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新自由主义的十大考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09 次 更新时间:2018-04-12 23:47:49

进入专题: 新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  

朱富强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基于本体论、起源学、演化史以及经验数据等方面的学理性考辨不难发现,号称普世价值的新自由主义实际上嵌入了深深的政治性动机、口号化抽象以及实用性政策。首先,就自由的内涵而言,它是历时性的而非普世性的,自由的内涵一直在发展、丰富和转换,从而不能以普世而先验的政治经济哲学观来定义自由;它是制度性的而非个体性的,自由本质上只能是一定制度约束下的自由,从而不能打造成脱嵌于具体社会关系的个人主义形态;它是使然的而非天然的,自由根本上源于特定时空下的社会选择,从而不能被等同于天赋人权的绝对律令。其次,就自由的演进而言,它具有社会的而非生物的特性,自由演进体现出一个人为选择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从而不能被视为不断进步的自发过程;它呈现出复杂化而非简单化的趋势,自由的内涵在演化中不断丰富和多元,从而不能被简单化为普遍而单一的标准;它在否定之否定的发展中孕育出两类新自由主义,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new liberalism具有更丰富内涵,而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neo-liberalism则出现了简单化的返祖。再次,就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政策而言,它将市场经济视为人类社会的最佳形态,并积极倡导和推行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华盛顿共识”,但迄今为止的实践效果远不能说是成功。最后,新(古典)自由主义根本上是一种意识形态而非科学认识,它服务于富裕的工商阶层及其政府并得到它们的资助和传播。由此就可以获得这样的基本论断:在维护社会个体的独立、基本权利的保障、对适宜生活的追求以及社会的宽容和谐的层面上,自由体现了人类社会的一项普世价值;但就流行的新(古典)自由主义而言,它已经被赋予了特定内涵而蜕化为实现特定政治目的的工具。

  

   关键词:自由;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意识形态;普世价值

  

   一、引言

  

   自启蒙运动以降,自由主义就成为西方社会根本性的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进而也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基础。因此,即使在凯恩斯主义如日中天之时,西方国家也依然存在众多坚守自由主义思潮的学术中心,如英国的伦敦经济学院、美国的芝加哥大学以及德国的弗莱堡大学等,进而以这些学院为中心发展出了货币主义、供给主义、理性预期、公共选择、奥地利经济学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等经济学流派,它们共同构成了广义上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同时,20世纪70年来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解体以来,欧美资本主义列强致力于向全世界推广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范式,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以“三化”为基石的“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的基本政策包括,严格控制预算赤字的财政纪律、遵循经济收益原则的公共开支、扩大税基而非税率的税收政策、由市场决定利率的金融自由化、统一的竞争性汇率、基于低水平统一关税的贸易自由化、通过国内外公平竞争以促进外国直接投资、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限制竞争的规制措施以及建立合法制度来保护产权等。

  

   然而,进入21世纪后,新自由主义以及“华盛顿共识”推行的政策却遭到普遍的失败:不仅拉美诸国几乎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卡住于转型”;不仅全球收入差距在急速拉大,而且很多国家都爆发出颜色革命和动乱。相应地,新自由主义以及“华盛顿共识”也就招致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反对,甚至在欧美发达国家也出现了越来越强烈的反思和批判之声。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国采取了有别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并获得了相当的成功,相应地,众多世界级经济学家都致力于探究中国崛起的“秘密”,由此还诞生出新的比较经济制度分析思潮。尽管如此,相当大的一批中国经济学人却依然顶礼膜拜于新自由主义的思维和信念,在政策上则主张以“三化”为社会改革的根本目标,并以此来审视和批判时下出现的各种社会经济现象以及推出的各种社会经济措施。但问题是,基于新自由主义的“三化”政策果真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和福利提升这一基本经济目标了吗?

  

   同时,新自由主义者竭尽能事地把自由鼓吹为普世价值,但他们果真洞悉了自由的真正内涵了吗?新自由主义者极力宣扬不受干预的市场自主行动,但他们真正了解新自由主义所嵌入的价值取向吗?新自由主义者致力摧毁社会等级和各种组织,但他们所推行的政策能够推动自由的实质发展吗?新自由主义者极力推崇人性的多元、人格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但市场经济的偏盛能够促进人类个体发育而成为能动的全面自由人吗?事实恰恰表现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权利的普及,社会个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似乎并没有多少实质性提高,反而陷入马尔库塞意义上的单向度状态;同时,社会大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以及相应的话语权也没有什么实质性增进,反而滋生出诺尔-纽曼意义上的“沉默的螺旋”现象。有鉴于此,我们就需要重新审视和反思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及其潜含的内在问题。一般地,拷问可以从三个层次展开:自由的本质内涵如何?自由主义的演化路径如何?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实践如何?同时,在每一层次上,我们还可以从不同维度进行剖析。为此,尾论基于三大层次以及十个维度对时下甚嚣尘上的新自由主义作一系统的逻辑拷问。

  

   二、自由是普世性的还是历时性的

  

