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桂梅:“总体性世界”的文学书写——重读《创业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8 次 更新时间:2018-04-15 13:2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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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桂梅  
也可以获得某种象征性的阐释:徐改霞的浪漫气息不符合梁生宝的需要,正如在长安十四年的艰苦生活中,柳青一定不无痛苦地一层层褪去自己的知识分子情调[71]。而在第二部出场的刘淑良,尽管她与梁生宝是那样的班配,但这两人的关系更像一个现实的婚姻故事,而褪掉了爱情书写那种令人心悸的浪漫色调。“真正的女主人公”以这样的方式出场,无论如何都可以视为作家柳青某种精神症候的呈现。

   第五组人物是作为领导者的乡支书卢明昌和县副书记杨国华。直到小说第二部,这两个人物才获得了主观叙述视角,这也意味着柳青有意识地在第一部中将叙述重心放在蛤蟆滩,而从第二部开始逐渐上移。在柳青的计划中,还将写到省委书记,“写县城,是不想将作品局限在一个村子,当然,要以一个村子为基础。省委书记是个重要人物,这个人还去过苏联”[72]。视点的上移,意味着小说叙述视野和政治视野的扩大,不过,这两个领导人物的感觉描述,更多是一种自上而下地观察乡村的视角,而对他们作为个人的丰富经历则缺少足够的呈现。事实上,就小说的叙事效果而言,他们更像是主人公梁生宝不断地获得精神和实际支援的“姓共的人”的化身:一方面小说通过写乡委、县委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将合作化运动的内在理论冲突呈现出来,另一方面,这两张活生生的面孔代表的正是党的“正确路线”形象。如果结合柳青在创作第二部过程中遇到与国家政策相冲突这一事实,这两个人物描写的政治指向就更清楚.。

   这些不同的人物(群)构成了《创业史》的文学世界,并通过他们的感觉,写出了这个世界的内在视景和生生变化的流动过程。而在所有的人物中,像“轴承”一样支撑了整个叙述结构,推动这个世界转动并决定其方向的人,则是梁生宝。

   4、“改造世界的人”

   梁生宝是《创业史》的中心人物,几乎可以说,小说中所有人物、事件和矛盾关系都集中在这个人物身上。引出小说主题并以其高度历史浓缩性而为人称道的“题叙”,可以说是一部梁生宝前史;小说开篇部分的各个人物,包括梁生宝的养父(梁三老汉)、恋人(徐改霞)、上级(郭振山)、战友(高增福),都指向他在第五章的出场;此后,小说叙事最重要的四个事件中,正是他组织并带领村民进终南山砍竹编扫帚,解决了贫困户度春荒的资金问题,也正是他从郭县买回的“百日黄”新稻种,为下卷的新法育秧和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他是蛤蟆滩的中心。小说用两章写梁三老汉,也是为表现他和养父在发家创业观念上的冲突,用六章写徐改霞,是为表现他的恋情,高增福、冯有万等贫困户正是在他带领下巩固互助组,郭振山越来越紧张地感到的压力和竞争,也来自梁生宝在村民中越来越大的影响……;他同时也是蛤蟆滩与乡县等国家机构发生直接关联的中介,“党”正是通过乡支书和县委副书记而在梁生宝这里显现为具体的人物形象。更重要的是,正是梁生宝的存在,互助组这一集体化道路新形态才得以在蛤蟆滩立足生根。

   可以说,整部小说都是围绕着梁生宝这个人物展开的。他是改变蛤蟆滩世界的支点和动力。小说有两处直接点出这一点:一处是梁三老汉的不解和嘲讽,“他看不惯生宝这股叱咤风云的劲头!就像他真是治国平天下的人!”;另一处是梁生宝与徐改霞的最后一次约会,在恋情眼看成功的时刻,他提醒自己“没有权利任性!他是一个企图改造蛤蟆滩社会的人!”。互助组以及集体化道路的新生活形态经由梁生宝这个人物而在蛤蟆滩扎根、发展并最终取代过去的旧社会形态。《创业史》用10多个具有主观感觉世界的人物的深度描写,围绕着梁生宝展开的种种关系博弈形态,表现了这个新旧变化的过程。

