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杰:被遗忘权:传统元素、新语境与利益衡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4 次 更新时间:2018-05-10 02:3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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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杰  
如为负面报道,易受众口铄金之苦,甚至可能遭到物理性伤害。因此,当个人信息自决与媒体披露发生冲撞,此时的法律操作主要不是基于市场竞争秩序而贯彻诚信原则,而是在媒体披露的价值与披露给当事人造成的伤害间加以权衡。

   在美国案例迪亚兹诉奥克兰论坛报案中,原告曾接受变性手术的隐秘事实为媒体所披露,[43]法院衡量之下,判给原告77.5万美元赔偿。判决写道:与被告的主张相反,我们没有发现该信息与迪亚兹的适任性之间有什么关联。她是变性人的事实并不有损于她的诚实和判断能力……被告主张,女性社会角色的改变使得这则报道具有新闻价值。这种辩解空洞无力。这篇文章的主题无论如何都不是启发公众关注当下的社会问题……琼斯以迪亚兹为代价来玩弄幽默的意图揭穿了这则文章意在教育读者的所有伪善面目。琼斯知道,只要他将该事公诸于众,迪亚兹便会受到严重的精神伤害。但是,他还是将迪亚兹变成人们嘲弄的对象,进一步羞辱了迪亚兹。……陪审团可以合理地从这些事实中推论出,琼斯这么做的目的是凌辱或羞辱迪亚兹……。[44]

   迪亚兹案涉及的信息是纯粹的个体私密,然而每个人在其一生中产生的信息并非都是如此,诸如担任公职、接受采访、参与公众性活动乃至从事职业,都不同程度地与外部发生联系,由此产生的很多信息也关乎公共利益。一些个人信息甚至可以从起初的单一属性转变为具有双重属性。例如,某人是一家上市公司排名第十一位的股东,且持股比例不超过5%,此时持股情况还是他的个人信息。一旦排名靠前的股东出售股票,使他跃升为公司第十大股东,他的相关信息就变成了应当公开的信息。[45]再如,在某些国家,某位女士的财产状况本来也是个人信息,而一旦她的先生成为政治领导人,她作为妻子的财产情况即进入公众有权关心的范围。

   (二)可得旧事重提与否的衡量要素

   在进入有关互联网上放置旧报道的讨论之前,重温有关传统媒体旧事重提的法律经验,可以为新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路。这些经验显示,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披露当事人的个人信息,决定于报道的事件具有多强的公共属性,决定于信息的时效性和报道对当事人将会造成的影响。

   从要素衡量的角度,首先是看当事人卷入的事件有多强的公共属性。事件越是关系公共利益,当事人的行为越是触及法律,媒体披露的价值就越大。小人物的轻微违法或许不需要太多的公众关注,但是大人物一次小小的以权谋私也值得最大限度的曝光。以刑事犯罪为例,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出,罪行对法律秩序和个体法益的侵害,公众对受害人的同情,对此类犯罪再次发生的恐惧以及防范的努力,原则上构成公开犯罪及犯罪人细节的理由。犯罪事实、作案手段和严重程度越是超出一般的犯罪,传播价值就越大,对犯罪及其动机以及对犯罪追查的了解渴望就是一项有正当性的利益。[46]

