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国:往事还要再提——英文回忆录中的文革记忆一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47 次 更新时间:2006-09-24 20:2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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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国 (进入专栏)  

  

   近十年的英文出版物中,已经陆续出现了越来越多由海外中国人写作的关于六,七十年代生活的个人记忆,成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的一个途径,不少读物还在大学课堂上起着引导学生认识中国的作用。这是一段无法丢弃的岁月,但有时,个体记忆的喷发似乎也需要一定的机缘,不仅要有时间上的适当距离,也得有空间上的阻隔。在一个全然不同的时空中,本以为已经远去的记忆反而会变得更加真切,鲜活,撕扯着回忆者的内心,尤其当记忆与社会历史重叠,而且带有太多创痛的时候。但同时,这些记忆文字本身,也需要经受读者的评判。

   在海外出版的英文文革回忆文字中,一九八七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署名“高原”的《自来红:文化革命记事》是面世较早也很受西方研究者重视的一部。一九八二年出国的高原,父亲是一位革命干部,陕西省某县领导,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高原的回忆详细地记述了家庭经历,自己从中学生到当红卫兵,破四旧,到北京参加毛主席接见,卷入派性斗争直到下乡的全过程。文革中中学生暴力化的心灵轨迹及环境的影响是我一直感兴趣的话题,高原的回忆在这方面提供了细致的记述。作者提到,在文革前夕的中学里,中学生就被要求一面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一面密切注意“阶级敌人”的动向,在这样的教育下,身边任何有嫌疑的人很容易成为假想敌。作者在这里没有进行分析,但暗示出红卫兵的偏激和暴力绝非一夜之间形成,而是和之前长期的教育和政治文化相关。在高原的老师中,有一位李老师一九四九年以前有国民党背景,因此在文革爆发的时候理所当然地作为特务抓了出来。高原虽然喜欢李老师,但受的却是和“国民党反动派”不共戴天的教育,心理显然是矛盾的——“一想起这些事,我开始恨李老师,然而(内心的)另一部分还是喜欢他。”总体上,《自来红》一书的特点是,事实丰富而少分析和评论,也没有明显的感情色彩和倾向,即便在描述完自己亲身参与的破坏和迫害后,也似乎没有“忏悔”之情。这种手法,涉及到一切与文革相关的回忆录和自传体写作都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即着者究竟应该平实地叙述事实,还原历史,由读者来作出判断,还是应该直接加以评论?如果不加评论,是否会欠缺深度和分析?但如果加以评论的话,读者又如何区分这些感想和评论是着者当时的观点,还是后来才有的“事后诸葛亮”的感想?这个问题之所以存在,和文革的特殊性密切相关,因为文革是历史上少有的当时人人趋之若骛,过后个个避之不及的事件。

   华人女作家闵安琪(Anchee Min)的文革回忆录《红杜鹃》(Red Azalea)出版于一九九四年,曾是一部全美畅销书,还行销到全球二十多个国家,也是大学有关中国的课程的常用读物。作者闵安琪曾经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后在陈冲的帮助下赴美,初时不会讲一句英文,但历经打工,求学的磨练之后,用了八年时间用英文写成《红杜鹃》一书,记述自己的文革经历。书中的安琪出生在一个知识份子家庭,少年时为了自保,身不由己地参与了学校对老师的诬陷和批斗,在自己的父母受迫害后,于一九七五年下放到东海之滨的一个国营农场当知青。农场领导是一位铁姑娘似的人物“严”(音),安琪试图接近和引起“严”的注意,最终和“严”成为知己,然后发现“严”被压抑在不食人间烟火的外表下的旺盛情欲,同时也开始了自己的性觉醒。安琪充当了“严”和心上人秘密联系的信使,后来又在家中为二人充当红娘,促成天作之合。安琪对文革的认识,是一种在严酷的条件下对知青生活逐渐积累的绝望和反叛,其间对个体受压抑的感受甚至超过对物质匮乏的厌倦,她意识到,“我不属于自己”,声称,“我厌倦了生活,我痛恨做一颗枪膛里的子弹。”1)当上海电影制片厂招收女演员出演样板电影《红杜鹃》的时候,安琪得以被选,但好容易快要成为明星的时候,主持样板电影的“旗手”垮台,安琪的明星梦破碎,成为电影厂的一名场记,直到赴美。这部书的女性视角,对被压抑的情欲的大胆描述恐怕是在西方引起广泛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道理和电影《菊豆》的成功类似。与高原的回忆相似的一点是,闵安琪的回忆也触及到了文革初期师生关系问题,并描述了自己被迫在批斗会上读“揭露”自己所爱戴的女老师“秋叶”的稿子后的矛盾和复杂心理。但闵安琪的写作在这一点上突破了高原的超然风格——她明确地提到自己内心的忏悔,并写自己二十多年后去请求这位老师的原谅——不幸(或幸运?)的是,“秋叶”老师已经不再记得她这个学生,甚至不再记得这件事情了。这一刻记忆似乎在和遗忘交锋,然而尴尬的始终是记忆,如同鲁迅笔下的《风筝》。