   但梁生宝作为“中心人物”,是指他在小说主题上的重要性,而不是指他相应地拥有同等分量的叙事篇幅。以他为叙述视角的章节只有五章,两章写他买稻种、分稻种和准备进山,一章写他进山前与卢支书、杨副县长的谈话,一章写他在山中砍竹,一章写他如何处理互助组的退组和重组。在占据很多篇幅的与徐改霞的恋情中,主要是从徐改霞视点写对他的思慕,而在与养父的冲突中,矛盾也并非由他解决。对他的表现主要从侧面、由人们对他的关注、谈论和理解组成,而并不直接表现为他作为行动者的情节叙事。严家炎因此在那篇著名的批评文章《关于梁生宝形象》中,评价这个人物形象不如梁三老汉那样成功,而表现出“三多三不足”的缺点[73]。李希凡在评论文章中也认为梁生宝没有被写成一个“‘传奇性’的英雄”,而是由“朴实的行动、朴实的内心生活”构成[74]

   柳青在针对严家炎的回应文章中,解说这涉及如何理解合作化运动作为一场“革命”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由此应当采取的相应叙事形式。特别是梁生宝作为英雄的品质,一方面指明梁生宝的政治思想源自“1952年冬天的整党学习”,同时强调“我要把梁生宝描写成为党的忠实儿子。我以为这是当代英雄最基本、最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他所做的一切表明“是指导互助合作运动的党成熟了,而不是梁生宝成熟了”[75]。在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王维玲的谈话中,柳青曾详细解说梁生宝的个性,概括为“听话”、“用心”、“有耐性”和“务实”。同时又说:“《创业史》也是我自身的经历,我把自己体验的一部分和我经历过的一部分,都写进去了。生宝的性格,以及他对党、对周围事物、对待各种各样人的态度,就有我自身的写照”[76]

   在这些解说中,包含了几个层面的问题。其一是“党”和“英雄人物”的关系。这里不是用英雄人物来表现党(比如文革时期的“三突出”,通过英雄人物的等级关系来构建党的视觉形象),而是将英雄人物视为党的“媒介”。这种媒介性一方面表现为党的政策是以理论的形式为英雄人物所理解,并转化为其意识与行动;与此同时,英雄人物表现出某种非自足性,即他并不是“自发地”理解了党的政策和理论。小说展示了梁生宝“如何”理解党的政策和理论的心理过程。比如进山前,他与卢支书、杨副书记关于合作化运动如何看待贫雇农和中农关系的谈话,比如山中砍竹时,他如何领会“改造农民的主要方式,恐怕就是集体劳动吧?不能等改造好了才组织起来吧?要组织起来改造吧?”事实上,梁生宝确实并非叱咤风云的行动派英雄,他更多地耽于沉思,而思虑的内容则是如何将抽象的政治理论与具体的生活形式连接起来,并使其成为自觉的政治意识。很大程度上,这与卢卡奇所讨论的“阶级意识”有诸多相通之处,其要点在于阶级意识的获得,到底是“自发的”还是“逐渐被赋予的”。卢卡奇区分了“无产者实际的心理意识”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认为前者并不会自发地导向后者。他写道:“阶级意识不是个别无产者的心理意识,或他们全体的群体心理意识,而是变成为意识的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这种感觉总是要在眼前的局部利益中变具体的”,又说:“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要超越现存的社会,作为这一历史使命基础的意识结构造成了这一意识中的辩证分裂。在别的阶级那儿,表现为阶级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对立,表现为个人行为及其社会结果的对立,因此表现为意识的外部界限的东西,在无产阶级这儿,则作为眼前利益和最终目标的对立被移入到无产阶级意识的内部”[77]。“党”作为“阶级意识”的化身,并不是权威而封闭的组织,而是其总体性的代理人,因此卢卡奇说“党不存在,党在生成”[78]。

   “党”和梁生宝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为梁生宝的半主体性,即他不能自发地生成并提出党的理论和政策,另一方面当他将党的理论和政策转化成自身意识的内部构成时,他就代表党在行动和实践。从这个层面,柳青称梁生宝是“党的忠实儿子”,正在一种有意无意的父子关系比喻中表明了这种半主体性和阶级意识的由来。而只有当作为行动者和实践者的梁生宝将党的理论和政策转化为自身的意识构成,“党”才真正存在,并且作为实践主体改造世界。

