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莹:全球化进退中的中国选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07 次 更新时间:2018-03-05 00: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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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莹  

   走进2018年,也就走进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最后阶段,当今世界正面临更多的动荡和不安,全球化的进退和全球治理的滞后给世界带来新的不确定性。面对全球化的新态势,中国选择进而不是退,选择深化自身改革而不是固步自封,选择积极参与治理而不是独善其身。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合作共赢的机会,让大家携手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很多国际形势的变化可以追溯到特朗普政府大幅调整美国对外政策,试图从国际责任和义务中有选择地“撤出”,并且在世界贸易上摆出保护主义的姿态,同时将以反恐等全球安全为重心的国际战略转向关注大国竞争。这使得包括美国的盟友在内的国际社会对全球化的未来更加担忧。

   中国的快速成长和对全球化强有力的支持和参与,让世人更加重视。国家主席习近平2017年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表的演讲,向世界昭示了中国继续投身全球化的决心。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引用狄更斯的话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告诫大家“不要放弃信心,不要逃避责任,而是要一起来战胜困难”。

   近几个月,我在德国慕尼黑、俄罗斯索契、意大利罗马等地出席多场论坛,明显感受到来自国际战略界的焦虑情绪。很多人都在探问:世界将发生什么?国际制度是否正在坍塌?人类是否要退回到壁垒割据的时代?中国能为全球化做什么?

  

中国从全球化的受益者成长为维护者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前在中国发生了很多重要的事情,其中包括重新认识外部世界。一个判断就是,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后来邓小平将之总结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

   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最朴素的道理。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后来发生的事世界都看到了:从改革开放之初打破思想观念的束缚做起,确立实践先行的路径;进行农村经济改革,引入商品经济概念,从沿海到内地逐步对外开放市场;上世纪90年代初,进一步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努力向世界各国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经验;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逐步融入世界市场。

   中国最初对全球化的了解和认识是有限的,主要是希望通过对外开放引入资金、技术和资源,借鉴先进生产和管理经验,改善生产能力。大约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人开始更好地理解和全面拥抱经济全球化,更加主动地从世界经济环流中汲取活力。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深刻影响,促使中国自身发展战略与世界发展趋势更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经济全球化为中国带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机遇。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92年到2016年的25年间,中国名义GDP(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年均增长9.6%,扩大了9倍多,2016年达到11.2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位。同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3.2%,居世界第一位。4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扎扎实实推进经济建设,人民付出辛勤的劳动和汗水,也获得了生活水平的巨大改善。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其GDP突破1万亿美元是在1969年,31年后的2000年,突破10万亿美元。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在2000年时达到1万亿美元,14年后突破了10万亿美元,比美国少用了17年。

   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国逐渐成长为世界经济环流的重要枢纽,一方面吸纳了大量原材料、能源、资金和技术的进入,另一方面将大量优质产品输向全球市场。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在不断向价值链的两端发展。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巨大的内需市场,为中国加快优化产业结构和创新的步伐提供了坚实支撑。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一个重要的引擎,1990年中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为2.7%,2013年则上升到20.8%。今天的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中国人民为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生活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然而,代价也是很高的。例如,中国有2.5亿左右的农民工参加城市建设,而他们的背后是大量的留守儿童和分离的家庭。生态环境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治理任务艰巨。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遭遇的两次考验。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在不利的内外经济环境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亚洲国家抵御金融危机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中国在世界经济下行的关键时刻,以负责任的担当,与美国等多国协调合作,在二十国集团(G20)框架内,支持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并参加了对欧洲援助基金。

   可以说,没有全球化,人类财富的积累不会提高这么快,中国也难以实现这么快的发展。中国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成长为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之一,并以自己的能力和方案,反哺全球化和世界。

  

全球化需要完善

但是不可能走回头路了

  

   冷战后世界发展的最重要动力源自经济全球化。全球市场走向一体化,曾经彼此隔绝或者孤立的经济体系逐步敞开,资金、市场、技术、人才、信息全方位扩散,生产资料和生产力在全球范围实现最佳配置,世界经济进入快车道,国与国之间深度依存,合作共赢成为可能。全球化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便利了文明和文化的交融。随着交通、通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地球变“小”、变“平”,知识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流通、共享,人类文明和道德意识进一步提升,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和冲突因素受到遏制,长期的和平环境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空间。

