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英:哲学应把人生境界提高到“万有相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2 次 更新时间:2018-08-02 23:2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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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英   李念  

   被访谈人:张世英,中国著名黑格尔研究专家、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专家、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24届世界哲学大会荣誉委员会委员

   访谈人:文汇报记者李念,下简称“文汇”

   访谈时间:2018年3月,面访

  

   2011年1月10日,我在北大采访,听闻有首届未名论坛中西马高端对话,临去机场前定是听了半小时,杜维明先生代表中国哲学,从西哲角度发言的学者是张世英先生,主持介绍说已经90高龄。我暗暗吃惊他思维的清晰。

   今年3月3日,我在邮件中向张世英先生提及此事。8日上午,走在北京近郊回龙观某小区的路上,张世英先生随笔里描绘的西南联大的镜头一一浮现,不免兴奋:我是去聆听一个世纪啊。年届97周岁的张世英先生已在家中整装等待,随后分两个半天,近5小时的采访展开。

   上午的阳光从窗外慢慢挪进客厅采访的沙发,从西南联大求学到黑格尔研究、新世纪后创建“万有相通”原创哲学,直到即将召开的世界哲学大会,张世英先生一一答来,条理清晰,谈到兴头上便会露出幽默和顽皮劲跑调一会儿,引得我和一旁旁听的古稀年的女儿哈哈大笑。我不禁遐想,如果不是当年家境贫苦,休学两年失去了直升清华研究生的机会,以其超强的逻辑性,跟着金岳霖先生,世上是否会多一位分析哲学大家呢?午餐,按约定张老在外请客,席间,他准确地回忆何时受华东师大杨国荣邀请;顺道去复旦,俞吾金何等好问,等等,对接触过的上海学者如数家珍并一一询问现状。

   访谈的尾声,他突然哀叹一声,说:我最近愈发感到紧迫,夜里也会因为哲学思考而醒。追问,便答:朝闻道,夕可死矣。中国哲学何为,哲学何为,还有一些思考来不及写了。临走前他送我一本2016年底出版的《九十思问》,说是提前三天为我网络购买。回来读完此书,这许是他95岁时给自己的留念,但更是给世人的礼物,张老客厅里那幅遒劲秀丽的书法又浮现:“思如泉涌,笔随云飞,九十五岁张世英(书),二〇一六年四月。”真是一种幸运,这位可敬、可信、可爱的哲学长者,他的呼吸和思维已是天下所有思考者的共同财富了。

  

哲学之缘与轨迹


   张世英: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家里六子女,他无力让所有人受教育,把希望寄托在我一人身上。我小时一言一行都受到他的管教,最怕他,也最爱他,他对我的教育直接影响了我的哲学生涯。

   我在念小学时就显示出很强的数学天赋,五年级汉口市全市小学生数学和作文比赛,我两项都得了第一名,作文在初中的全市比赛中也获第一名,但我个人的思维更倾向于数学,在高二分科时,我选了理科,一个潜因是想远离政治。当时,学校里参加国民党的同学成绩普遍不好,而亲共产党的同学成绩都比较好,因此,我在情感上更倾向于共产党。一次,我鄙视一位三青团团员说:“成绩这么差,还做三青团团员。”这位同学就向国民党告密,我高中会考得了全市第一名,就在会考结束那天,共产党同学紧急通知我:“你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他们要来抓你了,你快逃。”我连夜逃到了重庆。

初中时,我常去图书馆看名人传记,就有很多“胡思乱想”,先想要做哥伦布去发现新大陆,后来又憧憬如何能上天,就想要去学气象学,觉得那样就能上天了。我很早就在想遥远的事情,它们常常不切实际,“我要改变世界”的想法一直盘亘在脑海。进西南联大,选了经济系,是因为不滿意国民党,才改变学理科的志愿,以为经济学是经世济民之道。可上了一学期,都是具体的算账和生意经,和我的预期相距甚远。于是,我转到了社会学系,老师布置去妓院调查,又让我很失望。那年选修了贺麟先生的公共课《哲学概论》,我被吸引了,尤其是他讲述的荷花的“出淤泥而不染”暗合了我的理想。所以,第二学年,我就转到了哲学系,思辨玄想,这正是我所喜欢的专业,我选对了,再也没有后悔过。我的高中同学、也是经济系同学问我学些什么?我说,“桌子被感知时才是桌子。”他吃惊地说,“怪不得哲学系出疯子,你要小心啊!”