   和《自来红》相比,闵安琪的书已经加入了个人情感和价值判断,对个体的人被异化为无生命的子弹或“螺丝钉”的尖锐揭示和本能反抗也是颇为惊心的。回忆录通过对话揭示出那个年代中的人不可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的困惑,以及个体和集体之间的对抗和个体意识的逐渐复苏。个体被吞噬,是不少文革回忆的共同主题。在美国女电视制片人,于北京长大的卡玛·欣顿(Karma Hinton)二OO三年出品的关于文革的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英文名Morning Sun)中,一位受访者指出,不可思议的红卫兵暴力的一大动因,就是为了获得被群体认同和接受的资格。卡玛·欣顿采访了李南央,刘亭,宋彬彬,骆小海,朱学勤,徐友渔等人。其中,李南央的回忆强调指出在当时的整个政治文化气氛下,“个人是庸俗的”,“自己”只是一个宏大的事业的一小部分。好几位讲述者都谈到人性价值观被否定,真实思想受到批判的问题,不断从不同角度回应闵安琪提出的问题,证明这不仅是个人记忆,还是群体记忆的一部分。更有意味的是,当年被御赐姓名的宋彬彬,在受访时回忆说,她当时并非自己主动接受了新名字,而是被报纸的报道强加的,宋彬彬甚至不无悲哀地说了一句,“名字不再属于我。”先不谈“宋要武”究竟是自己改的名字,还是被迫接受的,这里的问题是,观众知道李南央的话是现在对过去作的评判,但无法分清宋彬彬的这句话是在“回忆”当时的心理,还是在讲现在的感受,如果她在一九六六年就能够有“名字不再属于我”的清醒和无奈,文革恐怕就没有发生的理由和条件了。不过,整个采访过程中,其他人都在正常光照下,只有宋彬彬的脸部和骆小海一样,始终被处理在阴影中,尤其看不见眼睛。

   然而,读《红杜鹃》的感觉,小说的成分多于回忆录的成分,作为作者的知己的“严”和另一为作为反面人物的女知青“陆”(音)占据了极大篇幅,整个知青生活似乎被简化为三人之间的纠葛,“农场”几乎成了一个太虚幻境,一些故事真伪难辨。此外,书中还有明显史实“硬伤”:一方面,作者说自己一九七五年当知青,但在描述自己和“严”互相比赛背毛语录的时候,却提到其中一人说出“林副主席”在某一页说了什么什么;同时,作者说自己一九七六年初春到上影厂工作,后来的段落中又说厂里开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大会,其时周公已逝,当批“右倾翻案风”才对。西人为其情节吸引,固然无从分辨,但中国人读来,却有不严谨或信口开河之感。

   闵安琪的回忆——姑且当做自传体小说来读——使人体会到一种本能的反抗和一名女性拼命改变自己命运的冲动,而定居于英国的张戎女士的自传《鸿:三个中国女儿的故事》尽管出版时间——一九九一年——早于《红杜鹃》,却更多理性分析和思辩色彩,视角和思路也广阔得多。张戎在史实的严谨性方面比《红杜鹃》下的工夫显然也更大,不仅每一章都严格标明年代范围,且为了满足西方读者的需要,在叙述家史的时候,每讲到重大历史事件,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都详细地交代其背景,并加以评论,例如,“文化大革命不但无助于使中国文化中的中世纪成份变得现代,还在事实上使它们获得政治上的尊重。‘现代的’独裁和古代的不宽容彼此促进。”2)

