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之光:阿拉伯视角下的“长六十年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8 次 更新时间:2018-08-11 14: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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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之光  

冷战缓和与全球“反叛”

  

   1967年6月9日,就在“六日战争”爆发4天之后,约旦和以色列都接受了联合国的紧急停火协议。此时,以色列已经占领了约旦河西岸的全部地区,并开始发起对叙利亚边境格兰高地的进攻。6月10日一早,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给美国总统约翰逊发去一封电报。电文中表示,“过去几天事态的发展迫使我与您取得联系”。如果中东的“军事行动不在几个小时之内结束”,那么苏联便会“单方面采取行动”。而这会直接导致“我们之间的冲突”。柯西金还暗示,美苏之间的冲突对“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力量来说将会是一件大好事”。约翰逊回复表示,当天早上已经收到以色列方面同意停火的消息,并希望苏联也能够与叙利亚政府进行沟通,促成停火。美国东部时间6月10日上午11点31分,柯西金发送了最后一条“热线”信息。提出双方应当继续保持联系,讨论停火之后撤军问题。11点58分,约翰逊回复,希望双方未来的磋商能够关注“推动世界范围内的持续和平”(the achievement of lasting peace throughout the world)。

   在今天的冷战史叙事里,约翰逊及其内阁在“六日战争”前后展开的美苏外交沟通逐渐获得冷战外交史研究者的注意。一些讨论者提出,从1963年至1968年间,约翰逊内阁围绕着越南问题、六日战争以及核军控三个问题与苏联进行的沟通,基本上构成了后来冷战“缓和”时期国际秩序机制的框架。并为后来的尼克松、基辛格政府积极推动美苏合作,促进冷战“缓和”的形成打下了重要基础。这些讨论帮助我们认识了冷战“缓和”的基本特性。作为冷战历史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的“缓和”体现了一种通过大国协调来管理世界事务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使得这些“大战略”成为可能的则是一系列杰出战略家的精巧设计与运作。作为外交与政治史的英雄,这一系列杰出的个体超越了时间与空间,成为了历史叙事的主体。

   然而,冷战时期国际秩序的构成是否是“治理”的结果?约翰逊与柯西金就“六日战争”进行的沟通无疑可以被视为一次全球性的行动,它表现了冷战“缓和”这一宏大秩序叙事背后传达的“全球治理”秩序观的基本理性。这种叙事默认在全球秩序形成过程中,大国/霸权所扮演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而大国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则是通向全球有序理想的唯一途径。所有对这种治序的反动则被视为是需要被规训的“反叛”(insurgency)。大国/霸权平复或是消解这类“反叛”的能力则成为国家理性最有力的注脚。然而,如果我们返回到1967年战争的现场,审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针对这一事件进行的“治理”活动,便很容易能发现这一叙事背后的漏洞。实际上,对美苏两国来说,这场战争完全出乎意料。法瓦兹·吉尔格斯(Fawaz Gerges)的研究甚至更加直白地表明,两个超级大国毫无影响1967年阿以战争的能力。如果单纯从治理与被治理的关系去理解“超级大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简单地以强权逻辑来理解国际关系的发展,仅关注具有政治、经济及军事“影响力”的“大国”,而忽视“小国”特别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与政治主体性,那么我们便无法真正理解现代世界秩序构成历史以及国际关系发展动态中的复杂性。

