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恩 张振 温铁军:“铁钩”与“豆腐”的辩证——对梁漱溟20世纪50年代思想张力的一个考察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35 次 更新时间:2018-04-03 02: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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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恩   张振   温铁军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本文从梁漱溟提出的“铁钩”与“豆腐”这一比喻切入,结合梁漱溟20世纪20—40年代的思想、实践脉络及50年代的历史背景,梳理了他在50年代的三次思想转变,进而指出,“铁钩”与“豆腐”的辩证关系是贯穿于梁漱溟思想脉络中的重要母题。该视角有助于把握梁漱溟50年代思想转变的动力、曲折与张力,同时其复杂性及与毛泽东在思想观念上的错位和对立统一,也促使我们理解现实状况下中国“建国之路”内在的“双重性”与“独特性”,以新的视野进一步思考乡村革命与乡村建设、激进与改良之复杂关系。

   【关键词】 梁漱溟,20世纪50年代,思想张力

   (梁漱溟与中共)这两条道路虽然在中国是否存在阶级这一革命的根本问题上是相互对立的,但在建立新中国的局面下,却显现出犹如两根稻草被捻成了一根绳子般的协调。

   ——沟口雄三


一、引言

  

   1929年,梁漱溟自广东北上游历,考察各地乡村运动。在其后的记述文章《北游所见记略》中,他提出了一个形象而深刻的比喻:“中国人民好比豆腐,官府力量强似铁钩。亦许握铁钩的人,好心好意来帮豆腐的忙;但是不帮忙还好点,一帮忙,豆腐必定要受伤”(梁漱溟,1929:910)。

   该比喻源起于他对阎锡山治下山西村政建设的参观考察。对于这一声名在外的实践,梁漱溟批评道,要谈乡村改进,根本在于发达生产、解决农民贫困问题,若对此问题无解决办法,则乡村问题即不必谈,“然而大家却都是无办法,而要谈的;要谈就是要钱罢了。山西对此问题,并无办法……所以他的村政,亦是向村民要钱的村政,要钱之结果有二:一是村民厌嫌头痛……二是贫而益贫”(梁漱溟,1929:906)。相应地,土豪劣绅在当时之应运而生则“实属势所必然”(梁漱溟,1929:903)。由此他进一步认为,对于当时以小农经济为主要基础的中国而言,各项建设事业的成本必然主要由农民承担,以致官僚本位下的诸多建设事业,往往如“铁钩”伤害“豆腐”一般,最终沦为“劳民伤财”乃至于“横征暴敛”。①

   20世纪20年代末是梁漱溟通过“乡治”(后来发展为“乡村建设”)探索中国问题的思想形成期,《北游所见记略》带有一定的“思想起点”色彩。他关于乡建运动、农民大众与政权关系的思考,在这篇文章中以“铁钩”与“豆腐”的比喻形象地呈现出来,表现出“制度成本”转嫁给农民的后果。该比喻或隐或现地贯穿在梁漱溟30年代投身乡村建设的思考与实践中,也构成他多次强调乡村建设运动不要“自操政权”的动力之一。

   不过,这一忧虑和挑战也在他亲自推动的乡建实践中深刻地存在。

   就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乡村状况因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与国内政治经济宏观环境的变化而进一步恶化。在这一背景下,梁漱溟于1935年作了题为《我们的两大难处》的演讲。他毫不避讳地指出,由于“乡村运动没有自己的财源”,故乡建运动的头一大难处即为“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他担忧地表示,“如此结果下去,有让乡村工作行政化的趋势——乡村工作变成地方下级行政”。若真如此,那么乡建运动岂不亦成为他所批判的“铁钩”之一部分?面对这一困局,如何在接受政府资助的同时保持自身独立性?他并未作进一步的回答,仅在演讲最后重申“我们要守定社会运动的立场,绝对不自操政权”(梁漱溟,1935b:573-584)。

   梁漱溟的模糊回应与内在矛盾恰可以视作他个人及乡村建设所遭遇的“两难”的某种症候性体现。梁漱溟30年代从地方政府获取经费支持进而领导乡村建设运动,与他20年代末对“铁钩”或主动或被动地伤害“豆腐”的批评之间,构成了值得注目的反差。对他而言,一方面,他拒绝并警惕于政权以“建设”为名而对乡土的实际攫取,因此对“铁钩”与“豆腐”的问题充满忧虑,并与各种形式的政权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另一方面,自下而上且由民间力量操持的乡建运动本身无法产生稳定财源,故难以克服自身的依附性和不稳定性。当自己从一个“观察者”转为“当事人”,面对“铁钩”与“豆腐”的两难,梁漱溟同样充满着困惑与尴尬。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20世纪50年代的梁漱溟再次成为更大建设实践的“观察者”,他又有些什么样的独特观察与思考呢?

  

二、问题的提出

  

   痛感于清末以来国家衰颓、军阀混战和政治纷乱,经过长期思考,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的直接根源在于统一、稳定之国权无法建立。以此为出发点,他发展出自己的建国主张——乡村建设,笃信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方法。与此同时,民国现实政治的太多“建国”失败使他一次次失望,也由此而更加确信自己理论的正确。因此,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梁漱溟的反应比较淡漠,并不认为统一、强大的国家将就此建立。

   1950年,梁漱溟到山东、东北、河南等地参观,并于次年到重庆参加土改,才发现自己梦寐以求几十年之统一、稳定的国家已开始建立,这给他带来极大的冲击。在此期间,他撰写了数篇长文,反思自己在中国革命问题上认识之不足,并阐释中共建国成功所带来的贡献。

   然而,1953年9月,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时刻,梁漱溟与毛泽东却围绕农民工人“九天九地”问题发生了一场至今仍被不断提及的著名论争。到1959年,他却让人“意外”地写作了《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试说明建国十年一切建设突飞猛进的由来》(以下简称《大发挥大表现》)一文,对共产党领导新中国建设取得的成绩重新表达了极大的赞赏。梁漱溟对中共从赞叹到质疑,到再次赞赏,其思想转折背后的理路是怎样的?蕴藏着什么样的历史意涵?

