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抹红”罗斯福“与“毛巴马”现象

——社会民主模式问答之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53 次 更新时间:2018-07-09 19: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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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进入专栏)  

   社会民主模式的渊源问题:“福利国家”是“学习苏联”的结果吗?

   为什么会出现福利国家?长期以来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解说。

   如“民主社会主义”说强调本国工农运动的压力与社会民主党思想的演变;李普塞特的“托利社会主义”说指出统治者(迪斯累利、俾斯麦等)的“父权制保障”创造了最早的福利制度;坎特伯雷大主教W. 坦普尔认为基督教价值观是福利国家的源泉;西方历史传统说指出福利制度与市场制度一样源远流长,古雅典的国家赎俘、观剧津贴、古罗马的国家保障“面包与马戏”、17世纪英国的伊丽莎白济贫法等,都是福利国家的源流,甚至有些福利国家的批评者认为古罗马的灭亡就是因为“国家福利”搞得太多了……等等。

   而在我们这里,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学习苏联”说。据说资本主义国家本来是不管劳动人民死活的。但是苏联出现后,那里的社会平等与福利保障就产生了强大的感召力,使得统治者不得不有限度的“学习苏联”搞些福利,以缓和社会矛盾。在苏东剧变后,这种说法甚至成为一种为苏联体制辩护的主流见解,如日本左派学者盐川伸明自嘲的:似乎东方人搞社会主义不是为自己谋福利,而是为西方人谋福利?

   但是这样的说法并没有什么根据。例如有人说罗斯福新政是学苏联。罗斯福上台时苏联正经历类似我们“三年人祸”那样的体制性大饥荒,乌克兰农民饿死十分之一,政府不仅不救济,把人禁锢起来不许逃荒,还从饿殍口中夺粮用于出口!说罗斯福搞社会福利是学苏联,未免太异想天开了吧。

   当年美国是有罗斯福学苏联这种说法,那是右派为了攻击罗斯福,把他说成赤化分子。严肃的学者怎能当真呢?在罗斯福时代,想学苏联的美国共产党根据那时共产国际的指令,是骂新政的(二战时代因为美苏结盟,苏联对新政一度比较肯定,但二战结束就又骂了,不愿骂的美共名人如洛夫斯通、白劳德都被共产国际授意开除)。

   而骂新政的人有斥责它想学苏联的,实际是给罗斯福背黑锅——请注意,在这种语境中的苏联不是“榜样”,而是“黑锅”。而支持新政的人从来没有讲学苏联。罗斯福提到的新政思想渊源有古罗马,有杰佛逊等等,但对把新政与苏联相联系的说法他只有驳斥。

   支持新政的是什么人?他们是追求公正的“自由主义”——直到今天,“自由主义者”在美国语境中仍被视为“偏左”,这就是新政时代形成的传统,今天反对新政传统的右派,则要被说成是“新自由主义者”和普罗大众,包括工会。而众所周知,美国的工会比商会更反共,经常谴责老板们为了与苏联做生意而不顾人权,说他们支持罗斯福搞新政是想学斯大林,不滑天下之大稽吗?

   其实把他们的社会福利与苏联模式拉到一起,是那里“反福利政策”的“右派”抹黑或者说是“抹红”对手的惯用手法。直到近年来的美国“选战”中,仍然有美国“右派”支持者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丑化为“毛巴马(MAOBAMA)”、“奥巴毛(AOBAMAO)”的闹剧。

   有趣的是他们穿的那种奥巴毛身着毛式军装摆出wg姿态的漫画T恤衫(网售时被称为“反奥巴马T恤(Anti-AobamaTshirt)”)基本是进口中国劳动密集型工厂产品。我们这边也居然有人说奥巴马的进步是因为学了毛主席。我想奥巴马听了这种“恭维”不知作何感了。

   当然,他们的“左派”也会还以颜色。“右派”骂罗斯福“学习斯大林”,骂奥巴马“学习mzd”,“左派”则骂特朗普“学习希特勒”。其实这恰恰说明各种极*权主义在那里的声名狼藉,岂能真的成为羡慕、学习的对象?

   不过,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民福利问责意识的觉醒,我国开始出现另一种声音,即不是把“福利国家”当成“他们学我们”的一种好事,而是当成“他们影响我们”的一件坏事。

   《环球时报》2010年曾刊出整版文章,出动七名官方顶级学者集体发声,抨击“西方自罗斯福新政以后,对老百姓实行甜头主义。”“西方现在的问题说白了就是(福利国家使)人变懒了。……中国人比你勤劳肯干,且肯忍受较低生活水平”有什么不对?这些人认为血汗工厂比“福利国家”优越,担心西方的“福利病”传染到中国,这样的说法近年来越来越盛行。

   福利国家的确也有不少问题,全面评价福利国家之利弊并非本文的任务。不过,以上说法倒确实指出了一个事实: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不可能是那种要求劳动者比人家“勤劳肯干,且肯忍受较低生活水平”的体制传播过去的。相反,这些年的改革中我们不仅在向人家学习市场经济,实际上也向人家学了不少“社会主义”。诸如廉租房、最低工资、全民医保这类东西,都是我们过去没有而在改革时代从他们那里学来的。

   就苏联而言,在苏联晚期的确社会保障比较发达。但是正如1920年代的苏俄理论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坦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固然有社会平等、福利保障方面的诉求,然而这是未来“社会主义积累规律”的事。

   现在的“苏维埃经济”遵循的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犹如“资本主义”的自由交换之前必须有个暴力掠夺消灭小农的“原始积累”阶段一样,“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任务不是平等对待占当时苏俄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而是掠夺农民“比资本家拿得更多,而不是更少”。集体农庄就是为此而设,它考虑的不会是什么社会保障,而是怎样从农民那里“比资本家拿得更多”。无怪乎会发生大量饿死农民的惨剧了。

   苏联集体农庄的最低收入保障制度是1966年才建立的,我国农民的社会保障现在还刚起步。今天我们不仅从西方学市场竞争,也在学如何搞社会保障。政策导向曾趋向于学美国,现在有人说美国的不行,应该学欧洲。但总不会是欧美学中国吧?

   西方的民*权进步的确不仅应当归功于自由主义,也应当归功于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但岂能归功于斯大林主义?!如今我们不仅要向西方学习自由主义,也要向西方学习“社会主义”。但这种“社会主义”对于我们基本是新东西,而不是原来有过、现在“恢复”的东西。

   西方的福利国家当然可以说是“逼出来的”,但那是在他们的宪政民主体制下、被他们本国的民众逼出来的,也可以说是被民主国家的劳工运动即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逼出来的。然而那与专制主义(即便是打“社会主义”旗号的专制主义)何干?19世纪欧洲迪斯累里、俾斯麦在英、德劳工运动压力下开始搞近代福利制度时,世界上哪里去找斯大林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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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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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秦川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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