   反叛的另一种形式来自国家内部。在“全球六十年代”问题意识框架内,诸如美国反越战示威、黑人民权运动、以及包括“五月风暴”在内的一系列欧洲学生运动等都受到极大关注。对这类事件的分析通常被放在“全球六十年代”的脉络里。这一研究兴趣起始于对1968年前后席卷欧洲的学生运动及其历史影响的关心。这类研究从欧洲中心的角度出发,将欧洲各国的学生运动视为“社会组织与政治行动的新形式”,并采用激进甚至暴力的方式对抗各类“权威”。通过这个脉络展现出来的1968年具有几个关键的特点。一方面,它被视为一场超越国家、超越意识形态阵营的“全球”性运动。另一方面,其政治结果却被局限在西方民主政治叙事内部,成为“社会的觉醒”(awakening of society)与“国家的危机”(crisis of the state)的标志。也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下,欧洲1968年学生运动所代表的左翼社会主义政治诉求的失败,开启了“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的复兴。而美国反越战及黑人民权运动则成为以个人解放和身份政治为中心的平权运动(affirmative action)的开始。在这个脉络里,1968年被作为一场“震撼了世界”的左翼“人本主义”(humanism)运动融入了西方主流的历史与政治叙事中。

   支撑这一理论立场的是对“全球六十年代”的历史叙事。1968年作为这一叙事的原点,被视为一个“奇迹年”(annus mirabilis)。对其全球性的记忆围绕着学生运动、知识分子的毛主义(Maoism)热情、包括毒品与摇滚乐在内的反文化涌现、性解放、以及国家暴力等关键词展开。这一系列行动被冠以“激进主义”(activism)的名头,至今影响着人们对于社会抗争与反抗运动的想象。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对这场“全球”性运动的历史分析,其原点与思想及社会动力却都来自“巴黎-伯克利轴心”(Paris-Berkeley axis)。这就将对1968年的分析限制在了一个经典的西方左翼知识精英叙事的体系内。在这个“漫长的六十年代”中,似乎所有第三世界的政治变迁都因为1968年欧洲学生运动的出现,由于福柯、萨特、阿多诺、列斐伏尔等西方左翼知识精英的言说而“获得”了被历史叙述的权利。不可否认,物质层面的现代化与技术的发展使得作为“学生激进运动”1968年记忆获得了普遍性。这一点实际上在一份提交给罗斯托的中央情报局战略报告中也得到了确证。这份提交于1968年9月的报告认为,“青年持不同政见者……是一种全球现象”,其产生源自于“通讯技术、交通的革命,以及全球性的社会进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震撼世界”的1968“奇迹年”,其普遍性实际上是一个倒叙的结果。1968年学生激进主义运动的产生与传播依托于全球化这一毋庸置疑的物质性剧变。左右这一物质剧变的所有关键性事件都发生在欧洲/西方历史内部。因此,虽然与1968年相关的绝大多数历史事件都集中在西方内部,学生“激进运动”及其所隐喻的个性解放与反抗权威的理想,则取代了20世纪上半叶的共产主义运动,成为了全球化时代“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概念的所指。就在2018年五月份的一篇纪念文章中,苏哈拉·哈萨里辛格(Sudhir Hazareesingh)开宗明义地指出了1968年历史叙事的西方中心性质。他强调,1968年在“西方想象中占据了特殊的位置”。

   福柯也曾经对这种欧洲中心的历史叙事做出了这样的批判,他强调,“与其说是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不如说是1968年3月发生在第三世界的诸多事件改变了我”。他进一步回忆了他在突尼斯期间目睹学生运动与哈比比·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政府之间严酷的冲突。这一经历令福柯意识到,在这种无私且纯粹的“牺牲”面前,一切理论都是次要的问题。福柯对第三世界的“发现”无疑极大地丰富了其理论的内涵,并使得他不得不严肃地开始思考“实践”(praxis)与哲学理论思辨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这种毛泽东式的理论问题在第三世界斗争实践中的意义。

  

从阿拉伯世界“反帝”斗争理解六十年代

  

