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 梁涛 干春松:现代变局与儒家应对之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6 次 更新时间:2018-08-10 21:4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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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由6月30日经济观察报·书评沙龙演讲实录整理而成

  

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梁涛: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干春松:北京大学哲学院教授

  

任剑涛:回到“真儒”的精神

  

   谢谢《经济观察报》书评专刊,也谢谢彼岸书店提供场所,让我们跟在座的朋友们一起聊聊现代变局中的儒家问题。其实我们一些同行在清华大学聊过这个书。那个时候梁涛教授讲过一句话,说我这个书出不出是个小事,最重要的是朋友们在一起讨论相关问题。

   确实是如此,一个人面对着现代这么大的变局,又面对儒学这么庞大的一个思想文化体系、文明体系,写一本书算什么,一本书只不过表明作者所思考的几个问题而已。关键是儒学在今天中国能不能解决问题,中国大致找到了现代经济发展道路,通过40年左右的市场经济的实践,已经看到了积累财富或者富起来的希望。不能说中国现在已经富起来了,因为我们的人均GDP是8000美金,不算发达,处在中段水平。

   中国下一步的发展究竟怎么样去谋划?一个更健康的未来、更一个更长远的前景成了今日中国的大问题。在这个时候,是靠儒学的构思解决问题,还是在儒学与国家处境上思考问题,在我看来已经有了结构性的变化。这个结构性的变化,就国家处境方面来讲,中国已经彻底挣脱了近代以来的被动挨打。但有一个麻烦,近代以来我们被动挨打的局面造成了文化心理阴影。当我们将儒学应用于国家变化且用以筹划这个国家的未来,重建我们的精神世界时,这个心理阴影却有挥之不去之感。我们老是觉得自己落后,老是在被动挨打。一旦我们跟发达国家发生任何摩擦,马上就会想到1840年以来我们悲惨的命运和糟糕的处境,于是以一种非常愤慨的心理与西方国家作对。在此处境中,儒学似乎很难平心静气地为国谋划。

   中国的现代转型,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不是说一讲“四个自信”,整个民族的“四个自信”就降临了,这中间有一个民族文化心理重建的艰难过程。这是相对于中国解决治穷之后,在治愚上的第二次转型。第二次转型要比第一次转型困难得多。所谓现代变局之“变局”,在今天看来,不单是我们解决被动挨打的变局,也包括建构一个发展更健全、心理更健康,真正在文化上自信的局面。

   在这个时候出场的儒学,有两个基本点需要强调,第一,就是在一个国家发展的紧要关头,儒学该怎么办的问题?这是儒家面对时局的应对之道的问题。从晚清以来,儒学重出江湖的目的,犹如章太炎所说,就是要“发起国民信心,增进国民道德”。换成今天的话说,就是建立民族认同感、强化民族自信心。大家人心涣散了,怎么收拾人心呢?通过提倡国学收拾人心。

   但在今天来说,儒学研究并不是一个简单收拾人心的问题。按大陆新儒家的说法,中国遭遇到一个政治更化、文明更化的问题。犹如汉代董仲舒与汉武帝,一经碰撞,天人三策便出,儒学和政治碰撞出一个新的帝国思想,塑造了一个新的政治机制,从而为汉唐气象奠定了价值基础、精神导向。

   当代中国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的过程,当下目标是强起来。物质实力强起来的同时,精神文化实力也要强起来。国家如何谋划强起来的大局,让大陆新儒学认为风云际会。儒学已经不是发起国民信心、增进国民道德那种被动救世的感觉,而是要主动去谋划强大国家的制度机制与精神生活。恰当这个重大转折,我们的话题就凸显出来了,现代变局,注意,不是指的1840年的变局,而是李鸿章他们强调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儒学何为的问题。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晚清、民国都是一个艰涩的话题,因为我们一方面被动挨打,另一方面则像毛泽东所说,努力“向西方寻找先进真理”。但当下我们已经不觉得西方比我们先进,认为我们有点钱了,我们不甘愿承认自己比西方落后。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呈现出来:一是我们不承认落后,二是我们不甘愿落后。这两个心理,推动我们去建构一个中国独有的现代化局面。面对这个状态,儒家怎么去应对?此间,儒家对现代变局的理解,是其确定自己理论建构的时代目标的关键。

   第二,大陆新儒家的实际应对之道,应予讨论。干教授算是其中一员,梁教授算是其中不被承认的一员,我是被淘汰出局的一员。但我们都在研究儒学。我的博士论文就做的是儒学,浸淫儒学中已经三十几年。1981年我读本科三年级,开始念中国哲学史,迄今已经三十七年。但大陆新儒家圈子的内外辨认方式,一脚把我踹到太平洋。

   清华的拙著讨论会上,干教授强调儒家的内外一定要划分清楚,大陆新儒家是内,别的儒学研究者是外。但不管怎么区分,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儒学研究取向。在第二次现代变局之际,讨论儒学怎么办的问题,有必要援引熊十力先生在讨论“内圣外王”这个命题的时候所强调的立场,儒学本来不讨论内外问题,重视的本末关系。据此我觉得,大陆新儒家太强调内外,是违背了现代新儒家鼻祖的教诲。因为“内圣外王”是道家论题,来自于庄子。

