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试析中国国际关系学的“进步”: 几点批评与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09 次 更新时间:2006-09-22 00:39:58

进入专题: 国际关系理论  

王逸舟 (进入专栏)  

  

  摘要: 本文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现状做了检讨与反省, 认为在看到繁荣兴盛外表的同时, 必须承认这门学科发展的不充分性和其他缺陷, 如多元化趋势化下的“失重”问题,“进步”意识和质疑意识淡漠的问题,“以科学为业”之精神缺乏的问题, 等等。作者还追溯了中国传统思维造成的消极影响, 提出要对现状展开批评性大讨论, 用“知耻勇而后勇”的态度, 争取这门新兴学科的更大发展。

  关键词: 中国国际关系学; 理论的进步; 批评与反思

  

  我认为, 在目前阶段, 中国国际关系学面临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必须引起重视:

  看上去, 中国国际关系学目前是一种趋向多元化的可喜局面: 它既是研究观点、研究方法的多样,又是思想流派、理论学派的多维, 还是探索领域、归属类别的多元; 没有人怀疑, 这些多样、多维和多元的情势, 无论广度或影响力都是史无前例的, 都可算了不起的进步。

  然而, 在这种繁荣兴盛的现象背后, 不仅存在着深刻的认同危机, 而且有迷失在多元化森林里的危险。这是一种以往未曾有过的“失重”。多元化势头的形成, 是对长期思想专制的一种挑战和反动, 而持续的多元化造成的直接后果之一, 便是理论神像的坍塌和权威话语的丧失, 是年轻一代越来越不服从老的训条戒律, 是无穷尽的求新异、“非传统”。

  于是, 一个严肃但令人困惑的学理问题提了出来: 在相对主义和怀疑论盛行的现时代, 在思想多元化刚刚萌生的当代中国, 是否还存在值得向我们的读者、受教育者和公众推荐的国际关系“ 经典”?如何评判被推荐作品的水平, 由谁来提名和认可,又怎样确认不同理论的效用? 如果说相对而言各个流派学派的作品水准尚可在特定的“ 圈内”大致认证的话, 整个学科范围的规范、权威性以及经典性质怎样认知和规定? 假设求新异、“非传统”的多元化努力, 代表着有生命力的东西, 代表着崭新的创造性过程, 那么这些新东西的价值是什么, 整个过程不同阶段的区分点在哪里, 有没有特定的界限或标识? 是否还存在政治学尤其是国际政治学的不同观点、流派、类型都可以接纳的共同话语和知识平台? 显而易见, 假使对于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均为否定的话, 就有可能加剧目前存在的某种程度的“ 各说各话、互不往来”, 从而无法推动学术研究的正常批评与水平提升。

  现在的问题是, 官方教科书认可的“ 经典”基本上是根据国家大政方针的“ 主旋律”写成; 具体到国际问题领域, 现有的教科书完全围绕诸如“ 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独立自主外交”、“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 经济全球化进程和政治多极化格局”等口径性线索展开, 国家重心和政府主导的色彩十分浓厚; 而许多研究人员和教师( 特别是从欧美归来的一批人) 推荐的或被追捧的“ 经典”多半是西方的、特别是当代欧美的, 譬如说, 美国人喜欢谈论的“ 三大主流学派”、“ 进攻性与防御性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与国际制度论”等等, 在中国国际关系学子里拥有最大比例的读者群。二者的沟通几乎谈不上。

  不妨以经济学—— 一个比较发达的学科—— 作为参照系, 看看国际关系学的问题: 中国的经济学教学与研究自然也有自己的问题与困惑, 某种程度上同样存在“ 中”、“ 西”、“ 马”的对垒, 但必须承认, 经济学作为一个比较成熟的知识领域或者说学科, 尤其在经过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市场化以后, 这一学科的基本知识和概念体系越来越深入人心, 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许多假定在中国像在其他市场经济体一样被理解和接受, 政府、企业和个人的不同角色逐渐明确, 供求关系和价格决定的过程日益透明, 经济现象的评判和经济理论的研究有了更大的共通性, 人们至少是用“ 相同或近似的语言”切磋争辩。正因如此, 可以说, 不管存在多么大的分歧, 面对市场经济提出的各种挑战, 经济学家探讨的“ 假问题”比较少, 探讨问题时水平的高下容易鉴别( 例如,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中国有很高知名度, 其见解赢得了从中国政府高官到普通学生直至大众传媒的重视) , 在经济领域中外交流比较容易; 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并没有放弃放慢多元化的进程, 但它大体保证在“ 同一个平台”上推进。在我看来, 现阶段的中国国际关系学仍缺少这样一个“平台”, 或者说共同知识的架构。

