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南生:中国结盟外交史上的诡诈与信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9 次 更新时间:2018-07-09 18: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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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南生 (进入专栏)  
只不说假话耳,然却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曾国藩的“信”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信守已经签订的条约,把列强限制在条约许可的范围内,抑制其贪而无厌的要求;二是讲“恩信”或“威信”,从自身的道德完善中获取自信、自立和自强的力量。今天看来,这正是对外交往所需的基本品格。1861年总理衙门一建立李鸿章就把“外笃信睦”作为主要基调。

   晚清时,中国为什么呼唤诚信外交呢? 一是晚清时朝贡体系一步步走向崩溃,中国已失去对东亚体系的主导权,就是说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已缺乏在外交中搞诡诈的实力和难以承受搞诡诈外交的成本;二是中国自身一步步进入西方主导的条约体系,条约体系中的各行为体,在法理上是平等的,诚信外交是条约体系的内在要求;三是朝贡体系时代,中国不愿意平等地对待人家,到了条约体系时代,人家不愿意平等地对待我,呼唤中国诚信外交,是因为不愿意被人家欺负。

  

几点思考

  

   一是中国外交史上诡诈外交的出现同中国权术文化流行分不开。谋略不等于权术,外交艺术不等于谋术权术,更不等于诈术骗术,外交辞令也不等于空话假话。但外交史上尔虞我诈、欺东骗西的事确层出不穷,无疑是权术文化影响的产物。宋代叶适所作的《宝谟阁待制知隆兴府徐公墓志铭》写道:“三代圣王,有至诚而无权术。”把权术视为“至诚”的对立项,十分准确。权术的主要特点是没有诚信,只有机变手段。《三国演义》展示的是一个外交上折冲樽俎的时代,也是一个“仁义”叫得最响但阴谋发展到最成熟的时代。这个时代,从表面看是沙场上力量的较量,实际上是骗术、权术、诡术、心术的较量。谁的心地最黑、脸皮最厚,谁就是胜利者。换句话说,人心愈险恶、面具愈精致、伪装愈精巧,成功率就愈高。

   1917年李宗吾的奇书《厚黑学》出版,他说他读遍二十四史,终于读出“厚黑”二字。所谓厚,就是脸皮像刘备那么厚;所谓黑,就是心如曹操那么黑。如果没有厚颜与黑心,就不能成为称霸一方的“大英雄”。“诡”字进入兵事不奇怪,进入外交更不奇怪。例如,张仪为了达到拆散齐楚合纵的目的,出使楚国,对楚怀王说:如果楚国能帮助秦国封锁齐楚边境,并于齐国断交,秦国事成后可把商于的600里土地献给楚国。这样楚国可以削弱齐国,增加土地,还可以和秦国这样的强国结交,说这对楚国是“一计而三利俱至”的好事。当楚国在张仪的利诱下与齐国真的断交后,张仪却耍赖说根本不是600里地,而是6里地。然后,秦国和齐国联手打败楚军,楚国从此走上下坡路。即使是唐太宗这样的明君,外交上也有使阴招的时候。例如,唐太宗以答应新兴公主嫁给薛延陀汗国首领夷男为诱饵,换回唐功臣大将契苾何力,换回后却不将公主送往汗国,而是设计通过断绝和亲关系促使汗国内部分裂。对此,当时就有大臣坚决反对这一外交决策,认为既已答应,不可失信。夷男发觉被骗后,气恼而死,接着,“国中乱,如其策云。”(《新唐书》卷110,《契苾何力传》,第4119页)

   二是中国外交史上诡诈外交的出现同契约文化的缺失有内在联系。《礼记·学记》有“大信不约”的话,说的是真正伟大的诚信不一定靠契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大信”不等于现代意义上的契约文化。“大信不约”的“信”能否实现,靠的是人们的良心,重视的是人际关系;契约文化的“信”,靠的是运行机制,重视的是条约关系。中国古代为何缺失契约文化?这是因为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时期,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政治上表现为集权专制,在文化上等级观念浓重,契约文化不可能在小农经济和专制政治的土壤中产生。儒家的“信”是局限于亲缘、准亲缘即“熟人”之间的“信”,是单方许诺、立誓。像刘备那样把江山托孤给诸葛亮,只是一种熟人之间的信任,而不是一种契约;诸葛亮鞠躬尽瘁辅佐刘备和阿斗直到生命终结,虽然其中包含有契约的因素,但体现的不是一种契约文化,而是一种忠义精神。