   有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毛泽东与梁漱溟之间的契合之处,并追溯了契合之处背后的宏观历史脉络,强调了理解两人在表面分歧下更深层次的相通性的重要性(艾恺,2011;沟口雄三,2011;钱理群,2016)。在对梁漱溟50年代思想状况的研究上,贺照田以梁漱溟关于中国社会阶级问题的论述为中心,将他20—40年代的思想和在50年代的思想转变相联系,讨论了梁漱溟所提供的问题视野对于我们理解中国革命的意义(贺照田,2011;2012;2013)。吕新雨则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视角讨论了1953年毛泽东与梁漱溟的论争,并指出毛泽东一直在通过各种设想与实践来破解以“三大差别”为代表的社会分化,尝试克服这一现代性悖论(吕新雨,2007;2013)。

   这些研究启示我们:一方面,对梁漱溟50年代思想的考察,应注意到与他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思想实践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应该将梁漱溟50年代思想的曲折性放置于当时复杂的历史脉络之中。

   基于以上问题意识,本文将以1953年梁漱溟与毛泽东的论争及前后思想变化为中心,将之回置于共和国初期的历史语境与政治经济脉络之中,并结合他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思想状况进行分析梳理,以探索一个新的理解视角。

  

三、 梁漱溟式反应:曲折与张力

  

   (一)从“不看好”到理解反思

   1930年,梁漱溟接办《村治》杂志,他一扫过去几年对中国前途问题看不到出路的苦闷,用确定的语气说道:“否认了什么?否认了一切的西洋把戏,更不沾恋!相信了什么?相信了我们自有立国之道,更不虚怯!”(梁漱溟,1930c:13)所谓“西洋把戏”,指“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和“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而“自有立国之道”则指作为建国方案的乡村建设运动。

   他认为,一方面,“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特征使得中国社会和平散漫,未能形成阶级对立之势,因此中国缺乏复制欧洲近代民主政治或苏联建党建国的社会基础。也正是因为缺乏团体生活和阶级对立,才导致“武力没有主体”,演为军阀割据,无法实现政治统一;另一方面,“理性早启”使得中国民族的固有精神高于西方,“以低就高易”而“以高就低难”。在他的思路中,中国问题的解决,应当通过培育社会(乡村)自身的力量而形成新社会构造、建设新秩序,以克服国家的分裂。也即,相对于“西洋把戏”,建立统一、稳定的国权、实现中国民族自救的路径唯有乡村建设运动。

   基于此,梁漱溟与中共在思想见解上“一直有很大距离,就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我还是自信我的对”(梁漱溟,1951a:873),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建成统一、稳定的国权。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梁漱溟尚在重庆北碚。11月末,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相继入川。他看到四野在军事装备和待遇上优于二野,又看到两军在重庆接收物资时发生了彼此争夺的状况,且全国划分了六大军区,颇有割据之势。关于“武力主体”问题及军阀割据再现的忧虑,重新回到梁漱溟的脑海。既有的理论思路,加上这一近距离的观察,再次使得他“信不及中国能就此统一稳定下来”(梁漱溟,1977:443)。

   不过,这一疑虑却在他1950年4月至9月参观山东、平原、河南各省和东北各省后打消了,各地的新气象使他震动欣喜。随即,10月他着手写作《中国建国之路(论中国共产党并检讨我自己)》。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梁漱溟视角里共产党的成功之处,以及他对这些成功之处的理解和解释。

   梁漱溟认为,共产党有三大贡献:一是建立了统一、稳定的国权,二是“引进了团体生活”,三是“透出了人心”。

   对于梁漱溟而言,统一、稳定的国权有极大的意义。在讨论中国出路时,他曾说:“二三十年扰攘不宁,国家法律总是无效、社会秩序几时可得安定,今后仍无把握……非经济问题有办法,中国无办法;但非政治有办法,则经济无办法。”(梁漱溟,1933a:412)也即,中国若要寻求到出路,必须以统一、稳定的国家权力作为前提。在这个意义上,他指出共产党对于“武力”缺乏“主体”问题的贡献在于“从建党入手,再以党来建军建国”,“结合一个团体,以统治中国的武力主体自任”(梁漱溟,1951b:336),由此建成了统一、稳定的国家权力,并避免了割据的再次出现。

   “团体生活”在梁漱溟的思考中一直占有重要位置。晚清时梁漱溟曾积极参与政治运动,但辛亥革命后,“一年一年希望幻灭,直由失望而绝望”(梁漱溟,1951b:341)。他认识到,政治改革失败的根源在于中国人缺乏团体生活的习惯、参与公共事务的政治意识,因此乡村建设运动的动机之一即“在乡村下功夫培养中国人的新政治习惯——团体组织生活”(梁漱溟,1951b:342)。此外,团体生活更意味着一种新社会的可能性——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的垄断与不平等之弊病,达到经济民主化,并且通过生产与分配的社会化而促进政治民主化。尽管团体生活对于他而言是一个很有意味的设想,在乡村建设实践中却遭遇了“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困境(梁漱溟,1935b:573)。然而,此次参观使他认识到共产党真正把自己梦寐以求的团体生活引入到了中国。

“人心”是梁漱溟思想中的一个独特概念。他曾说自己一生主要思考两个问题——“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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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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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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