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理财 刘磊: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公共性的流变与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2 次 更新时间:2018-08-01 23:4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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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理财 (进入专栏)   刘磊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会的公共性渐趋消解。在这一变化中,乡村社会从熟人社会走向半熟人社会;乡村治理从传统“礼治”走向“半法治化”;乡村生活也从“道德化”走向“功利化”。在微观层面具体地表现为:公共空间萎缩、公共交往减少、公共服务缺位、公共规则解体、公共精神凋零。造成乡村社会公共性流变的原因可以看作是国家权力、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市场原则、文化传统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乡村治理方面,乡村社会公共性的流变导致了乡村治理主体力量缺失、乡村治理丛林原则肆虐、乡村治理整体能力弱化。面对公共性流变造就的局面,在乡村振兴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重建乡村社会公共性就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熟人社会走向半熟人社会,从礼治社会走向半法治化社会,从同质社会走向异质社会。原来封闭、静止的乡村社会日益走向开放、流动,农民个体也从传统的乡村社会中脫嵌出来自由地流动起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当农民个体在获得更多自由、自主、权利、利益、机会等的同时,也淡化了对乡村社会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同时乡村社会处于“去公共化”状态之中,村庄共同体逐渐解体、传统权威性力量衰落、村庄公共事务参与不足、社会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松散、农民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少,等等。总之,乡村社会的公共性逐渐趋于消解。在乡村社会日益呈现出“原子化”和“去公共化”的趋势下,我们不禁要问,乡村社会的公共性是怎样流变的?为何会出现乡村社会公共性的流变?乡村社会公共性的流变对乡村治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又要如何建构乡村社会公共性?这些都是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进程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关于“公共性”的概念主要缘起于西方政治哲学领域,阿伦特、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丰富的阐释。阿伦特所言的公共性是一个纯粹的公共政治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无论属于哪种阶级、性别、种族或者民族,所有市民都能够平等对话。[[i]]她的公共性具有三大特征:其一,公开性,在公共场合能够被所有人看到和听到的任何东西;其二,实在性,一种适合公共显现的形式;其三,共同性,一种把人们聚集在一起,使他们既联合又分开的力量。[[ii]]哈贝马斯定义的公共性发生在公共交往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他认为“公共领域最好被描述为一个关于内容、观点、也就是意见交往网络”[[iii]],所以,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公共性,本来意义上是一种民主原则。[[iv]]罗尔斯的公共性依据的是“公共理性”,是由公共理念所建立的公共秩序,诚如他所言“秩序良好的社会是一个由公共的正义观念加以有效调节的社会”[[v]]。以上对于“公共性”的概念界定内容非常丰富,但是对于公共性的讨论不能仅限于过往历史,还应回归到现代社会现实中来探讨公共性。本文所说的公共性是从社会生活层面来理解的,也就是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建构一种新的公共生活。公共性是社会公共生活的基础,也是维系社会公共生活的基本原则,它涵盖了社会生活中的公共政治、公共交往、公共意识等内容。

   目前学界对于“公共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主题:一是政治哲学中的公共性研究。诸如“公共”与“公共性”的概念辨析[[vi]],对于哈贝马斯的公共性概念探析[[vii]],经典“公共性”的理论辨析等[[viii]];二是公共性与文化研究。如公共性与文化价值的关联度对“文化公共性”的影响[[ix]],视觉文化的公共性对公众生活带来的变革等[[x]];三是公共性与公共行政管理研究。涉及公共管理论域中的公共性问题分析[[xi]],对公共行政中的公共性关注[[xii]],对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范式分析等诸多方面[[xiii]];四是公共性与现代教育研究。如公共性与义务教育公共性的界定[[xiv]],教育的公共性意蕴及其当代拓展等[[xv]];五是公共性与政府发展研究。如在公共性语境下构建有效的政府模式[[xvi]],政府的公共性建构及其基本实现途径等[[xvii]];六是公共性与社会治理研究。如城市社会治理中的公共性困境[[xviii]],社区建设中的公共性等[[xix]];七是公共性与公共空间研究。如城市文化消费实体空间中的公共性生成[[xx]],对网络空间的公共性观察等[[xxi]]。除此之外,还有对社会组织公共性的研究[[xxii]],对精神卫生公共性的研究[[xxiii]],对财政公共性的研究[[xxiv]]。

   纵观上述研究发现,目前对公共性的研究更多的是在于公共哲学、政治哲学、行政管理、公共教育、公共文化领域,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交流和对话,因而这些领域的公共性讨论难以融通。而且,论题更多的是集中于规范层面、价值层面,结合现实发展问题的经验研究相对较少,现实性、时代性和中国语境性体现不够。有关基层社会的公共性研究更加偏少,而且从基层社会角度进行的公共性研究要么集中在城市社区中,要么聚焦在农村村庄内,少有学者关注乡村社会的公共性问题,缺乏历史变迁的分析。本文试图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社会公共性流变进行考察,以此来剖析公共性与乡村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乡村治理产生的影响。

  