   受益于全球化带来的广泛机会,曾错过工业化而处于边缘的国家抓住机遇实现了赶超。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大力推进外向型经济战略,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缩短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据联合国贸发会数据库统计,1995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流入额为3415.27亿美元,其中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有1177.65亿美元。2016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额为1.75万亿美元,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是6460亿美元,中国吸收了其中的1337亿美元。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逐年上升。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数据还显示,1995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额为3568.89亿美元,其中来自发展经济体的为527.07亿美元,所占份额为14.66%,来自中国的只有大约20亿美元;2016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额为1.45万亿美元,其中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达到3834.29亿美元,所占份额为26.4%,中国贡献了其中的1831亿美元。

   美国有人批评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占了“便宜”,但事实上发达国家获益颇丰。例如,据世界银行统计,从1992年到2006年,美国的经济总量从6.54万亿美元增长到18.57万亿美元,扩大了3倍,而且需要指出一点,这是在1992年经济总量为中国15倍多的基础上实现的扩张。此外,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将低端制造业转移到中国等新兴国家,不仅控制了生产成本,使得他们可以获得廉价的商品,给消费者带来了巨大好处,也缓解了发达国家的通胀压力。

   所有国家都已经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全球化的进程中,国与国之间的利益纠缠和相互依存成为不可否认的现实。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演讲中所指出:“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

   但是,这一轮全球化也暴露出很多缺陷,被诟病最多的是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金融监管缺失。尤其在一些发达国家,由于不同程度的经济降速和产业外移,就业机会流失,中产以下阶层的生活得不到改善。显然,他们没有从自己国家的财富增长中获得应有的份额。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6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按照人类发展指数衡量,全球所有地区的平均人类发展水平在1990年至2015年间都取得显著进步,但仍有1/3的人口生活在低人类发展水平。发达国家也面临贫困和社会分化所带来的挑战,超过3亿相对贫困人口生活在发达国家,其中逾1/3为儿童。

   增长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拿争论比较多的方面来说,就包括一些国家行为和政策的失当,对印钞机的过度依赖、对金融衍生工具的滥用等等,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结构性的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尤显突出。可以看到,跨国公司在全球竞争中获得巨额利润,但一些国家内部二次收入分配的调配能力没有跟上新的需求。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主要经济体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社会负债率快速提升,货币大幅贬值。越来越多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少数人的投机型财富却进一步扩大,激化了社会矛盾。

   随着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世界向信息化社会迈进,机械化、智能化等对普通产业工人有很强的替代性,会进一步推动社会资源和财富向少数精英群体集中,而中产阶级和蓝领工人的机会会受到挤压。未来全球化的驱动力将更多源自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会带来更广泛、更深刻的资源整合,但同时也有可能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发展中国家也会逐渐面临类似的挑战。中国对自身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所将面临的挑战是非常敏感和清醒的,也开始采取一些措施,例如正在加强对职业教育的管理和政策扶植,着眼于加快劳动力结构调整。

   从中国的角度看,全球化需要完善,但是不可能走回头路了。中国主张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当今世界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挑战没有得到有效治理,旧的秩序和机制无法适应环境和应对新的挑战,全球治理能力和机制没有跟上全球化的步伐等。这些年,世界各国对完善全球治理的共识不断增强,行动力也逐步加大。尤其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一起在全球治理上做出了很多积极探索,包括将20国集团升格为领导人峰会,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融资配比和投票份额,在联合国框架下制订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挑战方面,缔结了《巴黎协定》并推动落实。

   但这些还远远不够。一方面,国际社会需要继续做大世界经济的蛋糕,用“增量”解决不平衡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创新思维,改革完善现行国际机制,补充新型公共产品,更多地兼顾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调节全球财富分配机制。各国国内也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对一些新疆域的全球治理需要尽早开启多边和多元对话,在制度建设和风险防范上应该先行一步。

在安全领域的全球治理上,一个成功的案例是在亚丁湾海域进行的打击海盗国际合作。2008年6月联合国安理会第1816号决议授权后,多国海军派出舰队携手护航,至2013年已经明显压制住海盗的疯狂行为。现在索马里国家内部治理也开始走上正轨。亚丁湾护航是中国海军第一次参与国际安全行动,2008年以来安全护送了6000多艘中外船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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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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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总第842期《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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