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桂梅:“总体性世界”的文学书写——重读《创业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8 次 更新时间:2018-04-15 13:2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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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桂梅  
总体性地创造了一个源自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文学世界。

   3、“史诗”:“感觉”视野中的总体世界

   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元叙事追求,使得柳青对于合作化运动的书写必然采取“史诗”的规模和形态。这一方面意味着小说所写的并非某些特殊的事件和人物,而试图总体性地呈现合作化运动的普遍历史过程,多卷本长河小说形态表明的正是“历史”与“叙述”之间的直接互动[63];同时,借助文学叙事,历史的总体性和完整性也得到了具象的展示。卢卡奇曾将“史诗”这一叙事形态视为现代社会在宗教崩解之后,对作为有机社会的完整世界图景的一种重构,这一世界的有机性表现为人物存在和价值的统一[64]。如果说现代社会意味着人的主观价值与客观存在之间的分裂的话,那么“史诗”要在更高的层次上修复世界的完整性。这种理论设想与柳青的“对象化”理论有着内在的契合之处。“史诗”世界的完整性建立在一个宗教的支点上,即上帝的存在创造了世界,而世界则表现了上帝的神性。柳青的“对象化”理论的终极实践者其实是作家,他通过进入对象世界而将生活现实转化为作家主体的精神构成,并通过他的文学书写创造一个包容了现实和精神的总体性世界。在这一意义上,“作家”是真正的“上帝”:他创造世界并表现世界。这种在作家、对象和文学三者之间形成的有机世界统一于“感觉”,这是一种主观存在也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价值与存在的辩证统一。也可以说,正是借助“感情的辩证法”,柳青赋予了《创业史》的文学世界以一种史诗的完整性和有机性。

   “感情的辩证法”包含了感情、思想和行动的辩证转化过程,它有明确的“理论”动机,但并非阶级斗争或合作化运动政策的观念演绎,而是另一个在更高层次上呈现出理论所指向的“总体性世界”的具象性存在。这种“具象性”统一于“人物的感觉”,因为正是在人物的感觉视野中,生活和世界保持了其“活生生”的原生态和复杂性。同时,因为柳青并非一般性地记录或再现生活世界,而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理论意识中再现并构造社会运动的内在视野,因此这个世界必然打破它的封闭性,而具有朝向现实世界的开放性和实践性。

   《创业史》在叙述视点上的一大特点,是小说中被赋予感觉视角的人物,并非仅仅主人公及作为反动力量的反对者,也并非第一人称式的见证者或记录者视角,同时也不是由隐藏自身行迹的叙述者“全知全能”地客观呈现世界。其独特性表现在,《创业史》赋予了多个人物以主观感觉视角。在小说涉及的50多个人物中,表现了其主观视角和心理过程的,共有17人。这使小说的叙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厚重与复杂。“写出人物的感觉”意味着小说中每一个被赋予了叙述视角的人物,自身都是一个完整的小世界,他们透过自己的主观视角来理解客观世界并采取行动,客观世界的面貌就表现为多个主观小世界的碰撞和关系的消长,直至其中一种具有“真理”性的视角取得主导地位。这也是柳青所谓“写新旧事物的矛盾”。这样的小说世界是一个具备充沛“多元性”的复杂构成,其丰富程度不仅50-70年代追求概念化政治主题表达的小说无法比拟,即便与“新时期”借鉴“意识流”、“现代派”手法的小说实践(典型如戴厚英的《人啊!人》、赵振开的《波动》等)相比,也有无可取代的独创性。从诸种人物的感觉世界及其碰撞关系中写出历史的新旧转化过程,表现了柳青对“走集体化道路”这一理论认知的充分自信和深刻理解。人物并非理论观念的面具和符号,而获得了感性的肉身形态,这使其与那种图解政治观念的小说完全区别开来。