   对自由以及自由主义的讨论,首先要理解其内涵,进而给出一个相对清晰的概念界定。那么,我们如何界定自由一词呢?新自由主义者往往以普世而先验的政治和经济哲学观来定义自由,这包括倡导个人主义的行动和思想自由,推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支持全球性的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维护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构建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崇尚多元开放的社会秩序,主张不干涉私人行动的守夜人政府,等等。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存在一种最佳的生活方式,这就是自由主义制度作为一种普遍原则得到应用,从而也就是简单的并且永恒不变的生活状态。相应地,在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中,这种简单化的自由主义源自于一种经济人假设的理性共识,它认为理性个体间的互动可以导向帕累托最优状态。格雷写道:“像诺齐克这样的自由派自由主义者相信,正义要求有一个普遍的经济体系。对他们来说,财产权和契约并不是社会性的和法规性的传统——根据人类幸福不断改变的要求,这些传统完全可以是不同的——而是普遍人权的直接应用。不仅仅是现代经济缺少了良好运作的市场制度就不能繁荣。更确切地说,市场制度体现了无时间性的正义要求。”[1]

  

   然而,新自由主义的这种简单化定义却无视“自由”一词的内涵随人类需求提升而变动这一事实:人们在不同时期所受的奴役和压迫的主要原因和内容往往是不同的,从而导致自由被赋予的内涵也就存在差异。因此,对自由的界定根本上要从本体论着手,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就首先体现在社会个体不受他人的干涉和支配,这包括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也即,这种本体论意义的自由主义包含了两大内容:(1)政治上要不受支配,人人都享有同等的选择权、被选择权以及受教育的权利;(2)经济上要不受剥削,社会应该采取一定措施降低财产权利的集中以减少相互间的剥削可能。同时,在不同时空下,政治上的支配和经济上的剥削之间的主导关系存在不同:一些情形下是由政治上的支配而形成经济上的剥削,另一些则是由经济上的剥削而上升为政治上的支配。进而,不同时空下的压迫和剥削形态及其主要力量来源也就存在明显差异,这导致不同时期的学者赋予自由的内容也存在明显不同。这样,无论从内涵还是外延上看,自由本质上都体现为一个发展性概念,它往往与特定时代的诉求联系在一起。

  

   自由的发展性可以从起源学上作一考察。一般地,现代自由主义发轫于启蒙运动时期,它当时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经济关系主要依附于政治关系,而政治关系又体现为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因而人们的不自由状态就根源于由等级制度决定的出身不平等。相应地,此时财产权利的集中以及相应的经济上的剥削根本上源于政治权力的不平等及其带来的政治上的支配,而人人平等的法律则是对政治权力的否定,水平互动的市场竞争则有助于促进经济权利的进一步分散。同时,直到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成型之前,经济权利的平等和政治权利的平等这两者在西方社会往往难以兼得:要实现其中一个,就必然会牺牲另一个。有鉴于此,古典自由主义就旨在破除封建主义中先天由政治地位决定的人际不平等,把作为社会平等成员的公民权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的政治权作为主要追求目标,而对社会经济权利的追求则不是关注重点,或者简单地诉诸市场竞争。

  

   正是基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古典自由主义发展成为政治上的平等及经济上的差异寻找和提供哲学依据:它以不可剥夺性个人权利来论证个体政治自由,以自由支配性财产权利来论证经济上的不平等。同时,为了强化对私人领域的保护,古典自由主义不仅诉诸天赋人权来摆脱国家和强权的束缚,而且将对财产自由的维护作为政策核心。其原因在于,人类个体几乎所有的其他能力都与财产有关,无论是政治上的自由还是思想上的自由都首先需要有经济上的独立和保障。事实上,18世纪的西方世界之所以孕育出民主政治,根本基础就在于形成了一个独立于政治的市民社会;同时,市民社会作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个体之联合,它根本上是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进而通过维护其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性而建立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私有财产不仅为人类的个性发展和道德行为提供了前提条件,而且是确保实现个人自由的必要条件,进而,私有财产的保障就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石。

  

   有鉴于此,尽管“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只体现为“自由”的一个维度,但它在古典时期却具有根本重要性,从而也就成为早期自由主义纲领的硬核。也正是基于私有财产保护原则,古典自由主义者大多反对政府干预和经济管制,而推崇市场竞争和自由贸易,并将自由市场初次收入分配以及由此衍生的社会分化视为合理现象。拉斯基就写道:自由主义“追求的自由并不具备普遍性,因为它在实践中只维护那些要捍卫财产的人。几乎是从它诞生之日开始,自由主义就试图限定政治权威的权力范围,用宪法原则这个框架限制政府事务。因此,它始终如一地努力,试图创立一套制度,保障国家不再用权力去侵犯个人的基本权利。但是,在这些基本权利的运作中,它却一次又一次更迫切地努力去保护私有财产的利益,而不是保护那些除了劳动力之外别无他物可以出卖的人的要求和利益。”[2]

  

然而,受物质文明和金钱理性的激发,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个体致力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将会引致功利主义的偏盛和物欲的膨胀,进而导致伦理生活的解体或明显的反伦理倾向,乃至一切物品(土地、资源以及劳动等)都被商品化。同时,市民社会在进行市场交易活动中依据的是力量原则,这将产生出有利于强者的收入分配;进而,马太效应进一步将收入分配推向两极化,由此就衍生出日益严重的贫困化现象。这样,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内在缺陷的暴露,随着社会权利的拓展以及人们对社会正义认识的深化,为了适应新的需要和新的社会形势,自由主义的关注内容和重点就开始从政治领域向经济领域拓展。此时,公民权的含义就不仅指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宗教自由等基本人权,也不局限于投票等政治权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朱富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新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思想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9417.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6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