   这个“改造世界的人”,他在心理意识和经验世界中是一个独立体,同时在阶级意识和理论世界是一个“崇高客体”的化身。追问这一“崇高客体”最终现实所指,同样是问题的关键,因为这种“崇高客体”的空洞性是否是“极权政治”的根源,这正是80年代中国“新启蒙”思潮中的提问方式。《创业史》中并非没有涉及类似的问题。真正重要的并非梁生宝的合作化运动是否源自国家政策,而是他如何理解这一政策。展示他理解的意识和心理过程,就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化过程,因为他是通过结合自身经验和“局部利益”的理论思考而将政策转化为一种理论性的主体“意识”。同时,当从梁生宝上溯到乡支书和县副书记,他们关于合作化运动主体的争论,小说中提及他们最终依据的文件,并不是《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这一政策性文本,而是毛选中的《矛盾论》这一理论文本。这意味着他的“半主体性”并不是主体意识的丧失,而是源自将主体“对象化”的同时所获得的超越了个人化主体的更高阶级意识。

   简而言之,《创业史》关于梁生宝的表现方式,源于他的“半主体性”,即他并不是他自身(而是“党的忠实儿子”),同时他大于他自身(当他获取阶级意识时他就是“党的化身”)。当柳青强调说,英雄“不能决定社会发展的趋势,而是他们自己顺应这社会发展的趋势而出现”时,他也正是在论及同样的问题。决定英雄之为英雄的不是其“传奇性”或“叱咤风云”,而是他顺应了历史之“势”并成为了新势能的化身。这“势能”决定着历史的走向,也意味着不同力量汇聚于一个中心点,并通过寻求其肉身形态而在具象世界中展开行动。

   梁生宝可以说是势能中心点的一个化身。他是小说中十多个具有主观叙述视角的人物得以发生思想感情变化的一个支点式存在,占据着思想的制高点位置。他是一个置身于生活世界又连接理想世界的人物,他的存在不完全是经验性的,同时也包含了理论性。梁三老汉作为“小农意识”的化身,完全是经验性的存在,因此他的形象具有严家炎所说的“丰满”;而梁生宝作为“无产阶级意识”的化身,则是“革命现实与未来理想之间的枢纽”[79],是一个半经验性半理想性的存在。这也就意味着他是作家在“对象化”的过程中,既需要从生活实践中获取“生活的真实”(如《皇甫村三年》写到的王家斌原型),又需要包含作家本人的“理想”(理论)素养和认知投射的人物。而其作为理想形象的具体内涵,当然最终指向作家自己在对象化过程中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也可以说,作家的精神高度决定了理想人物性格和心理的高度。所以柳青说,“生宝的性格,以及他对党、对周围事物、对待各种各样人的态度,就有我自身的写照”,正是这种精神实践的结果。

  

结语


可以说,《创业史》是一部深谙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精髓的小说。从小说与社会现实的关联性这个侧面,它塑造了一种政治元叙事的主题形态,并通过具有纪实性政治经济学内涵的情节构成,来展示从“社会主义革命”高度所理解的合作化运动文学叙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谓“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也正表现在这一方面;从文学世界及其叙事形式的构建这一层面,它创造了从多个人物的主观视角出发展开叙事并推动情节发展的表现手法,同时通过活跃于文本内外的叙述人的存在,沟通文本世界与现实世界,以达到“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这一目的。而这两个面向能够统一起来的关键,则在作家主体在生活、理论、艺术这三方面素养所达到的精神高度。柳青曾提出“作家的三所学校”[80],并对马克思的“对象化”理论,即“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也用一切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有深刻理解。他不仅将“对象化”理论实践于作家主体的思想改造,真正做到“在思想感情上与工农大众打成一片”,而且将其实践于文学创作实践中,即“不仅作家的五官感觉对象化,而且包括精神感觉对象化的功夫,决定艺术对象化的程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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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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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争鸣》2018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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