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圣平:民法典担保物权法编纂:问题与展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2 次 更新时间:2018-05-12 01: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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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圣平  

   【摘要】 本次民法典编纂,在担保物权的主类型上应增加让与担保,在亚类型上应增加营业质权。就章节体系安排而言,中国民法典在维系目前的结构之下增加让与担保权一章,并将其置于法定担保物权留置权之前;在抵押权章内部的分节亦应相应调整。在担保财产的范围上,应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以及海域使用权可以抵押,同时对权利质权的范围采正面列举与反面排除相结合的立法方法。股权质权、知识产权质权、应收账款质权等质权的设定应改采登记对抗主义,以与动产抵押相统一;同时应构建统一的动产融资登记公示制度,以建立统一的优先受偿次序。在担保物权的特性上,民法典编纂之时亦应做出相应修正,即承认当事人可依约定突破担保物权的从属性;明确代位物并不仅限于金钱,且物上代位所取得的法定质权与原担保物权顺位相同;认可抵押物可自由转让,并承认抵押权的追及效力。就担保物权的实行方式,应在对担保物权人课以强制性清算义务的前提下承认流质契约的效力,同时在公的实行上增设强制管理的方式。

   【中文关键词】 担保物权;营业质权;追及性;登记对抗;强制管理

   【全文】

   目次

   一、问题的提出

   二、担保物权种类的增设和章节体系的调整

   三、担保财产范围的扩充

   四、担保物权设定规则的修正

   五、担保物权效力规则的修正

   六、担保物权实行规则的修正

   七、结语

  

一、问题的提出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这为我国未来民事立法工作指明了方向,[1]也为民法的法典化提供了绝佳的政治环境和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2]虽然我国最高立法机关庄严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3]但民事立法的阶段性、经验性、局限性、简略性特征决定了我国民法自始无法做到以市民社会为基础、以意思自治为理念的系统构造。[4]如此,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如何对现行散乱的民事规范进行全面整理,就成了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

   在民法总则立法已经完成的情况下,民法典各分编的起草工作已经启动。在现行民事单行法之中,担保法是最活跃的领域,在现代经济体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借由担保法制以创造信用、降低授信风险,乃是现代社会中拓展经济活动的一大手段。[5]我国担保法制的演进在一定程度上证成了法律因经济而动的基本规律。1981年《经济合同法》和1986年《民法通则》仅对担保制度作了基本规定,内容相当简略,与当时的商品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保障信贷和商品交易的安全基本作用的担保制度愈发重要。[6]为应对日益严重的“三角债”问题,1995年《担保法》对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定金等担保方式作了具体规定,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担保法制。2007年《物权法》在《担保法》的基础上,“增加了可以用作担保的财产的规定,进一步完善担保制度”。[7]由此形成了我国担保制度中物的担保位于物权法、人的担保位于担保法的特有结构。

   在“将现有单行法作为未来民法典的组成部分,并在其基础上予以编纂”的思路之下,《担保法》在我国民法典中是否独立成编,是为编纂之初所应考虑的。《担保法》实为应景之作,立法者就此并没有多少体系考量,在《物权法》抽离其中物的担保部分之后,《担保法》中人的担保部分应成为合同编的有名合同。这一体系安排似乎成为目前编纂工作中的当然之理。“鉴于我国《担保法》中担保物权的内容已为《物权法》所取代,剩余的关于保证和定金的有效规定完全可以在修订《合同法》时并入‘分则’中的具体合同类型(如增设‘保证合同’、‘定金合同’两章)部分。因此,《担保法》已无独立存在的意义。”[8]立法说明中即反映了这一思想。“民法典将由总则编和各分编组成,目前考虑分为物权编、合同编、侵权责任编、婚姻家庭编和继承编等。”[9]

   立法例上,继受《法国民法典》的1994年《魁北克民法典》早已将担保物权独立成编;2006年,极为珍视《法国民法典》这一民族遗产,在修正问题上一直趋于保守的法国,更是增设担保编,改变了三编制的法典体系,成为了古老法典适应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的典范。[10]但这一现象并未影响到我国民法典编纂时的分编构造。本文作者主张,无论将民法典规范定性为裁判规范还是行为规范,担保法均应在中国民法典中独立成编。既定的邦联式分则体系早已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所谓的法典形式理性,债法制度已被肢解为合同编和侵权责任编,如加上学界热议的债权总则编,已经使得我国民法典的立法技术进一步地导向实用主义。在此总体思想之下,各种担保制度统合在一起构成独立的担保编,既便于立法中提取“公因式”,抽象各种担保制度的共通规则,形成担保编的小总则,达到立法简约的目标,又便于担保交易主体集中了解担保规则,便于法官适用法律,避免在法典内部不同编之间来回穿梭去寻找规范基础。不过,我国民法典的分则体系涉及重大的立法政策选择,本文仅就其中担保物权法部分展开分析,无论最终采取哪种立法体例,均不影响本文研究的价值。


二、担保物权种类的增设和章节体系的调整


   我国《物权法》担保物权编分一般规定、抵押权(下分一般抵押权和最高额抵押权两节)、质权(下分动产质权和权利质权两节)、留置权等四章,采行意定担保物权与法定担保物权两分的体系,其中意定担保物权依据是否移转标的物的占有再区分为抵押权和质权,法定担保物权仅有留置权一种。依标的物的不同,抵押权有不动产抵押权、动产抵押权和权利抵押权之分;质权有动产质权和权利质权之分。在严格的物权法定主义之下,现存有限的物权类型无法满足经济交易关系的发展,民法典物权编中的物权类型宜丰富多样并相对开放。[11]本文作者建议,在担保物权的主类型上应增加让与担保,在亚类型上应增加营业质权。

