一般消耗着美国的财力和精力,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难现成效。在自身相对实力下滑的过程中,美国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随之下降。在这些亟待解决的全球性困境面前,它显得疲于奔命、力不从心。这种状况进一步削弱了美国领导全球事务的合法性和美国扮演全球化与全球治理领导者角色的动力。

与美国主导权衰落引发的全球治理危机一同陷入困境的还有地区一体化的受挫,首先体现在欧盟内部的危机上。欧洲原本是为了政治上抱团取暖、经济上共同繁荣和价值观的趋同走到一起的,以实现自身作为世界格局独立一极的作用。然而,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景气,金融危机后欧洲多数国家经济发展一蹶不振,欧盟内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畸形消费模式问题、难民流动性问题等,导致欧盟内部利益分歧越来越大。而欧盟集体决策的体制,重大问题需要一致同意,不但导致了运转效率的低下,而且各国利益的相互捆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使得成员国不得不共担经济、政治、安全领域的风险和危机。不愿意为国际影响力继续贴现欧盟的英国率先公投脱欧,为欧盟的未来投下了阴影。从英国公投脱欧、希腊债务危机、东欧国家抵制欧盟的难民政策,到如今法国、意大利、荷兰、东欧等右翼保守政治力量话语权的提升,质疑欧盟存在合理性和必要性的人越来越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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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观察》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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