二、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公共性的流变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的公共性逐渐趋于消解。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浪潮打破了传统的乡村社会生态,导致传统时期的道德规范、地方规则、宗教信仰、村规民约等传统公共性赖以依存的载体渐次解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公共性的流失对于乡村社会关系、治理方式、道德生活、乡村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离,彼此间的信任弱化乃至缺失;传统的治理力量和治理规范渐渐衰落,而新的治理体系和机制又未及时建立起来,无法有效规范从原有村社共同体、集体、血缘关系、家庭中脱嵌出来的原子化个体,进而导致乡村秩序混乱;而乡村文化也越来越失去它应有的润育人心、培养乡风和道德规范的作用,甚至沦为落后的代名词、被改造的对象。具体说来,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公共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乡村社会从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转变。在传统乡村社会,每个人都生活在“生于斯、长于斯、逝于斯”的熟人社会之中。由于乡村社会的封闭性和小农经济的局限性,乡村社会内部的人们基于生活、安全的需要,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交往中形成了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紧密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之中,人与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亲密无间、相知相熟、互惠互助、相互信任、礼尚往来,这些构建了乡村社会的公共性。建基于这一公共性,人们自然而然地对乡村社会生发出归属感和认同感,维系着人们在乡村社会中的生产、生活和秩序方面的安全感。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乡村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越来越多的“农二代”拼命地逃离乡村,拥抱城市生活。同时,越来越多的陌生人开始进入乡村社会,带有逐利天性的资本大举“下乡”,于是乡村社会由温情脉脉的“熟人社会”走向狐疑猜忌的“半熟人社会”,甚至相互提防的“陌生人社会”。传统的共同体联系日趋瓦解,人们彻底失去传统乡村社会的庇护和温暖,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风尚也丧失殆尽,陷入了严重的“信任危机”[[xxv]],原有维系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公共性纽带越来越松弛乃至断裂。

   2.乡村治理从“礼治”向 “半法治化”转变。梁漱溟认为传统的中国是一种“伦理本位”的社会。这种伦理本位有着类似宗教的作用和意义[[xxvi]],有着稳定乡村社会秩序的治理功能。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依据传统文化、宗族伦理、乡规民约而治理的伦理社会,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乡村公共性代表着一种理想的治理状态,具有伦理规范性[[xxvii]]。在伦理公共性的规范下,乡村社会形成了以宗族、家族、乡绅等传统权威力量为代表的统治秩序,这种秩序表现为“礼治”。改革开放以后,乡村社会治理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自由、平等、独立、民主等理念深入乡村社会,对个人解放的追求瓦解了传统权威力量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国家权力逐渐从乡村选择性退出和乡村社会的趋利化导致现代法治型治理理念难以在乡村社会落地生根。传统礼治退场,并未以现代法治进场及时进行替换,造成了目前乡村治理呈现出“半法治化”的治理状态。由于法治不彰,在现实中往往滑向“利治”和“力治”,从而导致乡村治理的失效和无序。

   3.乡村生活从“道德化”向“功利化”转变。原本乡村生活重视孝道、情义、等级、秩序等精神和价值,强调“礼”和道德对人们的规范作用。试图通过传统文化的教化熏陶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构建人们的价值信仰,稳定乡村社会秩序。改革开放之前,虽然农村传统文化受到严重重创,但乡村社会公共性并没有缺失,只不过这种公共性是在国家权力干涉下而建构的公共性,受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形势的主导。改革开放之后,乡村社会日益个体化,人们只注重个人利益、强调个人权利,而无视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农村文化生活也越来越偏向私性化、娱乐化、理性化,道德化的生活逐渐衰落。在市场化的浪潮冲击下,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渗透到乡村生活之中,从内部消解着乡村社会的公共性。文化的意义体系逐渐支离破碎,价值信仰也被功利化的世俗主义所取代。尽管农民的私性文化生活[[xxviii]]越来越丰富,乡村公共文化生活却越来越贫乏。

   从宏观层面而言,乡村社会公共性的流变体现在上述乡村社会关系、乡村治理方式、乡村生活的变迁中。在这里,我们不妨将乡村社会公共性操作化公共空间、公共服务、公共交往、公共规则、公共精神[[xxix]]等五个维度或表现形式,进一步具体地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公共性的流变。

   其一,公共空间不断萎缩。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信仰空间趋于衰弱,传统的宗祠、土地庙、关公庙、观音庙、寺庙等公共空间和祖先崇拜、民间信仰、宗教信仰等信仰活动越来越少。乡村社会生活空间也由以前的生产队队部、村庄小学、打谷场、村宅院落变为现在的小商店和私密家庭,农民聚集的场所十分有限。乡村社会娱乐空间进一步私密化,以前经常相聚进行公共文化活动的场面很难见到,现在的农民聚集在一起除了打麻将、打扑克,便是独自在家上网、看电视、玩手机。

其二,公共交往日益减少。改革开放后,随着打工潮的兴起,农村人口向外流动越来越多,有的农村地区甚至只有老弱病残留守在村中,农村人口的大量减少意味着乡村社会之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与合作的机会越来越少,公共交往也日益减少。即使有留在农村的农民,但也因从事不同农业工作的性质、赚钱能力高低导致的社会地位不同等因素而难有共同的话题。随着人们之间的关联性越来越少,人们聚集在一起交流、沟通、议论、评头论足的机会和时间也越来越少[[xxx]],人们之间相互串门的次数大不如以前。如今,伴随着守望相助的乡村共同体的瓦解,个体农民为了因应防盗和安全,都将其住宅改造为“铁门”“高墙”“深院”结构,“铁门”“高墙”“深院”既构筑了私密空间,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民之间的自由交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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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甘肃社会科学》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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