   契约文化中的信用建立在双方约定的基础上,是对双方相互合作的约束,是合意、是互信,因而相对稳定。这种信用将全社会的所有“陌生人”都囊括进来,因而具有极大的普遍性。李鸿章缺少契约文化精神,他在外交中对自己屡打“痞子腔”,老用“痞子手段”洋洋自得,引为得意之谈。当乃师曾国藩对“天津教案”颇感棘手时,他几次去信建议说与洋人打交道要“参用痞子手段”。1863年8月,戈登建议诱降守卫苏州的太平军将领——纳王郜永宽等“四王”“四大天将”,他的建议为李鸿章采纳。经过一番秘密联络,郜永宽在苏州城外亲自与戈登、程学启商议降约。双方约定郜谋杀谭绍光献苏州城以降清,程学启与郜永宽指天为誓,“即往不咎”,戈登作担保人,程学启承诺保证郜及部下性命。12月4日,郜永宽等八人刺杀谭绍光,第二天大开城门迎接清军入城后,李鸿章违背诺言,诱杀了这8个降王、降将,数万太平军在毫无戒备中被诛杀。杀降激起了戈登和洋人的强烈不满,认为这是最无耻的背信弃义。更因为戈登是太平军投降的保人,这下搭上了自己的信誉,怒不可遏。上海的外国领事馆代表列强及所有外国侨民也签署了一项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相反,对李鸿章杀降,请廷下旨明确支持,连主张“诚信”的曾国藩也称赞这种行径说:“最快人意”。(引自雷颐《杀降的“国情”与“公例”》,载《历史:何以致此》,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这说明,儒家的“信”与契约文化不是一码事。

   三是军事压力和道德感召相结合,是结盟外交成功的关键之一。地缘格局同结盟外交中的诡诈与诚信有内在的联系。春秋时,晋楚争霸,郑国夹在晋楚两个大国之间,在南北霸主的争夺中,政治立场反复多变,晋国找上门来,就宣布与晋国结盟,晋国走了,楚国找上门来,又宣布与楚国结盟,毫无诚信可言。晋楚双方都苦于难于同郑国结成巩固的同盟关系。后来,晋国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将晋国及其从属国的军队搭配分为三部分,驻于虎牢,轮流出征与楚国争夺晋国,采用“楚进则晋退,楚退则晋进”的以逸待劳的战术。郑国终于经不起晋国的轮番进攻了。郑简公向晋悼公表达了永结盟好的诚意,请求立盟歃血。晋悼公说:“交盟已在前矣,君若有信,鬼神鉴之,何必再歃?”如果有诚意结盟,就没有必要再次歃血为盟,只要严格遵守之前的盟约就可以了;如果无心友好,再多几次歃血也是白搭。晋悼公传令释放所有郑国俘虏,撤掉虎牢全部驻军,严禁军队侵犯郑国百姓。随后语重心长地对郑简公说:“寡人知尔苦兵,欲相与休息。今后从晋从楚,出于尔心,寡人不强。”【我知道你苦于兵灾,早就想停战休息了。今后你是要从晋,还是从楚,都由你自己内心决定,我不强求你。】郑简公听了这句话,感动得泪流满面,发誓再也不背叛晋国。此后较长一段时间里,郑国果然全力维护与晋国的结盟关系。晋悼公军事压力与当地感召相结合,靠诚信外交成功地拉住了郑国。(参见张程《春秋大外交》,群言出版社2015年版,第157页)

   (本文系袁南生大使在“战略圆桌”第三期活动上的发言。原文有删减,经作者审阅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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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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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一枚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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