   在我看来,张著与《自来红》截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她在叙述的同时不断地加入评判,这些评论一方面使读者(主要是西方读者)对这段历史有一种更深入的了解,也明白作者本人的立场,但另一方面也使回忆录的客观叙事性受到影响。张戎描写道,她在被下放的四川德阳农村才看到了农民的真实生活状态,听到一位在大跃进时期的极左干部这样为自己辩解:他之所以无情地执行上级的命令是因为不愿意丢掉自己的位置——“生产队长是小,但至少他可以死在村里其他人后头。”3)张戎作为知识青年在为农民办的文化补习班里读社论,但是她发现了其中严重的形式主义。农民因为读书无用看不到前途,已经对受教育根本不感兴趣,另外,一天的疲惫劳作之后,农民们一心想着家务,对听社论兴趣全无,但又不敢离开,只能在课堂上睡觉。事实上,高原的《自来红》也印证了这一点——高原描述下乡劳动的生活时说,“晚上我去参加村民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时候,几乎睁不开眼睛。”4)在高原一笔带过的事,张戎则又进一步剖析,由于缺少教育,村民的眼界变得非常狭窄,常常为饭里的红薯也可以吵上几个小时。张戎在描述自己仅凭一本《赤脚医生手册》就当上了“医生”的时候,也作出了评论:改善农村医疗条件不依靠建立更多的医院和训练更多的正规医生,而是靠“赤脚医生”,其结果使农村医疗条件更为恶化。闵安琪的回忆中,从未提到自己在文革中读过什么书,有何种对知识和理智的追求,而张戎则详细地讲述自己的读书生活——《鲁迅全集》,马列著作,以及其他一些从黑市上买来的书。她认为读马克思著作帮助她理性和分析地思考。由于读书和思考,张戎知道自己是个不太受村民欢迎的人。因为“干活是他们的全部生活,以及他们评价任何人的唯一标准。”5)但是,细心而挑剔的读者(包括西方读者)仍可能追问,所有这些感受,比如对“赤脚医生”的评价,究竟是着者在多年以后写书时才认识到的,还是当时就意识到了?作为一个年轻的下乡知青,她可能有如此超越环境局限的思想和观点吗,是否有拔高自己之嫌?假如是写作时候的反思,那么对自传或回忆录来说,加入这些后来的判断又是否必要呢?回忆者,不论是宋彬彬还是张戎,看来在讲述的时候都有责任对当时的心理和现在的反思作出明确的区分。

   无论如何,张戎的回忆中涉及到一件有意思的话题——知青和农民的关系。按她的讲述,她与农民之间最多只能说是相安无事,因为双方的思想感情实在存在巨大差异。而高原也在回忆录中承认自己根本不愿回到农村和农民一起干活。另一本英文的口述历史着作《把皇帝拉下马——一位中国乡村领导的画像》则难得地提供了同一时期农民对知青的看法,但同样地证实了双方的隔膜的确存在。《把皇帝拉下马》的受访者,河南省的一名村支书王福成(音)描述文革期间接待从安阳来的下乡知青的时候说,起初他作为村领导,为知青修了新房子,还打算开欢迎大会,后来听一些知青说要先打他一顿,再打城里的干部,就取消了欢迎大会。不久,村民就开始抱怨说知青光吃饭不干活,成天互相争吵,甚至打架。很多知青频繁返回城里,直到最后全部离开。王福成说,“我们很高兴他们走了。他们是我们的负担。他们捣乱,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共同的,我一半的精力用来对付他们。在我当干部的这些年里,最失望的事情就是没有能让知青和村民统一”6)王福成的话究竟在多达程度上代表“贫下中农”的态度姑且不论,农民和知青之间的思想感情差距太大看来是事实,双方的基本价值差异,交流障碍难以突破,“再教育”的宏旨从何谈起。

《把皇帝拉下马》在美国大学的中国历史课上是一本很受学生欢迎的书。这本口述史着作的作者Peter J.Seybolt是美国佛蒙特大学的中国历史教授,大概正是为了一反精英知识份子垄断历史书写,并以“事后诸葛亮”的评论来干预记忆的现象,特地选择了一位不识字的乡村干部王福成进行一生经历访谈。王福成一九五四年就已经成为他所在的村的党支部书记,一直任职到八十年代中期,其间经历了大跃进,文革,和改革开放。大跃进期间,他始终没有虚报过产量,文革中也没有迫害别人,相反受过一次批判,他参观大寨,但心里并不以为然,在回忆“批林批孔”的时候,王福成说自己起初以为“孔老二”是邻村的一个大地主,读来颇觉可爱。王福成的记忆和讲述是朴素的,他随遇而安,不痛苦,也不抱怨;他不质疑文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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