   其次是看报道的时效性,也就是与当前社会生活的关联度。报道内容越为最近发生的事件,与当下社会生活联系越紧密,公众了解相关情况就不仅仅是获得知识上的增益,还关乎其行为决策。因此,就犯罪行为所作的实时报道,公众的信息利益优先。在犯罪人即将释放之时或久已开始新的生活后,进行持续、重复、面向广泛受众群的旧事重提,则意味着对犯罪人进行新的社会惩罚,对其再社会化将构成威胁,[47]原则上不具有正当性。[48]还要看报道对当事人可能造成的影响,这与报道的类型和方式方法也有关联。[49]在著名的雷巴赫案第一季、[50]第二季[51]两个案件的判决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前一个案件中支持了原告的禁播请求,在后一个案件中却态度相反。雷巴赫案第一季中,犯罪人行将释放,如果不阻止对行为人指名道姓、呈现其相貌的纪录片播出,将导致当事人再社会化的重大困难,因此宪法法院支持了禁播请求。[52]而在雷巴赫案第二季中,宪法法院指出,电视台对犯罪行为人使用了虚构的姓名,剧中也没有出现其相貌,犯罪人的再社会化不会因为电视剧的播出而受到危害。法院给出的理由是:对于那些原本对案件知情的人而言,他们对于行为人的认知已经确立,电视剧的播出不会改变什么;对于好奇的不知情者,有些人可能经过仔细调查而获得行为人的姓名,但这种危险非常之小。尤其是,事情过了三十年,一般人都会想到,案件中的当事人垂垂老矣,对他们加以抵制或进行负面评价的可能性通常已经消逝。而就涉诉电视剧而言,固然表现的是当年旧事,但也并非仅有娱乐性质,而是以电视剧形式再现历史视点,呈现行为人的行为、动机,尤其是案件的追诉和公众的反响,以及案发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相当的公共价值。[53]

   在中国“被遗忘权第一案”中,原告任甲玉希望其曾供职于陶氏公司的经历能够被遗忘,然而法院认为,任甲玉确曾在陶氏公司从事过相关的教育工作,涉诉工作经历是任甲玉最近发生的情况,由于任甲玉仍在企业管理教育行业工作,涉诉行业经历与其目前的个人行业资信具有直接的相关性及时效性,保留这些信息对于包括任甲玉所谓潜在客户或学生在内的公众知悉任甲玉的相关情况具有客观的必要性。[54]法院正是从信息的时效性和公共属性角度论证了公众了解相关信息的正当性。

   质言之,如果事件具有较强的公共属性,且为实时报道,则当事人利益退居其次;如果报道的公共属性和时效性均较弱,而披露给当事人造成的影响甚巨,则不宜再次聚焦。当然,报道时也要注意比例原则。对于一项严重刑事犯罪,实时报道不但有权指名道姓,出现行为人的照片,还可以涉及他的个人生活,只要他的生活与其行为有直接的关系,对于理解其动机和行为前提有启发,对于评价行为人的过错有帮助。[55]对于轻微违法,则通常并无必要。

   (三)互联网存档的妥当与否

   作为新的传播媒介,互联网不仅提供新闻,也为人们了解旧闻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海量数据库。互联网上的旧闻可能是媒体通过纸面、无线电等媒介传播后,又将报道内容置于网站,还可能是从一开始就以互联网传播的形式出现。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导致的后果都是报道内容恒久地供在线访问。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对个人经历的报道,哪怕是早年的经历,也因为互联网访问的便捷性而带有了某种“保鲜”的味道。当事人通常不希望自己早年的负面经历为网络用户甚至是自己周边的人通过网络查知,那么,他对此类内容是否拥有被遗忘权?由上文论述可知,解决旧报道上网问题的方法同样是利益衡量。[56]

   互联网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对新近发生的事件的传述,还在于其保存历史的功能。将不再具有实时性的报道放置于互联网,供有兴趣的用户查阅,也是媒体履行其公共责任的表现,[57]如此才能够保障公众更加充分的知情和参与民主社会的意见形成。[58]在前网络时代,保存历史往往要通过专门的机构和人员,例如图书馆、档案馆等,这同时也提高了公众了解和研究历史的门槛。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消除了这一门槛,其存档功能应予肯定。

   互联网上的公众注意力是分散的,旧报道上网不等于新闻聚焦。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新闻上,放在网站首页或主要页面,当旧闻仅仅存在于互联网的某个角落,意味着其引发关注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寻找这一信息需要付出搜索成本。考虑到旧闻已经处在公众的注意范围之外,搜索这一信息者更可能是对此有研究需要的人,其范围一般是有限的。换言之,旧报道虽然时效性不强,但其对当事人的影响也远逊于新闻聚焦,而将这样的报道从网站的非显著位置加以删除,却删除了历史和人们了解历史的便捷途径。