   《创业史》的另一大叙述特点,则是叙述人的活跃。不同于一般现实主义小说尽量隐藏叙述人的痕迹,这部小说中的叙述人几乎现身于每个时刻,他对小说人物的心理和行动发表意见,做出评判,抒发感情[65]。但这个叙述人也是一个无法指认的形象,他不是“我”也不是任何一个小说人物。一方面,他了解小说中的所有人物,在这一点上他是“全知全能”的,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是一个站在小说世界的“外面”而又出现在小说文本中的人。可以说正是这个人物的存在,打破了小说文本的自足性,他直接引导的是读者的阅读效果和价值评判,使得小说的叙述不是客观的记录或再现,而是充满感情和认同的指向性引导。显然,这个叙述人的存在打破了小说文本的边界。这是作家柳青直接现身于小说文本的方式。他一边扮演着多个角色,同时又忍不住对每个人物发表议论,从而打破小说的封闭性,而使其敞开向现实世界。正是这个叙述人的存在,使得每个拥有自己主观感觉视角的人物都表现出他们的有限性和某种间离感。戏剧大师布莱希特曾反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封闭表演体系,而强调要打破“第四堵墙”,让演员直接在舞台上与场下的观众互动[66]。很大程度上,这个叙述人的存在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他高于小说人物,他懂得所有人物也知道他们的好坏优劣,他唯恐读者误解了文本的意思,忍不住越过文本直接与读者对话。这使得读者阅读小说世界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孤独地自我体认的过程,而仿佛与这个叙述人一同在阅读在感叹在评判。这与其说是一种教化读者的冲动,不如说是作家在进入写作状态的时刻再度“对象化”:他充分地意识到他在“写作”“他人”的故事,作家与这个文学世界的距离使他清醒地意识到对象化的限度而忍不住发出声音。正是这种“声音”的在场,暴露了作家的存在,使小说世界不再是封闭的存在,而变成了一个小说文本、叙事人(作家)、读者情感交流的场域。

   活跃的叙述人的另一种功能,是使具有感觉视角的人物不再具有一般现实主义小说所展现的充分自主性。叙述人评价议论每个人物的心理和行动,从而使这些人物不得不纳入到一个共存的世界整体关系中。而正是这种实际存在的人与人的关系,是阶级斗争的实质性内涵。从多个人物的感觉世界这一角度来表现阶级斗争的具体转化,既保留了理论的丰富性,同时也呈现出了世界的总体性和丰富性。如果说“史诗”要求同时保留“史”的普遍性和“诗” 的具体性,那么《创业史》这一叙事形式则是这种文体的成功实践。

   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分析,可以看出小说在总体叙事上的意图与效果。这些人物从其社会类型可以分为几组:

   其一是以梁三老汉为主的普通农民序列,还包括梁大老汉、王瞎子、生宝娘等,他们仍沉溺于小农意识,相信可以通过个人的勤劳发家创业。同时基于个人思想品性的差别,他们又表现出不同的思想感情状态与变化过程。梁三老汉虽然在发家方式上与养子梁生宝存在着尖锐的分歧,但他“心可正”,一旦意识到梁生宝道路的合理性与在新生活中得到的“尊严”,他就完全转向儿子这一边。小说写出了他对梁生宝的“怨恨”情绪如何化解的全过程,展示的是“小农意识”如何从内部自我说服而非从外部强制性瓦解。尽管第一部中梁三老汉的思想疙瘩得到完满解决,第二部中的他仍旧并不完美,种种小农意识的残余使他总是把合作社的创建看成是“儿子的事业”,而无法完全懂得“新生活”的真正意义。不过这也正是“小农”精神状态的生动展现:他们生活方式和心理格局之“小”,使其需要在种种切实可见的利益考量中艰难地与新生活磨合。他的正派、善良又与梁大老汉的吝啬、顽固形成了对比。事实上,梁三老汉对养子的怨恨与梁大老汉如何看待他的大黑骡子,在根本逻辑上并无差别,都是基于私念的利益逻辑。是梁生宝对养父的忍让与回护,以及卢乡支书、杨副县长和村人们的尊重,使梁三老汉得到了做父亲的尊严和社会荣誉感。不过,梁大老汉却无法从大黑骡子那里得到相应的回报。这样的文学再现表明柳青从未对小农意识的改造作过度理想化和简单化的理解,他关于合作化运动的“自愿、互助、增产”三大原则,事实上正是在尊重小农个人意识的前提下提出的。