   儒家本末论题强调的,是修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陈明对我这个说法有意见。他说哪个文化都讲修身,儒家特点得不到凸显。这不是平心之论,因为以仁德为基准的修身,确实是儒学的本质特点。虽说基督教也讲修身,伊斯兰教也讲修身,但此修身非彼修身,对不对?儒家所讲的修身为本,在格致正诚修齐治平儒家的八德目中确实至为关键,扼住关键环节。只要我们强调修身,就是强调在道德上提高自我的道德境界,提高自我的道德自立,提高对公众的道德示范,那就属于儒家无疑,在这一点上,我是有断定的自信心的。

   如果一个人自称儒家,却只讲内外,不讲本末,那岂不是伪儒?儒家之讲本末,对应于现代立场,就是强调人之行为的道德基础。西方强调自然法,为社会政治奠基。现代民主政制也很重视道德。儒家的仁爱与古希腊的正义,对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秩序的供给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儒家要恰当应对现代变局,必须注意,第一,不能把儒家解释成非儒家和反现代。这是两个导向。非儒家思想,就是用道家的“内圣外王”,直接将之换算成儒家的解释,然后把它作为是否是儒家的判准。结果把儒家解释成了非儒家。在这一点上,我相信大多数大陆新儒家朋友,好像警惕性并不是很高,不加思考地将之当做是否儒家的核心指标。所以我今天明确跟各位朋友指出这一点,也跟干春松商量。

   我以为,首先不要把儒家解释成非儒家或反儒家。第二,最关键的是,我认为大陆新儒家似乎走向了反现代的路子。大陆新儒家认为自己有能力提出一个与西方现代方案不同的替代性方案。在这一点上他们还非常自负。在这类方案中,干春松教授有制度儒学的方案。但我跟他商讨过,制度儒学的现代制度导向并不凸显。但最引人瞩目的方案,是蒋庆的三院制。即通儒院、国体院、庶民院三院体制,这是一个典型的反现代的政教合一政制:后面的国体院和庶民院,就是现在西方流行的两院制。两院制再加上通儒院,(通儒院实际上就是教士院,是儒教教士像中世纪教会“牧师”组成的制约世俗政制的机构)两者合二为一,就是一种政教合一的政体。清华历史系教授方朝晖指正我,说政教合一有什么好担心的?我说因为你是哲学系的教授,我是政治系的教授,我认为在政治上不担忧政教合一的人,那就是反现代的,是吧?他认为现代的政教分立是有问题的,因此一种好的政教合一是没有问题的。而我认为,政教合一的问题非常严重。原因在哪里呢?教士要直接治国,这是非常要命的安排,道德专政会重临人间。因为教士的道德自负感甚强,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设想他们的宗教情怀,就会想象他那种自负的程度究竟有多高。

   孟夫子的自负说法也很明确,“当今之世,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作为个人情怀,孟夫子的表白受人敬重;作为治国理念,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人独治,怎能比得上天下共治。而且,由于现代国家的结构是如此复杂,功能如此繁多,治国者必须要谦恭。为什么呢?因为治国者能懂的其实很少。按照亚当·斯密原则,现代社会是高度分工的社会。个人一己能懂多少?你像我在两位哲学系教授面前,马上就得认栽。因为他们掌握着“科学之科学”,瞧不起社会科学,是吧?中国学界认为人文学科高于社会科学啊!我从哲学系毕业以后,没能在哲学系任教,跑到政治学系任教,在这样的环境中,是会觉得比他们矮了一等。但政治学是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基本立场是什么呢?是知道人的限度。有限度的人不可能做无限制的事。

   我曾经在一个跟著名的国际政治学专家、斯坦福大学教授巴里·温加斯特对话会上提问,问他在当下政治学系任教,但却是学经济学出身,他自认究竟属于哪个学术共同体?现场有教授马上说,你可能不知道他的学术脉络,他是学经济学出身,但现在研究政治学,他属于理性选择学派。我说我知道这个学术脉络,我想问的是温加斯特教授自己的认同是啥。因为我要是学政治学的却到经济学系去当教授,就没有“四个自信”,对吧?但是温加斯特教授经济学毕业却到政治学系当教授,他似乎“四个自信”满满,我觉得很佩服。为什么在这里提到这件事?就是向强调,面对如此复杂的社会,大陆新儒家朋友拿出一个三院制,就有教授认定提出者是中国六十年来唯一一个思想家。这个断言让人瞠目啊。

   客观来讲,这个政教合一的方案,不仅在学理上非常粗糙,而且在实际上也不可行。大陆新儒家的政教合一设计与现行的政教整合机制直接冲突不说,更关键的是,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立定依法治国的国策,而不是圣贤治国的方略。此时,大陆新儒家基于“更化”却又讲教师士治国,致力制造哲学王。

这是对国家一个严重的误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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