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伟:数字经济的贡献究竟有多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9 次 更新时间:2018-04-26 12: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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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伟  

   不久前,我参加了一次关于数字经济的研讨会,在会上听到了很多有意思的观点。在众多的发言人中,一位来自中科院的学者令我印象深刻。这位学者用翔实的数据论证了一个观点——数字经济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其实并没有大家平时想象的那么大。他指出,从历史数据看,作为数字经济载体的信息通信产业(简称ICT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不到10%,远不如制造业等传统产业。更为重要的是,虽然近年来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但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一直上升缓慢,甚至在一些年份中出现了下降。因此,并没有证据表明数字经济提升了中国的生产率。基于以上分析,他给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现阶段不应将数字经济视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应更多地依靠传统产业来拉动经济。

   必须承认,这位学者给出的论据是十分扎实的。只要翻翻资料就可以发现,各国的ICT产业占GDP的比重基本在2%-15%之间,平均来讲约为7%左右。中国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但在整个GDP中占的绝对比重也不能算大。如果对各国数字经济规模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做一些简单分析,更是不难发现这两者间的关系并不十分明确,甚至在一些国家呈现出负相关关系。

   事实上,经济学家们早就发现过类似的种现象。上世纪80年代,计算机产业蓬勃发展,被认为对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但当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试图利用计量技术对这一新兴产业的经济贡献进行测算时,却得到了大跌眼镜的结论——统计显示,计算机产业几乎对生产率没有贡献,对GDP的贡献也很小。于是索洛不禁感叹到:“计算机带来的改变无处不在,只有在统计数据中例外!”

   在经济史上,索洛的这一发现被成为“索洛悖论”。自从这一悖论被发现以来,经济学家们似乎总能不断挖掘出支持这一悖论的证据。从统计上看,无论是计算机、互联网,还是最近火热的人工智能,似乎都没给生产率和GDP带来明显的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讲,那位中科院学者所发现的情况,可以被看作是在数字经济环境下对“索洛悖论”的又一次重新发现。

   “索洛悖论”的存在,让很多学者开始为现实感到沮丧、为未来感到担忧。美国西北大学教授罗伯特·戈登在前几年曾出过一本颇有影响的书《美国经济增长的起落》。在书中,他不无忧虑地写道,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在不断下降,所谓的“数字经济革命”带来的增长,远不如上世纪初的电气化革命。而执教于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泰勒·考恩教授在其畅销书《大停滞》中则更是悲观地认为,所有“低垂的果实”都已经被摘尽,未来世界很可能出现技术停滞、经济衰退的状况。

   那么,关于“索洛悖论”,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正在发生的“数字经济革命”究竟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还是一场虚幻?我们即将面临的,究竟是新的经济繁荣,还是长期的停滞呢?数字经济又到底能不能成为未来经济的重要动力呢?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对数字经济的测算有哪些问题?

   在我看来,“索洛悖论”并不能说明数字经济没有给现实带来贡献。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悖论事实上是在一套并不十分合适的测算方法下得出的。这就好像我们用一把刻度不准的尺子去度量物件的长度,得到的结论当然会令人奇怪。

   那么,现有的对数字经济的测算有哪些问题呢?在我看来,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使用的标准并不合适。无论是索洛测算计算机的贡献,还是后来的学者测算数字经济的贡献,他们所依赖的数据都来自国民经济核算,关心的重点都在GDP上。而关于生产率的各种分析,则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尽管这套由诺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于上世纪中叶提出的核算体系能比较好地适应工业时代的统计要求,但在数字经济时代却显得有点力不从心。

   对国民收入核算有所了解的读者应该知道,GDP所统计的,是市场上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这里有两个关键词要注意,一是“市场”,二是“价格”。先看“市场”,并不是所有的经济活动都会被计入GDP。那些没有在市场上出现的经济活动,例如家庭劳动、黑市交易等都不会出现在GDP当中。再看“价格”,只有那些在市场上能卖出价格的产品,才会被统计到GDP当中,否则就不会被计入。

   在工业时代,这两个问题并不是很大——从总体上讲,出现在市场上,并且可以被价格度量的经济活动,占据了总体经济活动的绝大部分,因此,GDP大体上可以刻画经济活动的活跃程度。但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由于技术的急速进步,很多东西的价格开始不断降低,甚至很多免费的商品也开始出现。以互联网的使用为例,在我刚接触网络时,上网绝对是一件奢侈的事——去网吧包个夜要花上好几十块钱,这在当时的收入条件下,这绝对是一笔“巨款”。但在20多年后,网络的使用成本已经基本降到了零——只要你想,随处都有免费的WIFI可以“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看对GDP的贡献,那么上网费的贡献绝对是在不断下降的。但我们可以说,这种变化对于我们的生活是没有贡献的吗?