   第二组人物是中农郭世富、富农姚士杰和蜕化干部及新中农郭振山。他们的共同之处是为维护个人私有财产已具有不同于普通农民的“资产阶级”意识。一方面不择手段地累积个人财产成为其内在动力,同时在占有财产的过程中将他人视为物化对象而不予尊重。如果说小农意识仍旧遵循着“独善其身”的道德逻辑的话,那么这些人则可以为了累积个人财产而破坏、损伤乃至消灭他人。这也正是资产阶级基于资本逻辑的贪婪性与残酷性。小说写到郭振山的私心与对梁生宝的嫉妒,写到郭世富的胆小与狡诈,写到姚士杰的残忍和仇恨,从而赋予同一阶级意识的不同表现形态。在60年代的“阶级斗争文学”中,这些人物大都被做了漫画式处理,基本不赋予其自足的主观意识和心理过程,但《创业史》却生动地展现了这一阶级意识的主观形态和心理过程。特别是郭振山从革命干部到新中农的心理蜕变,做了极其丰富和生动的描写。他既拥有干部身份的权威,又以劳动致富的方式快速地累积了资本,同时还保有在蛤蟆滩的能人威望,正是这样的人而不是过去的富农和中农,成为最顽固也最有力地阻碍合作化运动的反对势力。因此,小说将他塑造为梁生宝最强大的对手,并以两人的冲突转化关系作为小说叙事的主轴,体现的正是柳青对中国农村现实状况的深刻洞察。也是在这一点上,《创业史》可以说更为准确地阐释了“资本主义”的含义。如果说赵树理和周立波的小说主要是在“事件”的层面叙述合作化运动,而此后的浩然是在“阶级斗争”的观念层面阐释合作化运动,那么《创业史》则因其对反面人物的内在感觉和心理活动的深入揭示,展示的是“资本”之为“主义”的真实含义。这也使得小说相关的描写,即便在合作化运动成为历史的今天,仍有值得解读的丰富含义。

   第三组是作为贫雇农的高增福,相关的人物序列还有冯有万、任欢喜、任老四等。小说多次赋予高增福主观视角:他因贫穷而有的忧愁,他的正直、拘谨与本分。事实上,他是小说中仅次于梁生宝的人物。正是他的处境代表着一无所有的贫雇农为何必然地要走上合作化道路。这一方面意味着他无法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变贫困状态,是农村新的两极分化中最有可能再度丧失土地的人群,另一方面他保有着劳动者的自尊和敏感,并对这一因经济地位决定的阶级处境有着自觉的认知。可以说,他代表的是贫雇农自发地走合作化道路的阶级动力。他是梁生宝真正的左膀右臂和最有力的支持者。但同时小说也写到他作为农民的拘谨和自卑。特别生动的是,正是过去的兵痞、真正的“流氓”白占魁的鄙视和捣乱,使高增福无法真正获得相应的权威和自信。与“当代英雄”梁生宝相比,他仅仅是“农民”,尽管有强烈的阶级认同感,但他还需要更多的阅历和磨练,才能真正独挡一面。他的“无产阶级意识”与其作为“农民”的现实经验之间的张力和自我怀疑,一方面切实地写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在乡村社会发生的动力土壤,另一方面也写出了农民转化成“无产阶级”的必要的意识提升和自我改造过程。在这一点上,高增福也是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人物形象,而非仅仅是“贫雇农”的阶级观念图解。

第四组人物是徐改霞、梁秀兰和刘淑良。其中徐改霞对梁生宝的爱慕、思念和犹疑心理,成为《创业史》第一部最为华彩的段落。从这一人物的主题叙事功能上,柳青并未赋予她相应的政治意义,而仅仅是为了表现郭振山和梁生宝思想冲突关系的一个“棋子”[67]。但尽管如此,柳青也从未想过要“删除”掉这个人物形象。无论柳青如何解说这个人物,对她情感和心理的生动书写,或许更准确地呈现的是与“政治”不同的“生活”面貌本身。徐改霞身上的“知识分子气息”和“浪漫色彩”,与其说出自陕西乡村特别是作为文学世界的“蛤蟆滩”的现实构成部分,不如说那更是浪漫主义文学和柳青个人趣味的一种呈现。这一方面表明了柳青对“生活”本身的尊重,另一方面更可能是作家柳青精神气质的投影。柳青曾与路遥谈及在徐改霞身上投射了对陕北故乡的感情[68],并在文章中说:“我写她时,经常想到我国民歌中情歌所表现的丰富情感。问题是她的天资、气质和教养,是否协调,并且形成统一的性格”[69]。如果作家对这片土地的情感认同落实在徐改霞身上,那么应该说徐改霞是一个带着作家“精神胎记”的人物,正如丁玲曾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以同样的方式写了黑妮这个游离出阶级叙事的人物形象[70]。同时,徐改霞与梁生宝的不成功恋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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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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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争鸣》2018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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