  

  二、缺少独立审视的学问态度

  

  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观察, 我认为, 认真思考并区分下述两类理论, 对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越来越有必要: 一是服务型、应用型的国际关系理论,一是学理型、审视型的国际关系理论。

  头一种理论的重要性毋须多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一个负有重要责任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显然与某些中小国家有所不同的是, 它十分需要、也有理由发展有自身的国家利益学说和国际战略思想, 如对各种大国关系的分析和应对思路、联合国改革特别是安理会改革的不同设计、国际安全的总体考量和局部冲突的解决方案、全球性南北关系改善的政策性建议、现有国际经济体系尤其是金融体系和能源供应的稳定办法、处理本地区内部各国经贸纠纷的不同路径, 等等。面对这些重大的挑战和难题, 面对国家和民族的诸多期待, 教师和研究人员应当把自己的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 献言献策”上面。国际关系学与文学、考古、语言等人文学科不太一样, 它天然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有关系, 存在太多太重的“ 高政治”, 势必引起政府特别是外交部门的高度关注, 一有出错便可能造成大的麻烦, 因此对这方面的需求不能不有很敏锐的估计。问题是, 涌向政策建议和应用研究的大有人在,无论水平高下, 至少不用愁追随者的源源不断。困难之处在于理解和接纳国际关系理论之非“ 服务”的一面。在当下中国, 人们常常把“基础研究”挂在嘴上, 试图以此区分“应用研究”。我以为这一说法容易造成歧义, 因为所谓“ 基础”到底还是要为“ 上层建筑”服务的。真正意义上的“ 基础”, 应当还有思维的深度和广度, 人的眼界与气质, 面对复杂情况时的理解力和想像力, 献身科学与忠诚面对真理的精神, 等等, 这些都不是单纯的“ 服务”或“ 建议”所能容纳的。

  著名思想家韦伯在“ 以科学为业”的演讲里说道: 当一个人立志以“ 科学”为业时, 是在向自己提出特殊的要求, 那就是理解“ 科学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永远承诺追求这种价值。它需要的不只是热情和兴趣, 需要灵感、天赋与创造力, 还需要科学工作者的人格;“ 在科学领域中, 只有把全部身心投入工作的人, 才会有‘人格’。”这种人格是指, 他会坚持“ 为科学而科学”, 而不看重通过应用科学而能带来商业上的或技术上的成功, 能更好地提供衣食保障、做出阐释和进行统治[1]( P7- 12) 。韦伯还指出, 对于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 采取现实的政治立场是一回事, 对政治结构和不同利益集团的观点进行探讨是另外一回事; 你可以同时拥有两者, 但真正的科学家须明白自己与政治家的功能是有别的, 科学家安身立命的东西是后者而非前者, 他能提供其他的职业无法做到的东西, 例如思考问题的方法, 对审视能力的训练, 使人的大脑变得清晰, 在观察事物时注意完整性[1](P20)。

  按照这一标准, 一个好的国际关系学者, 不止能够考虑来自政府的或企业家的请求, 譬如说建议在国家安全关系或贸易争端中采取这样那样的措施,他还会发问: 现有的一切如何是有意义的? 还有哪些看似不可能的可能? 好的“ 学问”, 既是“ 学”, 更是“ 问”。他会不停地质疑呈现给他的表象, 评估已有的结论和建议, 拓展更大的想像空间, 致力于提升心智与认识力。他总是保持一种批判性思索的状态, 思维的维度始终指向新的未发现的世界。这样的人才算“ 以科学为业”。像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所指出的那样, 所有伟大思想家的显著特点在于,他们并不是根据纯粹的现实性来思考。“ 如果不扩大甚至超越现实世界的界限, 他们的思想就不能前进哪怕一步。除了具有伟大的智慧和道德力量以外, 人类的伦理导师们还极富于想像力。他们那富有想像力的见识渗透于他们的主张之中并使之生气勃勃。”[2](P76)

