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如何看待儒家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34 次 更新时间:2018-06-05 23:3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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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 (进入专栏)  

   一个时期以来,习总书记就中华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作了多次重要讲话,意义重大。习总书记的讲话受到广大群众和知识分子的衷心欢迎。但也应该看到,由于改革开放以前几十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彻底决裂,影响了几代人的文化观念。特别是文革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流行的错误观念,至今仍影响着许多人,包括一部分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路线作了重大的调整,我们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而在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却没有完全“拨乱反正”,以致不少在思想、宣传、文化领域工作的高级干部和学者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还停留在文革时代的水平。而在这些错误认识中,受文革流行的“反儒”“批儒”的观念影响最深,几年前有关国家博物馆前立孔子像所产生的议论乱象就是明显的表现。

   如果说在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当前要警惕什么,主要还是要警惕这些文革思维对贯彻习总书记讲话的阻碍。因此,贯彻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在思想上、认识上统一到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将不会是一个短期的过程,但我们坚定贯彻习总书记讲话精神的决心不能动摇。以下谈几点有关儒家文化的看法,供参考。

  

一、儒家思想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儒家是传承夏商周三代文明的主要学派。儒家所传承的以《五经》或者《六经》为核心的经典体系,不是一家一派的、或某一个宗教的经典,而是一个文明的经典,即中华文明的经典。自汉代以来,儒家在治国理政、追求长治久安方面的基本观念被中国的历史所选择,受到普遍认同,绝不是偶然的,是以中国历史经验的总结为基础的,也显示出儒家的基本观念符合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两千多年来发展的需要。

   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这套核心价值观是跟中国人的历史文化处境和生存条件相符合的,它和中国人生存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生产方式、交往方式是弥合在一起的,因此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是一个农业社会,而且是一个乡村宗法共同体的社会,是以家族为主要形式的生活共同体;中国又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重视统一、秩序、凝聚和团结。儒家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适合于这些社会文化的需要。

   儒家文化自古以来重视人的德性品格,重视德性的培养和人格的提升,历来高度推崇那些有精神追求的人、具有高尚道德品格的人士,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把对真理和道德的追求看得比生死更重要;孔子又说“杀身以成仁”,孟子说“舍生而取义”,都是认为道德信念的信守和道德理想的坚持不受物质条件所影响,在一定的条件下比生命还重要。儒家的这种思想在社会上造成了崇德尚义的气氛。在这种精神追求下,通过古代的精神文明规范体系“礼”,而形成了中华“礼义之邦”的社会面貌。

   儒家适合中国社会的需求因而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从先秦两汉开始儒学就不断地传承中华文明的经典,一直到十九世纪后期,所以,儒家对中国文化的传承起了重要作用。如果我们从民族精神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可以说是由不同的兄弟民族的文化共同构建的,但如果从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导方面看,我们不能不说儒家的文化和价值在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方面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华民族的数千年历史发展,必然有一伟大的力量寓于其中。这个力量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民族精神,它是给了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内在的东西。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中华文化中的一套价值观和民族精神。应当说,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

   儒学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与道德规范。儒学在历史上对传承、发展中华文明发挥了主要的积极作用。儒学在形成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儒学在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方面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基本共识。

   儒家创始人孔子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志。这是孔子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以及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中,自然地获得了这样的地位。所以如何对待孔子,是一个涉及到民族文化的具有根本性的问题。习总书记的曲阜讲话高瞻远瞩、立场鲜明,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儒家思想与现代文明的关系

  

   应当肯定,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主题是现代化,单靠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完成这一现代化的任务,单靠中国传统文化也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但这绝不等于说只有打倒中国传统文化才能现代化,才能实现民族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没有自发地引导中国走入近代化社会,但中国文化的传统不必然与模拟、学习现代的政治、经济制度相冲突,东亚各国在学习现代化中的成功就是证明。

   如果从科学与民主来看,孔子本来非常重视好学博学,宋代以来的儒学特别强调格物致知,这些都为近代中国接引西方科学的输入奠定了基础。古代儒家的民本思想,虽然并未历史地发展为民主政治的设计,但在价值观上是可以通向民主的。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儒家思想与科学、民主没有冲突,是可以融合的。

   尤其是,战后东亚儒学文化圈内各国的经济起飞和中国经济90年代以后的高速发展,证明了后发现代化国家并不需要先经过文化的自我革命才能实现现代化,受儒家文化滋养的社会完全有能力在开放的空间实现现代化。

   当然,儒学不是鼓吹革命的意识形态,儒学也不是启动改革的精神动源,但儒家文化所熏陶的人士也重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近代以来的儒家士大夫如林则徐、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康有为、谭嗣同等都是主张开放改革的仁人志士,百年来追求救国救民、追求民族复兴的人往往都在其人生中践行了儒家倡导的精神价值。