文汇:电影《无问西东》里西南联大有个转系的学生,原型是您吗?您看过这个电影吗?

   张世英:那天,我儿子要带我去看,但有点感冒,我女儿阻止了。可能是吧。

文汇:我看了您有关1941年秋到1946年在西南联大学习的回忆,您描述:西南联大就是万神庙,哲学系各有风格:冯友兰,博古通今,意在天下;贺麟,出中入西,儒家本色;汤用彤,雍容大度,成竹在胸;金岳霖,游刃数理,逍遥方外。能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跟贺麟修学黑格尔,和金岳霖研习分析哲学,聆听汤用彤的魏晋玄学和道家哲学。很精彩也很过瘾!可能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现在健在的并不多了。

   张世英:有的,我知道的有物理学系杨振宁、外文系的许渊冲。当时,我们住在同一个寝室。杨振宁小我一岁,因为我们文理科很少交流,寝室、图书馆都很简陋,我一般都去云林街上泡茶馆读原著,当时并不认识。杨振宁的父亲是西南联大数学系的系主任,当时学生对他颇有微词,可是杨振宁的数学天赋是闻名于西南联大的,有时他走过,大家都会在背后用羡慕和好奇的口吻议论,“这就是他爸爸生下的天才。”

   2016年,在一个美学座谈会上,我碰到了杨振宁,还坐在一起,我对他说,“我很早就认识你,你是个天才。”我们握了握手。我发言完就走了,会后有人转述,杨振宁评价我:这是个搞哲学的专家。

   文汇:嗯,70年后同学相聚。

   张世英:在西南联大,有来自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的教授,各派思想云集,思维都很活跃。也可以看出不同的校风,清华的教授大多西裝革履,上下课都很准时;北大的则中国传统的人文气息更重一些,思维活跃,很多观点常常是相反的。

   以哲学系为例,当时贺麟和冯友兰的观点就相左。贺麟所讲相当于中国哲学中的陆王心学,侧重人生体验;冯友兰接近于程朱理学,也和柏拉图相似,强调理性、抽象。“鹅湖论战”,朱熹和陆象山论辩。在西南联大呢,贺麟和冯友兰像鹅湖两派,但各讲各的,并不论战。冯友兰身穿长袍马褂,满脸大胡子,戴着高度眼镜,讲起课来开始有点结巴,后来一泻千里。

   我一直保留着他在西南联大时的教材《中国哲学史》,解放以后经过多次修改,但我只看这个老版本。我感觉冯友兰的思路受了金岳霖的影响,冯先生的“新理学”是柏拉图的“理念”和新实在论与中国程朱理学相结合的一个统一体。冯先生受英美新实在论影响很深,因此,虽然我跟他学的是中国哲学史,他却将我的兴趣引向了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侧重意会、顿悟,较少理论分析。但冯友兰的讲课中,分析很清晰。我一直受冯友兰的影响。

   冯友兰在新中国成立后非常不容易。1957年,他提出“抽象继承法”,就开始挨批。一生起起伏伏,写了很多检讨。最后十年讲了很多真话,还评价了毛泽东思想的三个阶段。前几年,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撰文,说自己在绝望时就是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汲取了东方智慧,感悟到人生的力量。她现在在司法阶段,我颇为同情。

   因此,冯友兰的贡献还是相当大的,他是20世纪中国真正有自己独创思想体系的哲学史家和哲学家。

   文汇:当年您因为家庭经济困顿,放弃了念研究生,直接去南开执教。现在让您再选择,您还会选择清华吗?