   我喜欢用一个比喻:在伊甸园中,人们无所不有。但由于一切都太富饶了,所以都不用花费代价去获取,换言之,所有产品的价格都是零。如果我们要统计伊甸园的GDP,那毫无疑问就是零。而当人们被赶出伊甸园后,一切都变得稀缺了,于是所有东西都有了价格,GDP也瞬间暴涨了。但是,如果从人们的福利来看,被赶出伊甸园无意是一个巨大的损害,因此在这种情况下,GDP并不能很好刻画经济活动,更不能度量生活水平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数字经济给我们带来的,就是一个从人间回到伊甸园,从稀缺走向富饶的过程,虽然从GDP上并看不出这些,但它却是实实在在发生的。

   二是,并没有很好刻画出数字经济的本质。数字经济和传统经济有很多不同。除了带来收费到免费的改变外,数字经济带来的影响至少还有两个方面:产品质量的巨大改进以及产品种类的极大丰富。

   先看产品质量。木心先生有一首诗,叫《从前慢》。里面有一句叫“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听起来很感人,但如果我们抛去诗中那一层含情脉脉的面纱,得到的就是一个并不美好的过去——缓慢的交通、恶劣的通讯,巨大的交易成本,并不便利的生活。而现在这一切都改变了。我们出门还坐车,但车的速度已经快了;我们已经不用信件,但email的效率却要比信件不知道快多少。或许,除了我们更难获得真爱外,一切物质世界的产品质量都比以前要好了。

   再看种类。在过去,我们能够接触到的商品,不过几百件上千件。“百货”已经可以被用来形容商品的琳琅满目。而现在,只要你打开淘宝或者京东,数以百万计、千万计甚至亿计的商品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所有这些,都是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而在数字经济时代,我们通过一种平台的组织,就能轻松获取到。

   从直观上看,质量的进步和种类的增加都应该被反映到统计当中去,但很遗憾的是,现有的统计并没有考虑这些。

   三是,没有考虑数字技术的“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特征。数字经济是一种“通用目的技术”,它的发展不仅表现在本产业产值的提升上,更反映在对其他产业的生产率提升、产出增加上。因此,如果要全面刻画数字经济的贡献,我们就不能仅仅考虑ICT产业这个单一的产业,而应该算上它对农业的贡献、它对工业的贡献、它对金融业的贡献……只有这样,整个测算在逻辑上才是完全的。

   由于有以上三方面问题的存在,目前的统计事实上很难反应出数字经济的贡献,因此相关的统计方法亟待改进。

   可能的测算之路

   在知道了现有统计存在的问题后,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些测算数字经济贡献的新思路。在OECD的一份报告中,就提出了一个可以参考的框架。这份报告认为,数字经济带来的经济贡献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直接贡献、间接贡献,以及福利改进。

   直接贡献容易理解,它大体上可以被解读为ICT产业本身的产值。间接贡献指的是数字技术对其他部分所带来的产值增量贡献。在实践中,我们可以通过投入产出法计算出ICT产业对其他产业的乘数后来估算这部分的数值。相比于其他两个方面,福利改进是比较微妙的。简而言之,它刻画的是从价格、质量、种类等变化给人带来的影响究竟相当于在原有条件下给人多发了多少钱。

   在文献中,测算福利改进的方法有很多,包括直接陈述法、特征价格法等。在数字经济领域,被采用较多的是一种基于时间分配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灵感来自于已故诺奖得主加里·贝克尔的经典论文《时间分配理论》。在这篇论文中,贝克尔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时间是有价的,人们可以用它来赚钱,也可以用它来消费。当人们把时间用于消费时,其机会成本就可以用这段时间内他可以获得的收入来衡量。这个观点,对于测算数字经济的贡献十分重要,因为在数字经济时代,人们的很多活动(例如上网)其实并不花钱,但是要花时间。因此通过活动的时间,就可以刻画出活动的价值。我和几位合作者曾做过一项研究,发现2014年互联网为消费者创造出的价值大约相当于当年GDP的11%。有这个数字,我们可以得到结论:数字经济对经济造成的贡献其实相当可观,只不过在现有的统计方法下,它们被漏算了而已。

   当然,关于数字经济的贡献,尤其是福利改进的度量,学者们还在不断地进行探索。就在几天前,《第二次机器革命》的作者之一布雷恩·约弗森刚在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的网站上贴出了一篇工作论文,论文讲述了他如何利用大规模的网上实验来刻画数字经济带来的福利改进。我想,这些新的方法应当会帮助我们更为深刻、全面地理解数字经济的贡献。

   数字之外

   截止目前为止,我们的探讨还是如何用数字来度量数字经济。但不容忽视的是,数字经济所带来的影响,恐怕还远远超出了用数字可以刻画的范畴。

   首先,数字经济会带来生产和经营方式的改变。例如,在传统经济下,市场和企业正如科斯所言的形成了一种“二分”的关系。但在数字经济条件下,既是企业又是市场的新型组织形式——平台却异军突起。在平台的推动下,出现了分享经济、零工经济、众包、众筹等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其次,数字经济会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在传统经济下,我们要购物就要出门,要交谈就要见面或者电话。而在数字经济条件下,所有的这一切都可以在电脑前,在手机旁完成,这一切对我们生活带来的便利是不容忽视的。

   再次,数字经济还会带来思维方式的改变。在传统条件下,我们习惯的是直线型的思维;而在数字经济的推动下,网络思维、连接思维已经悄然植入了我们的大脑。我们在思考时也往往会不知不觉变得更为全面了。

   台湾艺人蔡康永曾说过一段话:“恋爱的纪念物,从来就不是那些你送给我的手表和项链, 甚至也不是那些甜蜜的短信和合照。恋爱最珍贵的纪念物, 是你留在我身上的,如同河川留给地形的,那些你对我,造成的改变。”如果套用这个逻辑,我们或许可以说,数字经济的纪念物,从来不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软硬件投资,甚至也不是那些只能用数字表达的GDP和TFP。数字经济最珍贵的纪念物, 是留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如同河川留给地形的,对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造成的改变。

   (作者系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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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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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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