  对这类“不可能性里存在的可能性”的探索, 我们的国际关系研究是非常缺乏的。例如, 中国学者很少讨论, 什么是国际关系中的“ 进步” 与“ 退步”, 如何脱出现有的国家权力博弈怪圈, 怎样发现国际政治中的“ 小人物”, 依靠什么来推动所谓非主流学派的成长, 在批评他国错误政策的同时如何反省本国政策的失误, 在分析别人教科书荒谬之处的同时怎样检讨自己教科书存在的问题, 在批评譬如说布什被欺瞒的同时如何防备并审视自身视野可能存在的盲点, 等等。它或许可以证明, 我们多数人的“ 学术努力”, 仍然不太像一种探索性的事业,仍然与“以科学为业”的要求有相当距离。

  

  三、学科领域淡漠的“进步”意识

  

  上面多次提到国际关系理论和思想“ 进步”的重要。让我们进一步分析, 何以为“ 进步”, 又如何取得这种“进步”? 这里, 不妨从科学哲学的认识论中获取一些启示。

  根据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论述:科学知识的进步和思考力的提升, 既不可能从“ 白板”开始, 也不可能仅仅依赖“ 观察”; 知识的进步主要在于对先前知识的修改, 发现的意义“ 取决于它修改我们以往理论的力量”[3](P40,310)。“科学史也像人类思想史一样, 只不过是一些靠不住的梦幻史、顽固不化史、错误史。但科学却是这样一种少有的—— 也许是唯一的—— 人类活动, 有了错误可以系统地加以批判, 并且还往往可以及时改正。正因如此, 只有对于科学才可以说我们经常从错误中学习, 才可以清楚明白地说到进步。”[3]( P310)科学哲学所说的“ 进步”, 不仅不害怕犯错误, 相反它看重的是出错之后的反驳, 是汲取教训的能力, 是纠正错误的速度。“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 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波普尔的科学哲学尤其强调, 一种不能用任何想像得到的事件反驳掉的理论是不科学的。“ 不可反驳性不是( 如人们时常设想的) 一个理论的长处, 而是它的短处。”他指出:“ 有些真正可检验的理论, 被发现是假理论, 仍然被赞美者抱着不放- 例如专为它引进某种特设性假说, 或者特地为这个目的重新解释这个理论, 使它逃避反驳。这种方法总是办得到的, 但是这样营救理论免于被驳倒, 却付出了破坏或至少降低理论的科学地位的代价。”[3](P52)

  正因如此, 科学哲学家眼中的进步, 表现为“ 猜想与反驳” 的动态获取知识的过程。波普尔提出:“科学只能从问题开始。问题会突然发生, 当我们的预期落空或我们的理论陷入困难、矛盾之中时, 尤其是这样。这些问题可能发生于一种理论内部, 也可能发生于两种不同的理论之间, 还可能作为理论同观察冲突的结果而发生。而且, 只有通过问题, 我们才会有意识地坚持一种理论。正是问题才激励我们去学习, 去发展我们的知识, 去实验, 去观察。因而科学开始于问题, 而不是开始于观察; 尽管观察可以引出问题来, 不期而然的观察、也即同我们的预期或理论发生冲突的观察尤其是这样。科学家面前自觉的任务, 总是通过建立解决这种问题的理论, 例如通过解释出乎意料的未曾解释过的观察,以求得这个问题的解决。而每一有价值的新理论都会提出新问题, 和谐的问题, 如何进行新的以前没有想到过的观察检验的问题。而且主要正是因为提出了新的问题, 这一理论才是富有成效的。因此我们可以说, 一种理论对科学知识增长所能做出的最持久的贡献, 就是它所提出的新问题, 这使我们回到了这一观点: 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 愈来愈深化的问题, 愈来愈能启发新问题的问题。”[3](P318)

  联想一下, 衡量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近些年来的进步, 不光要看单纯“ 量”的扩张, 例如新涌现的各类国际关系学院所, 大量增加的招生指标, 层出不穷的教科书、专著和译作, 越来越多的课题和调研项目, 更要注重这些东西是如何超越过去, 有哪些新的内涵和创造性, 它们对以往的理论和思维定式做出了什么样的修正, 以及教师、学生和研究人员怎样看待这类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王逸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国际关系理论  

本文责编:linguanb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国际关系学科建设与动态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128.html
文章来源:《外交评论》2006年第3期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