   2009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一个涉及网站的档案性存储行为是否合法的案件中认定,当一则旧报道仅仅存在于网站的非主要页面,并被标识为旧报道,而且报道内容本身真实客观,那么,报道就不会将原告“永远地钉在耻辱柱上”,或以某种方式将原告重新“拉到公众聚焦之下”,因而可以继续存在。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特别指出,普遍的删除权将会对意见和新闻自由发生阻吓效果,将束缚信息和通讯流转。如果放在旧报道页面上的文字因为过上一段时间或基础情况发生了变动就不得继续存在,如果媒体有义务不断地对存在网站上的全部报道进行合法性审查,意见自由和媒介自由就被不合理地限制了。考虑到此类审查要付出的人力和时间花费,相当有可能发生这样的后果:媒体要么完全不公开档案或者在初次播送时就去掉日后会让在线档案变得违法的内容,这首先是犯罪人的姓名。然而,这些内容本来恰恰是公众有权利知道的。[59]

   2017年1月,日本最高法院亦就一个被遗忘权案件作出终审判决,推翻了下级法院关于原告享有删除旧报道链接之权利的判决。最高裁判所认为,移除搜索结果与否,需要权衡信息的重要性与向大众提供该信息的必要性,以及原告将会蒙受的名誉损害。原告多年以前因触犯反儿童卖淫法而获罪的事实,属于不想让别人知道的隐私,但儿童卖淫是针对儿童的性剥削与性虐待,在社会上受到强烈谴责,公众了解这一事实的公共利益依然十分重要,因此,无法认定不公开发表事实的法益优先。[60]

   由于互联网存档具有重大公共价值,且其不属于对当事人进行新闻聚集,故当事人的人格保护应让位于信息自由,互联网上的旧报道原则上应允许其以原貌存在。正如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所言,人格保护并不意味着行为人可以完全免于对与其人格相关事件的报道,即便是法律制裁,也不导致行为人获得不受限制的让行为消失于公众视野的请求权。[61]

  

三、针对搜索引擎的被遗忘权:移除姓名搜索结果与否

  

   在冈萨雷斯一案中,冈萨雷斯要求移除原始网页,并要求移除搜索商设置的姓名搜索链接,欧盟法院支持了后一请求,理由有二,一是原始网页信息已经过时、不准确(不反映当前状况),二是姓名搜索导致对当事人的画像。[62]报纸网站上的报道确实不反映冈萨雷斯的当前经济状况,因为它本来就是一则旧报道,至于其内容则准确客观,因此,欧盟法院的第一项理由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其第二项理由是否有说服力呢?

   (一)以侵害画像权作为取消姓名搜索之理由的妥当与否

   欧盟法院认为,姓名搜索使得任何网络用户能够随时通过搜索结果列表得到互联网上有关特定人的信息的结构性的概貌,从而建立起这个人的细节性画像。没有搜索引擎,这些信息之间的关联不会浮出水面,至少发现这种关联存在着极大的困难。[63]这种画像行为要预先得到被画像者的同意。[64]

   问题是,即便按照欧盟法院的说法此中存在着画像行为,实施者也不是搜索服务商,而是网络用户,搜索服务只是为用户画像提供了便利。当然,欧盟法院为了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断然将画像的预备阶段也纳入禁止范围,亦非不可,然而,网络用户根据浏览所得信息而对特定人画像,是否构成个人信息保护意义上的画像行为,同样存疑。据《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4条所下定义,“画像”是指任何形式的对个人信息的自动化处理,表现为使用个人信息来评估某个自然人的个体特点,尤其是用于分析或者预测与该自然人工作表现、经济状况、健康、个人喜好、兴趣、可信赖性、行为、位置或活动有关的特征。[65]画像行为的特征是“通过自动化处理以呈现自然人的个体特点”。在冈萨雷斯案中,搜索服务商的“自动化处理”并非旨在呈现自然人的个体特点,而网络用户则未实施“自动化处理”,欧盟法院以所谓画像作为删除的依据,值得商榷。

即便勉强承认姓名搜索也是画像,亦不能自然得出欧盟法院的结论。因为,欧盟法院强调了姓名搜索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却未提及此类搜索之于信息社会的重大价值。当人们想要了解某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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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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