   发生在广大第三世界内的政治实践及其历史本身,可能并不需要通过西方知识精英的“发现”来获得其历史与政治主体性。将视野扩展到更广阔的历史时段与地理空间,我们便能发现,令福柯感到无比震惊的突尼斯学生游行更应当被放在一个第三世界漫长的反帝反殖民斗争脉络中去理解。 1968年3月,突尼斯爆发了一场反政府游行。游行的起源则来自于1967年。1967年6月5日,就在阿以六日战争刚刚爆发的当天,《突尼斯视角》(Perspectives tunisiennes)的领导人之一穆罕穆德·本·热奈特(Muhammad bin Jannat)组织了一场反对英美对以色列支持的游行,并遭逮捕。很快,本·热奈特被判处长达20年的刑期。该判决立刻触发了突尼斯国内的抗议活动。到了1968年3月15日,一场更大规模的学生罢课活动在突尼斯境内展开。抗议主要针对布尔吉巴政府治下日益增多的学生犯问题,并要求释放包括本·热奈特在内的所有被捕的社会活动人士。到了5月1日,矿工也加入到了抗议活动中。福柯也就是在这个阶段目睹了突尼斯的抗议活动。

   《突尼斯视角》创刊于1963年,是突尼斯左翼学生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与实践小组(le Groupe d'études et d'action socialiste en Tunisie)的机关刊物。1964年,改组织将工作中心从巴黎转移到了突尼斯,并在突尼斯大学中取得了影响。《突尼斯视角》上的文章倾向展现了一种泛左翼的特点。突尼斯社会主义宪政自由党(Parti socialiste destourien)、托洛斯基主义者基尔伯特·纳彻(Gilbert Naccache)、突尼斯共产党、甚至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等都在该刊物上发表文章。1967年抗议活动的发起人本·热奈特则是一名宰图纳大学(Al-Zaytuna)的学生。在布尔吉巴时期,宰图纳大清真寺及其下属宰图纳大学则被认为是突尼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大本营。这些思潮看似互不相关,但是在中东地区的语境中,反帝与反殖民的共同政治诉求则成为连接这些思潮,并确立它们“泛左翼”色彩的关键动力。因此,与其将这场运动看作是全球学生“激进运动”的一部分,不如将其放在一个更广泛与漫长的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运动的线索中理解更为合适。

   这种从第三世界反抗帝国主义行动中体现出的历史主体性可以与19世纪初资本主义与殖民帝国在全球扩张的历史呼应。在今天的国际关系史中,后者的历史被视为一种西方帝国对“全球秩序”的塑造历史。然而,这种叙事逻辑容易让我们忽略一个事实,在这种秩序井然的“全球治理”实践之外,对于秩序的反叛(insurgency)同样也是一个全球性的活动。我们当然可以将这群“不受治理者”(the ungovernable)的反抗视为是国际事务无政府状态的表现。然而,我们无法忽视在这种反抗过程中,第三世界在知识、政治乃至历史叙事方面,都表现出了强烈的自觉意识。并且,在这种反帝反殖民的斗争历史脉络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发现在被殖民(或者被半殖民)的地区,多种来自被压迫地区内部的思想与政治资源被积极调动起来,回应着帝国的霸权秩序。而随着殖民与帝国主义霸权表现形式的变化,以及技术与物质全球化的进程,在被压迫地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也变得更为普遍,其社会影响范围也随之加大。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时,在广大“不受治理者”之间所形成的关联,以及他们在制度、经验、情感等方面进行的实质性交流构成了“全球六十年代”进程中一股重要的建设性力量。这种“不受治理者”在世界全球化进程中自主的交流与联合,则构成了20世纪下半叶“国际主义精神”的另一层重要内涵。与前文所描述的那种被学生“激进运动”历史叙事所规训的“国际”或者是“世界主义”(globalism)不同,如果将历史叙事重心转向来自被压迫者的国际主义认同,尝试展现其行动上诸多超越种族、阶级、文化与国界的特性,那么这种从全球史角度出发,对“不受治理者”们历史与政治的叙事甚至能够进一步吸纳西方内部“学生运动”,并能呈现出这类“学生运动”中反对不平等、面向人类解放未来的重要面向。

理解这种“不受治理者”们的反抗活动及其全球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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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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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思想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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