   更重要的是,儒学是探求“治国安邦”“长治久安”的思想体系,这一特点使得儒学在现代化之中的中国社会重新显现出其长久的意义和价值。

   如社会学家所指出的,现代文明内在地包含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紧张,现代文明的突出特色是工具理性的发展,市场经济和功利主义成为主导,价值理性则相形萎缩。因而与一切古代文化传统如基督教、佛教传统一样,儒家思想与市场化和功利主义的现代化文明是有冲突的。

   在中国,现代的市场经济与商业化趋势,已经导致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的大幅度扩张,而儒学的价值理性正可以适应现代社会对于道德规范与精神文明的要求,以改善社会的伦理生活与精神生活,而使现代化趋向文化上平衡、结构上合理、伦理上合宜的发展,为现代化工程确立适当的人文环境。所以儒学对现代化的作用主要不是工具意义上的助推,而是坚持倡导与现代化市场经济相补充、相制约的伦理价值和世界观。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的重要意义,除了确立民族文化根源和发展文化传承以外,主要不是为推动全球化、现代化的进程,而是在社会层面上,满足社会秩序、伦理、文化、心灵的需要,建设社会的精神文明;在政治层面上,探求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来构建共同价值观、巩固国家的凝聚力,积极地运用中国文化的资源以重建和巩固政治合法性。社会转型需要一种与之前时代不同的意识形态。

   在现代化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道德秩序和个人安身立命的问题日益突出起来,市场经济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带来了人与人关系的新的变化。与其他外来的文化、宗教相比,在稳定社会人心方面,传统文化提供的生活规范、德行价值及文化归属感,起着其他文化要素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在“心灵的滋养、情感的慰籍、精神的提升,道德的指引”方面,为当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中国人提供了主要的精神资源,在引导心灵稳定、精神向上、行为向善、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文化有其自己的价值领域,那种把文化问题总是联结到现代化、全球化的单一思维应当改变。

  

三、关于儒家文化的精华和糟粕


   传统文化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药方,传统文化并不能解决我们现实生活遇到的一切问题。传统文化只是我们的文化根基,在其基础上如何建构起适应人民需要的现代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体系,发展政治文明、持续经济增长、健全法制生活,繁荣文化发展,需要全社会的创造性的努力。同时也需要通过适时的引导,帮助人民分辨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分辨永久的价值和过时的东西,使传统文化的资源更能够结合时代的要求发挥其作用。

   所谓中华文化的精华,就是传统文化中“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成分,具体的内容在习总书记2014年9月国际儒联讲话中已经表达为十五个方面,相当全面。

   需要补充讨论的有两点:

   第一是标准问题,区分精华和糟粕的标准,我们常说以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特征作为标准,其实这是片面的。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和道德美德、唐诗宋词的美学价值等,既不是科学,也不是民主,都不能在这种标准下被肯定,但它们都包含着超越时代、超越地域的文化精髓。

   第二是糟粕问题。如果从当代社会生活的角度看古代文化,古代社会所讲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已经属于过时的糟粕;古代制度中的尊卑之别,其中体现的长上与幼下的法律不平等是过时的糟粕;古代文化中以男性为中心而歧视妇女是过时的糟粕;古代道德中要求妇女严守贞洁的规条是过时的糟粕。

   传统文化的精华要大力弘扬,以满足我们今天的社会文化需要,但是以上所说的糟粕如“三纲”,在我们今天现实生活中早已经不存在而且没有什么影响,所以我们今天并不需要去强调传统文化的糟粕是什么,主要应该加强正面宣传,加强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道德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文化自信和做中国人的骨气。

   其实,应当注意,更多的情况是,近代以来儒家文化中一些受到争议的文化观念不能简单说成是糟粕,而多是属于价值偏好和文化偏重。儒家学说中往往强调了某些方面,而不重视某些方面,从而引起了一些当代人的批评。如从当代文化的立场看,儒家强调群体高于个人是正确的,但忽视个人是缺点;儒家强调义务先于权利是对的,但忽视权利是缺点;儒家强调责任先于自由是对的,但忽视自由是缺点;儒家强调道德教化是对的,但忽视法治是缺点,等等。

   其实,古今中外每一家的思想体系都是如此,都有其重视者和忽视者。所以,我们不能只用区分精华与糟粕的简单化方式处理传统文化的这些复杂性。合理的做法是,对某家某派学说,正面大力发挥其积极的一面,而用不同方式补充其忽视的另一面,这也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改善的方法首先是加强制度建设,如有了加强法治建设,强调儒家的道德教化就不会发生偏向。

   其次就是在实践上把儒、墨、道、法等多元的文化元素综合起来,让各种文化互相补充、互相作用,而不是独尊一家、排斥其他,这样就能整体地发挥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但是,在理论上仍要确认传统文化的主流价值以儒家为代表,这既是中国历史的事实,也是中国历史的经验;与现实的具体操作不同,普遍性的道德价值和理想必须永远被置于声言的首位,因为它代表了人类社会的理想,也是人性的内在要求。

   最后,儒家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是发展的,与时俱进的,20世纪30-40年代的儒家思想家都致力把传统文化和现代观念结合起来,求得二者的融合,今后的儒家思想发展也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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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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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哲学史》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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