   张世英:是啊,刚才说了,我被贺麟先生所吸引,毕业论文《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F.H.Bradley思想研究》也是他指导,他还教我读英文原著,但是,我天性喜欢金岳霖先生的分析哲学。金先生的《知识论》与《形而上学》课程,比起生动活泼、200人挤满教室内外的贺麟先生的课,显得很枯燥,但我的数学偏好让我非常喜欢分析哲学的逻辑性。

   毕业时,哲学系的公告栏里宣布,我被保送,可以在清华研究生院和北大研究生院里任选一个直升,我想了想,还是选了金岳霖先生在的清华。当时,我已经要和闻一多的女高足中文系彭兰女士结婚。因为没有选择北大,我就不好意思请贺麟先生为我证婚。事后,贺麟先生知道了这两件事,觉得我论文既然做了黑格尔,应该去北大深造,但听我说了“我喜欢数学、逻辑,还是走分析哲学的路”后,就笑笑说,“各有千秋,做出成绩都一样”。我跟着金岳霖读了罗素的英文原著《哲学问题》,知道了杜威,也学了一些分析哲学。

   当年报考西南联大,我一心就想效仿老师们去美国留学。在进入西南联大第二年时,我休学一年,一边教中学,一边和同学用挣来的钱请外语系王佐良老师教我俩学英语。当时战乱,大家的经济都很拮据,这种方式也很流行。我们跟着王佐良读完了《哈姆雷特》。大学期间我也苦学了德文,为以后打下很扎实的基础。

   文汇:您说您当年旁听了六门课,您的印象特别深的是?

张世英:是啊,当时西南联大盛行旁听。一天,我去本系上课,经过一个教室,看到密密麻麻的人,就挤进去听。黑板上,从头到底写满了One 和Many,排成金字塔,原来是吴宓教授在讲英诗和莎士比亚,我被他的“一即多,多即一”理论吸引了,忘了原来的必修课。这样,就旁听了一学期。吴宓很有个性,跑到昆明的街上,看到一个餐馆挂了“潇湘府”的匾额,就敲着拐杖要砸,“这是我们林妹妹的,你们也配用?”我和一位同学后来也想请吴宓为我们讲英语,给他讲课费,但他说:“我岂能靠钱买得?”我们只能作罢。

   那时,刘文典公开讲红楼梦,因为听课人太多,地点换了三次,最后在空旷的操场上,他迟到了半小时,开口就是“你们这些林黛玉和贾宝玉啊……”那场讲座从晚七点一直延续到深夜。坐在我旁边的是化学系教师,我感到奇怪,他瞪了我一眼:教化学就不能听红楼梦了?

   中文系的闻一多和哲学系的沈有鼎都开《易经》课,我也经常看到两人相互旁听。

  

哲学特色与贡献

  

   文汇:这样的故事大概可以讲几天几夜吧。2016年4月《张世英文集》十卷本出版,但近年还可以看到您不断刊文,至今也还是北大美学和美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的主任,学界都赞您“会通东西”,您是新中国后黑格尔的最早研究者,2006年,您又担任了人民出版社从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引进的20卷《黑格尔文集》中文版主编,我所说的只是最为人知晓的黑格尔的一部分,您自己如何评价这60年的研究轨迹?

   张世英:我把自己的研究轨迹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

   在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我主要是研究西方哲学史和黑格尔。195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黑格尔的哲学》,到1972年第三版时,印数已超过20万册,不少当年的青年学者在40年后相见,还向我致谢,因为就是读着这本书了解黑格尔的。我有所汗颜,当时的立场是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想。

后30年,抛弃了教条主义框框后,我开始研究西方现当代哲学,读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等大家的书,同时,开始看中国哲学,试图把两者结合起来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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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汇讲堂 2018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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