   (一)增设让与担保

   让与担保是指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第三人将担保物的所有权移转予担保权人,债务清偿后,担保物应返还予债务人或第三人;债务不获清偿时,担保权人得就该担保物优先受偿的一种担保形式。[12]经由实践、学说、判例发展起来的让与担保制度,在我国信贷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采用,裁判实践就相关纠纷并未形成相对一致的解释结论,其隐蔽性、与实定法上物权法定原则和禁止流质契约规定的冲突、实行时可能损及债务人的利益等弊端已广受诟病。为使让与担保在金融担保交易实践中发挥正面作用,矫正让与担保制度及其实施效果的偏差,应当在本次民法典编纂之际将其成文化,明定让与担保权的法律构成和公示方法。

   就动产让与担保而言,其在功能上与动产抵押均属于非移转占有型的担保物权制度。动产抵押已为《物权法》所明定,并将在民法典中保留,此际,是否还有必要再行规定动产让与担保,是目前动产让与担保成文化的争议核心之所在。从权利构造上来看,动产抵押以限定物权为展开逻辑,即在担保物上设定抵押权,担保物所有权仍属抵押人,而动产让与担保的设立需要移转担保物的所有权。[13]从实现方式上来看,动产抵押权体现为就抵押物与抵押人协议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动产让与担保是由债权人按照事先的约定取得担保物的所有权,无须经过公权力机构的干预,可以节约担保物权实现的成本。由此可见,动产抵押与动产让与担保各有其制度特点,两者不具有互相替代性。[14]在民法典中同时规定两者,增加动产担保的形式,以供当事人参酌具体情形加以选择,有利于促进动产担保交易的达成。[15] “立法者应知当事人才是其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切不可因立法者的一时不放心,而阻断了人们利用财产的一种新的方式的诞生”。[16]

   与传统的动产担保物权不同,动产让与担保的设立不以移转占有为要件,这种所有权与占有相分离的状态欠缺公示表征,容易引发与不知情第三人间的利益冲突。因此,公示制度的构建是让与担保成文化的关键所在。[17]在德国民法上,以占有改定作为让与担保的公示方式,这实际上欠缺形式意义的公示价值,[18]几乎等于完全没有公示作用。[19]可见,以占有改定的方法公示让与担保并非值得效仿的方式。动产让与担保与动产抵押是功能类似的制度,在登记已经作为动产抵押权的公示方法的前提之下,动产让与担保的公示方法亦应选择登记。至于登记所产生的暴露当事人经济状况[20]和增加当事人交易成本[21]的问题,可由声明登记制(notice filing)所解决。声明登记制之下,登记的内容较少,采行登记公示不会过分暴露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同时可起到公示的作用。在登记系统电子化改造之后,登记成本亦在可控范围,不会增加担保交易的总体成本。

   不动产让与担保的增设理由与动产让与担保相同,只不过登记是其生效要件。

   (二)增设营业质权

   营业质权在我国固有法上由来已久,是最具有本土特色的物权制度,[22]但在新中国法制建设过程中,曾一度被视为封建剥削制度的“残渣”予以废止。改革开放之后,为满足信用授受的需要,补充正规金融之不足,典当制度渐受重视。传统意义上的营业质权“乃一般民众筹措临时应急小额资金之简便方法,为我们源远流长之惯行,有其存在价值。”[23] 1996年《典当行管理暂行办法》、2001年《典当行管理办法》、2005年《典当管理办法》先后就典当交易作了界定,使之成为不同于借贷担保交易的一种新类型交易。

   营业质权与动产质权的标的虽均为动产,但在制度构成上有其特殊性:第一,营业质权是典当行与当户之间以当物为基础的法律关系。当户将其财产(权利)作为当物出当给典当行,典当行发放当金,收取综合费用,当户支付当金利息、偿还当金以赎回当物或者弃赎绝当。营业质“因物称信”、“以物质钱”的特点决定了典当交易仅有两方当事人,即典当行和当户,不存在以第三人之物出当的情形。第二,在权利内容上,营业质权不适用于动产质权的一些规定。首先,营业质权人不享有孳息收取权,在当物产生孳息时,营业质权人负返还之责。其次,即使经出质人同意,营业质权人亦不得转质;最后,若当物灭失,营业质权随之消灭,营业质权不具有物上代位性。[24]第三,营业质权的实现无需清算,不受禁止流质契约限制。营业质权的实现条件以绝当为前提,逾期不赎当,也不续当的,为绝当。在绝当时,允许典当行径行取得当物所有权,而无须经过清算程序,不受禁止流质契约规定的桎梏。[25]同时,如若当物价值超过所担保债权额者,典当行不负返还余额之义务;在当物价值不足所担保债权额时,当铺亦不得请求出质人补足差额。[26]第四,营业质权不适用最高额质押权的规定。最高额质押权是为信用的循环使用而设置,而营业质权是为小额资金的临时筹措而存在,两者在立法目的上不相符。[27]任何法律制度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不可能为其他制度完全替代,[28]基于以上营业质权的独特价值和中华文化特色,应在民法典动产质权章中对之进行专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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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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